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数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由于其网络属性，互联网为政治联系、动员和行为产生了新的可能性。萨拉·本蒂维纳(Sara Bentivegna)把互联网的民主潜能归纳为“互动性”、“共存”(copresence)、“非居间化”(disintermediation)，认为它降低成本、高速运行、缺少疆界【11】。今天，我们可以和不认识、看不见的人举行政治会晤，从事政治组织，这些活动速度很快，跨越地方、地区甚至国家的疆界。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更多会商性、较少正式形式的政治【12】。当然，质疑的人也有。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新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都是值得研究的。

三个人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进行记述，他们坚称，媒介在社会和政治文化里的作用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亨利·詹金斯描绘的“融合文化”颇有影响，尤查·本科勒的《网络的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亦有影响，曼纽尔·卡斯特的《传播的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在他的三卷本《信息时代》的基础上又有发明【13】。

亨利·詹金斯从今天媒介产业的关键参照点出发(实际上有助于澄清这个参照点)，这个参照点就是“融合”。他说:“媒介跨越多种平台流动，多种媒介产业合作，媒介受众漂移;为了寻求各种娱乐体验，他们几乎无处不去。”【14】他感兴趣的不是媒介传输系统的基本变革，而是使用中的“关联协议”电脑变化【15】。詹金斯的记述建基于媒介应用的文化，颇为有用，正是我们第二章里所谓的“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媒介界面的互操作性如今成了理所当然的能力，比如，传照片、视频、链接、歌曲或文本的能力已司空见惯。这样的互操作性改变了媒介内容流通的浓密度，加强了社会互动的媒介饱和度。在数字媒介时代，媒介富集的、社会合作的新形式容易形成。正如詹金斯所示，媒介产业总是关注维持受众的忠诚和注意，非常热衷于那种新形式形成的过程: 在线受众的参与不仅容易追踪，而且成了不可或缺的产业资源。一种“融合文化”随即产生: 积极参与的热心人在紧邻媒介产业的生产和营销界面生成意义。在詹金斯的《融合文化》里，这样生动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网络上出现的仿真电视剧《幸存者》情节的“抢掠者”。

詹金斯讲述的这个故事对媒介产业意义重大;而且很符合更加情绪化的、个人化的营销受众原理【16】，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正统，至少在媒介和文化研究里是正统。但对拓宽理解社会和政治，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詹金斯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如何理解融合文化:“如今，检视早期拓荒人和居民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得到观照融合文化的最佳窗口。”【17】无疑，早期互联网用户提供的窗口正是詹金斯想要突出的实践类型。但为什么假定，这也是观照大范围融合文化的最佳窗口呢? 原因不在于这些“早期用户”是人口统计学上的特殊类型: 詹金斯承认，他们的组成是“不成比例的白人、男性、中产人士，有大学学历”【18】。原因也不在于作为“粉丝”的他们更广泛地使用媒介。“粉丝”研究显示，就任何媒介对象而言，都存在参与和情感投入广谱的范围，我们每个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位置取决于我们瞄准的对象【19】。然而，詹金斯坚称，他描绘的粉丝体现了某种典型的文化特质: 这是一种“新认知文化”，因其他社会纽带的瓦解而日益重要;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更民主的方式”，有助于更“参与性的权力形式”;一种“创新思想”的新方式【20】。

他这些宣示有何依据? 也许，詹金斯关于这些“融合文化”的例证为何重要的最大胆的言论是，它们显示，作为受众的我们正在学习的融合技能(选举、流通、评论、游说等);他宣称，我们正在将这些技能用于“更加‘严肃’的目的，正在改变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广告甚至军事行动的方式”【21】。但这可能是自明之理，在线的一切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人人都能利用，娱乐、政治组织和其他合作的可能性都能利用。这也可能是有关政治领域的过分夸张: 他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番大话呢?他当作融合文化分析的大多数例子可以被描绘为消费者政治。无疑，消费者政治是政治行动的主要形式，今天如此，现代史上一直如此【22】。但这并没有对消费者政治与其他政治形式的关系做出任何说明，比如，对消费者政治和劳工权利的纷争、政治代表性、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有何关系，詹金斯并没有予以说明。粉丝抗议与那类政治的相关性必须分别予以证明。他所举的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参与总统选举的例子没有实质意义;他说，2004年迪恩短命的竞选是文化干扰型行动主义的例子。此外，他那“融合文化”观念只以美国的实践为范式，而且只选取了美国生活一个特殊的切片。阿尼科·伊姆雷问道，在诸如东欧这样的国家里，有所谓融合文化存在吗? 在那里，粉丝的实践多半是舶来品，人们一般对美国文化形式投以怀疑的目光【23】。对界定数字时代所用的单一的“融合文化”比方，至少要抱比较审慎的态度。

