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对教育、宗教和艺术的影响

媒介化以及媒介元资本的拓展如何在政治场域外运行? 从这个视角来看，对教育、宗教和艺术领域的审视还不够多，这样的思考尚有一定的猜度性。但它们将显示媒介元资本能给人启迪的范围。

教育是布尔迪厄20世纪70年代聚焦的一个领域，是他的观念广泛应用的一个领域。我们不会期望，媒介对教育的影响与其对政治的影响一样直接。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与全国的民众交流，不像政治那样代表民众，所以教育基本的交流实践不依靠大众媒介或远程媒介。从表面判断，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基本的“教育逻辑”将要和“媒介逻辑”会合，“教育逻辑”不会像政治逻辑那样与“媒介逻辑”会合。然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大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压力下，有些政府试图向市场逻辑过渡，用市场逻辑来刺激和管理学校;英国和澳大利亚就曾这样做。如此，教育政策成为教育社会学家的切入点，他们把教育视为研究媒介影响的一个场域。早期的研究指出，媒介压力在形塑政府的基本政策中起作用，同时形塑着学校、教师与政府政策辩论的冲突空间【83】。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信条背后的跨国压力要求，对布尔迪厄场论以及媒介化的解读使市场化信条超越其原初的国别背景【84】。如上所见，政策过渡还产生了“跨场域效应”的问题;这是场域论难以应对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理解新自由主义之类的政策的宏观结构，这就是一个核心问题【85】。我们要问，媒介与教育的关系可以被视为“跨场域效应”的关系吗? 是媒介元资本概念能阐明的关系吗【86】?

我们要厘清媒介对教育产生的若干类型的影响。姑不论教育实践中的表现格式比如PPT演示文件的作用;它们不可能向我们透露任何独特的信息，不会告诉我们教育里的权力是如何组织的，因为这些格式也遍及商界(它们可以被视为商业逻辑在教育界的推广，而不是媒介逻辑在教育里的应用)。另一个可能性是考察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系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种研究正在德国展开【87】;但那会把我们带进广阔的制度管理问题。至于媒介机构与教育界的关系，更切中肯綮的理解是媒介和教育的界面，因为政府利用新闻报道来拟定、推进和监管教育政策，上文也已提及教育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

这样的媒介效应不涉及媒介逻辑对教育的重要性。相反，主流媒体成了一种空间或论坛，政府借以评判和激励教育界人士，并邀请媒体评判政府的表现(通过指标的实施)，鼓励媒体报道典型的案例供人评判，这是目标和考核方法揭示的典型。反过来，教育界人士可以回应政府或媒体对其表现的品牌;回应的办法只能是让自己的实践进一步全盘接受继续不断的媒介检查。结果就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产生高度政治化和媒介化的教育界【88】，在这里，两种交叉的媒介元资本形塑和约束教育界人士的行为。在事关教育界未来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国家的媒介元资本是教育政策(成功的标准和指标，广域的目标)的制定者，媒体的媒介元资本是“事实”的仲裁者。借用上文提及的荷兰地方官员的话说，政府和教育界人士都要“面向外部世界”。这是否是教育之福倒是极富争议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这需要把媒介压力和媒介元资本嵌入教育的日常实践，远不止是教学活动中采用信息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个权威问题。围绕教育的权威问题，教育和媒介合流。学校和媒介都行使教育功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实际上，流行媒介的“文化教学法”是根基颇深的研究领域【89】。尤为有趣的是，媒介名流用媒介来提倡如何办学。2004年，第四频道高调推出一档节目《杰米的校餐配方》，挑战英国公办学校的校餐质量。节目显示，小预算如何保证更富营养的午餐。这一节目/运动产生政治冲击，这个仿真电视节目格式旨在为英国的学校提供一个不同的“现实”，并主张按照其标准实施。媒介直接参与教学的这个例子针对的是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预算制定者，它说明，学校依靠的符号权威是可以挑战的，源自名流文化的媒介元资本可以向学校依靠的符号权威发起挑战。

这些主题在宗教里如何展开呢? 越来越多的人把媒介视为影响宗教的力量，其作用不仅是形塑宗教表现的方式，而且形塑今天被视为“宗教”的习俗和信仰【90】。宗教机构和媒介机构都利用一种非常通用的符号权力来表现世界【91】。许多学者声称，20世纪的媒介已成为“新宗教”，其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难免失之过简【92】。原则上，我们能看到，宗教能描绘世界，能给一些重要的权威一丝神圣的色彩并成为与国家和媒体并驾齐驱的独特的元资本;不过这样的可行性有国别差异。在有些国家比如伊朗、菲律宾甚至美国，宗教机构很强大、很权威，这样的判断有道理。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宗教权威和国家的宪法是直接冲突的。但即使在伊朗，宗教机构也越来越依靠媒体来表现它们的行为和目的;在媒介曝光的丑闻面前，宗教机构也越来越容易脆弱。另一方面，由于天主教遍及全球的权力，所以它既容易受到媒介揭露的丑闻的伤害，又能在教皇2010年访问英国前后控制媒体的议程。

