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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战时音乐文化传播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传播方式与受众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近距离传播与音乐受众,即口传心授的学习者或观看演出的观摩者。在战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坚持抗战,团结抗战是时代的主题,音乐文化现象为抗战服务,战时重庆的音乐文化传播有着广泛性、丰富性、统一性的共性特征。为满足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重庆音乐活动、组织机构、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熟,成为其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重庆战时音乐文化传播

日本帝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共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抵御外敌。同时,共产国际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国际社会用一切方法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反对法西斯战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或统一战线。苏联政府、加拿大以及和平利益受到威胁的英、美、法等国家,逐渐与中国一起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和交流活动,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得不作出迁渝决定,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随即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抗战堡垒。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以机关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阵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都非常重视音乐的宣教鼓舞作用,给予音乐机构、音乐团体以及音乐家开展丰富蓬勃的救亡活动以积极支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得到凸显。1942年1月1日,世界26个联合国家签署共同反法西斯《联合国家宣言》。至此,重庆不仅是战时中国首都,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中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担负着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坚持抗战、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共同战胜法西斯侵略赢取世界和平的伟大历史重任。在这种背景下,重庆音乐文化的情况亟需进行重要调整,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从音乐传播看,其角色处于不明晰状态,音乐娱乐功能比重较大,而教育、认知、审美、鼓舞等社会功能发挥不好,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性认识比较模糊。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重庆的社会环境尽管不时有日军飞机轰炸,但毕竟不是地面部队侵入,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进步,争取到了一致抗战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状态。同时,许多原先在沦陷区生活和工作的音乐人也相继“投奔”重庆。这些音乐素质较高的音乐家与重庆本土音乐工作者共同携手,比较重视发挥音乐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服务的功能,为战时首都音乐传播主体角色清晰化和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音乐传播是一种互鉴的双向传播。传播的是音乐,客体接受音乐后,是对其音乐传导出的情感、情绪的感知,或是以语言(歌词)形式表达出的某种感受和评价。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传播方式与受众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近距离传播与音乐受众,即口传心授的学习者或观看演出的观摩者。抗战时期,由于大批音乐人才和机构的激增,重庆音乐接受者的鉴赏能力和接受范围得以提升,加之共同的政治军事等诉求,促使重庆音乐受众的集体性、统一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在近距离传播过程中凸显。1942年在白沙镇举行的万人大合唱,主席台搭设在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大操场上,传播主体为13所院校的6000多名学生,传播客体包括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近7万人。活动中群情激动,高涨的爱国情绪是其传播效果的最佳体现。再如中华交响乐团在抗战三周年之际,在中央公园广场举行的中国第一次露天民众音乐演奏会,演奏会内容分世界名曲和中国原创歌曲两个部分,3万多观众在异常良好的秩序与热烈的情绪下,沉浸在交响乐团的悠扬旋律中。[1]

二、纸媒传播与音乐受众。此类受众群体受到自身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的规定,带有明显的阶层色彩,主要由音乐工作者、学生、干部组成。音乐信息往往能够在他们的脑海中得到感受、思考、酝酿、沉淀,最终反馈出能够持续较长时间的传播效果。

三、电子传播与音乐受众。广播媒介不受实物限制,能将同一音乐信息同时间、同效率传播到世界角落,受众群体具有广泛性特征。而需要播放设备的广播、唱片以及需要付费观看的电影不仅让电子传播有了经济门槛,也从一定程度体现了接受者的隐蔽性。然而,大众一旦接触到这种具有感官体验的音乐,就会迅速产生直接反馈。

1940年合川“七二二大轰炸”惨案后,“国民侠女”施剑翘(1905—1979)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一元献机”运动。国立二中、瑞山小学师生与文艺工作者一起,在城区举办献机义演,以舞台、报纸、广播为载体披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劣行,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短短4个月,合川各界人士在接受了传播者的思想后,捐款45万元,购买了3架战斗机,献给中国空军,多次与日机进行英勇作战。[2](www.xing528.com)

受众群体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同质的,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于同一音乐讯息也会产生不同的反馈。传播主体影响接受客体,客体接受决定传播主体效能。在战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坚持抗战,团结抗战是时代的主题,音乐文化现象为抗战服务,战时重庆的音乐文化传播有着广泛性、丰富性、统一性的共性特征。

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3]在这些现象中,音乐信息承载着传播主体的音乐意图与音乐思想,与接受者进行“分享”(部分理解)或“共享”(较完整的理解)。为满足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重庆音乐活动、组织机构、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熟,成为其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这些不同的传播媒介,以其特有的传播优势相互补充,在战时重庆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完成了音乐宣传和教化的角色扮演

[1]《中华交响乐团致苏联音乐界书》,《中苏文化》第8卷第5期,1941年,第106—107页。

[2]李天楠:《合川“七二二大轰炸”后发起一元献机轰动全国》,《重庆晨报》,2015年4月22日。

[3]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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