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西南土家族竹枝词与唐代山歌

《隋书·音乐志》说：隋唐时代的南北民歌“新声奇变，朝改暮易”。这是因缘于南北朝以来，以汉族民歌为主的清乐，不断与从西凉、龟兹、疏勒、高昌、天竺、高丽等多族和多国音乐长期交流、融合、演化、发展，而后呈现出的一个崭新的姿态。而且品种也丰富，如元稹说：“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见《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至唐代不仅谣歌杂体盛行，而且有了民间说唱形式，但大致可分山歌和小曲两类体裁。

山歌通常概指山野、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唱的歌曲。但隋唐时的山歌实际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乡间民歌，除乡间劳作歌外，还广指风俗和娱乐场合中所唱的田歌、船歌、樵歌、渔歌、棹歌、采莲歌、采菱歌、祠神歌、踏歌等种种歌谣及歌舞。它们因直接同人们的社会生产劳动、现实生活相联系，所以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顽强的生命力。如前述隋炀帝凿运河造龙舟三游江都，携大批宫妃、歌妓、朝臣百官，还有侍臣、乐工，游乐于运河之上。大批官舫船只漫延二百余里，八百多挽船丁夫运行经年。几百万饥民啼饥号寒，到处“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一首《挽龙舟者歌》，唱出了千家万户的疾苦，道出了千百万人民的愤怨：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引其孤魂日，负其白骨归。

故今见隋代民间歌曲以怨歌居多、以揭露为主。《隋书·来护儿传》中记载一首《隋末长白山起义军中谣》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歌谣原本被封建史家用作渲染隋炀帝时所谓“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甚惮之”的荣公六郎，可却真实反映出对王薄起义军“不畏官军十万众”的无畏精神、无敌气概的称道（笔者注：王薄起义的根据地长白山在今山东邱县境内），歌中“长白山头百战场”，也是起义军发展兴旺形势的历史真实记录。唐末社会矛盾尖锐之时，反映和围绕农民起义军的歌谣亦愈加闪耀出它们的光辉。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录有一首唐代歌谣《诉豺狼》（纥坎曼尔作）唱道：“东家豺狼恶，食吾粮，饮吾血。五谷不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见其讽刺之犀利，且语言描绘形象而精练。

《湘山野录》载钱武肃还乡见父老，“揭吴喉唱山歌”，原以为山歌起于五代，实际却早于五代。李益《送人南归》：“无奈孤舟夕，山歌唱竹枝。”白居易“山歌听竹枝”（《江楼偶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琵琶行》）等描述，表明山歌在唐代已经定名，只因各地习惯不同，叫法也不同。有叫曲儿的，有叫调子的，有叫田歌、樵歌、渔歌的，等等。刘禹锡在连州亲闻目睹了农人田间咏唱田歌的情景，并将它记述在自己的《插田歌》中：“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佇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田间农人轻松诙谐唱和田歌的情景让人如临其境。皮日休《樵歌》诗云：“此曲太古音，由来无管奏”；“一唱凝闲云，再谣悲顾兽”。陆龟蒙《樵歌》说：“出林方自转，隔水犹相应。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称。”可知樵歌为天壤之间峻峭之岭的樵夫伐薪劳作时的歌声，其遥相咏唱的情势何等高亢又合于天然。郑谷《江行》诗中有江南渔歌：“殷勤听渔歌，渐次入吴音。”郦道元《水经注》中记有三峡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贯休《渔父》诗中有洞庭渔歌：“儿亦名鱼鹧，歌称我洞庭。”可知民歌以浓郁的方言乡音表达对乡土、对自然的眷念和热爱。又白居易于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时，曾眼见“水面排罾（zēng）纲”时的渔歌唱和，只可憾乐妓们“繁丝与促管，不解和渔歌”。王禹偁《小畜集·畬田词》云：“畬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辞。”（笔者注：畬（shē）田为农事劳动“烧畬”，即火耕火种：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耕种）又据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广南舂稻劳作时，舂堂中“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百里”。此类劳作歌舞民俗至今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时有可见。

上述李益、白居易等把山歌与竹枝并称，可见竹枝词或竹枝歌是最有代表性的唐代山歌，至今在土家族中还有流行。隋唐间，民间歌曲传入城市。开元、天宝后，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传入城市的民歌在城市歌妓、乐工的手里逐渐定型为一种新的歌曲样式——曲子。白居易的《杨柳枝》诗云：“古歌旧曲君不听，听取新翻《杨柳枝》。”诗人们也竞相采录、润色、仿制，可见民歌不断滋养着文人的创作。较典型的可以刘禹锡发现和自作《竹枝词》为例。