宗教机构能利用媒体来引起人们对宗教仪式的注意，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觉悟;许多文献对此作了详细的描绘，这方面的文献从媒体储存的符号权力里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93】。尚不清楚的是，宗教场域的威望是否与媒介资本交叉，媒介资本是否自然而然放大宗教威望【94】。有一些情况表明，有人格魅力的宗教领袖的符号资本既包含媒介威力，又包含精神气质;美国的电视布道人毕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贝尼·希姆(Benny Himm)是这样的，伊斯兰布道人尤苏夫·盖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谢里夫·乌斯曼·海德拉(Cherif Ousmane Haidara)、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也是这样的。实际上，营造个人的媒介渠道或流通的顺畅是营造另类宗教权威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博客日益成为公开沉思自己宗教心性的通用工具【95】。事实上，宗教和娱乐共用许多媒介正是改变宗教话语的一个关键因素【96】。结果，如今宗教权威的源头常有一些争议，或被误判【97】。下文即将回头从广义的角度说权威问题: 我们将为谢里夫·乌斯曼·海德拉领导的北非穆斯林的伊斯兰后卫运动(Ansar Dine Movement)提供更广阔的背景，见文本框6.1。

文本框6.1 马里的伊斯兰后卫运动(www.xing528.com)

中非洲(原文如此)马里的伊斯兰后卫运动充分说明媒介在当代宗教变革里的重要作用，也说明媒介化嵌入广阔的过程是多么复杂。这里的描绘依靠人类学家多萝西娅·舒尔兹(Dorothea Schulz)的分析。

伊斯兰后卫运动的领袖是有人格魅力的谢里夫·乌斯曼·海德拉。该运动的阿拉伯语名称是Ansaral-Din(意为伊斯兰支持者)，其马里南部的通用语翻译是Ansar Dine。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初吸引城市下中层阶级，稍后吸收了农村支持者。其增长的大语境是，托马里·杜尔(Toumani Toure)上校1991年政变上台任总统，以及随后的经济自由化和多党制民主。舒尔兹认为，伊斯兰后卫运动不是全球政治伊斯兰的另一个版本，她坚称，我们要将其置于马里社会复杂的权力场里去考察。

伊斯兰后卫运动清楚表明媒介在拓展宗教传播及其场域边界里的关键作用，这里所谓的媒介不是数字媒介，而是指小媒介(Small Media)，即盒式录音机和录像机及广播电台对小媒介节目的播放(Srebemy-Mohammadi and Mohammadi［1994］，Small Media，Big Revolution)。海德拉出生于一个小教派的家庭;他为施展自己的影响而拼搏，但被伊斯兰理事会拒之门外。他利用媒体布道，十分重要，赢得的拥趸者超过了伊斯兰理事会，2000年终于被该理事会接纳。

但正如舒尔兹所示，伊斯兰后卫运动还显示了扩张的力量。就此而言，两个关键的语境因素是: 马里这个国家的社会权威有两个关键的弱项(比较Mbembe2001论“后殖民”)，有权势和威望的宗教世家少，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时期才归化伊斯兰。海德拉的吸引力多半在于他是公认的“道德看门狗”(Schulz2006: 137)，他是特别有效的宗教诠释家。他刻意避免议论政治，只从道德的立场予以批评。此外，他通过伊斯兰后卫运动提供国家不再承担的社会服务。由此可见，该运动不仅显示媒介化进程，而且显示大范围权力场的斗争，互相竞争的宗教权威和媒体权威进入弱势国家留下的空间。至于这是否就是社会领域里实际的民主化进程，舒尔兹认为是颇有争议的(Schulz2006: 144—146)。

相比而言，视觉艺术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虽然有些艺术家有时漂移到宗教或政治场域，声称拥有准宗教或准政治的权威，但其焦点是高度专门化的(Joseph Beuys，Marina Abramovic)。在艺术实践的价值、参照点和基本目的上，甚至是否存在外在参照上，艺术界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我们没有内在的理由说，艺术场域应该和媒介有任何具体的关系。艺术固然是传播行为，但毫无疑问，艺术成为大众传播行为或远程传播行为的内在需求是不存在的。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艺术贴近媒体，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至少说明，对这个大场域里的某些成员而言，媒体曝光度和媒介资本极为重要，比如，在翠西·艾敏(Tracy Emin)的艺术实践中，她在媒体上的亮相和艺术实践融为一体了【98】。

这一现象如何解释? 肯定不能说，这是由于媒体参照点(如广告)浸透了艺术世界【99】，因为这样的渗透并不是艺术场域里的普遍效应。媒体冲击艺术实践时，它们依靠的是某些艺术家所依靠的符号资本。在艺术场域里，由于其开放和不受规制的多样性，媒介资本可能在部分场域里有重要意义，却不能成为整个场域里的宰制力量。即使对“英国青年艺术家”里的某些成员而言，事实上即使对纽约不同辈分的艺术家安迪·瓦霍尔(Andy Warhol)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而言，艺术逻辑和狭义的媒介逻辑似乎有交叉。经济压力和政府压力有时刺激他们的创作，使之满足某些建基于媒介的期望。但没有理由解释说，这是在艺术场域里普遍起作用的媒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