《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项下序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俗，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词》九章，教俚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贬谪生活中，于夔州偶然发现了《竹枝词》，从而对巴楚一带盛行的民间歌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自作《竹枝词》小引中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重庆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由此可知所述的民间竹枝词实为加用乐器伴奏的竹枝歌舞，而且多是以踏歌的形式表现。据《水经注》所记，川东巫溪一带婚嫁时即唱竹枝：“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时，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辞。”又张籍《送枝江刘明府》诗云：“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即隋唐时民间竹枝流传甚广，而从唐人写过的诗篇看，听到、采集并仿作竹枝歌的远不止李益、刘禹锡、白居易等。流传至今的佳作有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语言朴素轻快，双关语运用得极为精巧，民歌的生活气息极其浓郁。明代昆曲家梁辰渔和日人铃木龙所编的《东皋琴谱》（1771年），分别以引用到《浣纱记》剧中和琴歌的方式保存了这首《竹枝词》歌：(www.xing528.com)

竹枝词

竹枝词

皇甫松的“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莲（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应穿（女儿）。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应（女儿）”（《竹枝词》）；孙光宪的“门前春水（竹枝）白苹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竹枝词》）。这两首仿作夹用“竹枝”“女儿”等句中和句末的衬词，实为接唱者所唱的“和声”。至于刘禹锡《纥那曲》所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即多为相同曲调唱多段七言歌词的分节歌形式。据唐人《岳阳风土记》载：“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词，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谓之‘歌场’。”较早一些的顾况也有乡间踏歌盛会的亲身感受：“夜宿桃花村，踏歌破天晓。”（《听山鹧鸪》）及刘禹锡《踏歌行》：“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表明踏歌是可以通宵达旦表演不断的一种民间集体歌舞风俗。又《隋书·琉球传》载：“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及《文献通考》一八四所载得知，踏歌不仅见诸中原内地，而且古代琉球少数民族边地，如西南边陲的“磨蛮”（今云南境内）、“东谢蛮”（今黔东北）、“附国人”（今川西和藏东昌都地区），以及三韩歌舞、三佛齐国乐舞、罗蕃国乐舞、弥臣国之乐、大辽之乐中，皆有踏足而歌、踏地而舞的娱乐民俗。

如《旧唐书》所说：“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即竹枝鼓舞、踏歌一类的民间歌舞往往来自祀神祈福的远古祭祀巫舞、庙舞，是祭祀之后男女相悦的自由娱乐活动。《夔州府志》所载开州的竹枝歌唱活动更为具体：“开州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报赛，邪巫击鼓以为溪祀，男女皆唱竹枝歌。”王维《祠渔山神女歌》诗曰：“坎坎击鼓，渔山之下。吹洞箫，望极浦，女巫进，纷屡舞。”（《迎神》）“纷进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琼筵。……悲急管兮思繁弦，神之驾兮俨欲旋。”（《送神》）古老的迎神、送神仪式上少不了巫女进献歌舞。此类歌舞祀神的活动在巴、渝、吴、楚之地屡见不鲜，如“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李嘉佑《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故王维之《送神》用“骚体”是很自然的。

巴人是今土家族的先祖，来源于春秋时的巴子国，即上古的廪君之国、周时的夔子国。历称廪君夷、西南夷、江北蛮、巴郡南郡蛮、五溪蛮、人、板楯蛮等，与楚人、汉人杂居。唐以前处在不断汉化中，分布较广，但主体部分的聚居地变化不大。故可知巴人竹枝歌来源于楚歌，是“骚体”民歌的衍化。从现存唐诗可知，不少诗人记录过或会唱竹枝歌。白居易的《忆梦得》诗说到“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词”，自注曰：“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他的又一首竹枝仿作唱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歌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进而可知巴人竹枝歌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以愁苦著称，且多在夜里歌唱。顾况所写“巴人夜唱竹枝后，断肠晓猿声渐稀”，也可说明竹枝的夜半歌声足以令人断肠。白居易的另一首竹枝词：“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咽断后声迟。怪来苦调缘何苦，多是通州司马诗。”也是一种苦调，其声之悲凉，反映出其内容的凄苦，且蛮儿巴女的苦怨之声甚至绵延至了宋、明时期。明代郭斐在《和赵子昂十二章词》中说：“旧思串长叶，新愁咽竹枝。高唐遣调角声悲，惆怅到峨眉。”此间的竹枝歌依然是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