尤查·本科勒对互联网规制和政策提出重要的干预建议，他的观点建基于更一般的权力论述: 在数字时代，各地文化生产的经济学都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在《网络的财富》里，他写道:

很高的资本成本是搜集、加工和传播信息、知识和文化的前提，高成本已经广泛分布在社会里。高成本的入口闸不再是大型组织的汇聚之地，这些组织曾经是信息环境的主宰。相反，信息和文化生产的新型模式正在涌现。这些模式极端地去中心化，不但以合作共享模式为基础，而且以简单的协同共存为基础，在如何生产意义上，它们正开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4】

本科勒阐明，产业媒介生产的经济集中固然在逆转，却仅仅是部分的逆转;非市场形式的“共享”固然在生成另类的信息基础结构，但信息的基础结构至多不过与基于市场的媒介结构并驾齐驱而已。然而，本科勒憧憬的全新的社会叙事模式并不会因此而黯然失色;实际上他说，“我们有机会改变我们创造和交换信息、知识和文化的方式”【25】。安德鲁·查德维克(Andrew Chadwick)问道，这是一个初露端倪的变革，它表示人们有机会促进更大的政治进程吗【26】? 的确，有潜在的可能性，但我们同时需要承认，本科勒的分析有局限性。

首先，在挑战信息生产的传统经济学里，本科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设想。一个明显的设想是，“在计算机网络里感知环境、加工环境、传播新信息产品的机械手段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不是本科勒故事的结尾，因为他的设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本形式: 人的传播能力。如果我们看具体的场所，这种能力还是稀缺的;不过，互联网的分布式能力克服了场所能力的稀缺;有了互联网，通过本科勒所谓的文化行为的“颗粒间隙”，生产和分配任务就可以分解为模块【27】。然而，从另一个尺度看，新闻生产的急剧变革显示，资本正在从电视新闻演播室和报社新闻编辑室里退出来【28】。实际上，本科勒经济分析的实用性取决于一个条件: 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感知环境的机械手段”。本科勒说的是“计算机网络”，这说明，他心中所想的主要是信息环境基础结构里的经济储蓄，他详细列举的例子就是证明【29】。但人们想要和需要的实在的信息包(如国外消息或经济消息)的“感知”成本也降低了吗? 看来并不明显。由此可见，本科勒论述的实用性取决于一个隐性的设想: 人们的需求正在从半个世纪里典型的供给类型转向其他的供给类型，正在转向其他供给类型产生的后果。但这样的需求变迁并没有得到证明。试想想政治新闻: 新媒介与政治信息的关系需求面和供给面同样重要，我们对需求这一面的研究少得多【30】。我们不知道，需求是否正在用供给变化产生的新媒介资源来重新定向。克莱·舍基指出，政治变革或社会变革需要的绝不只是技术机会，还包含新型媒介生产的动机以及相关的文化需求。否则，互联网上正在形成的数据分享习惯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31】。

其次，本科勒的描述并没有详细分析人们使用新媒介风景的情况。例子之一是他对互联网结构的讨论: 他只用网站链接的文献【32】，至于这些网站与使用(或不使用)这些网站的用户有何关系，他却只字不提。作为司法和政策改革的刺激因素，他提出的愿景是事情可能会怎么样，而不是事情现在如何。然而，对分析技术变革如何影响日常的文化和政治，理解媒介使用的实际“地貌”是至关重要的。

从第二个问题自然流出了第三个问题。既然他不描绘媒介使用的实际情况，他自然不会描绘基于媒介使用、围绕媒介使用的广阔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组织。他可以说，互联网个人用户的日常语境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重要。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网络化公共领域”【33】。第一个例子描绘网上的竞选造势。辛克莱广播公司厚颜无耻的政治决定引起公愤。在2004年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它决定播放攻击克里的纪录片《窃取的荣耀》(Stolen Honour)。愤怒的人们动员起来，劝说广告商撤销广告，使辛克莱广播公司的广告收益立即受损，其股价惨遭打击，最后它不得不撤销这个节目。第一个例子描绘2002—2003年反对迪堡电子公司的运动。那是紧随2000年极富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的运动。该公司制造美国选举用的选票计算机。抗议者常常是学生，他们组建网络，成功保护了泄露的或发现的文档，这些不区分的数据对抗迪堡公司的司法威胁，使该公司撤走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计算机。本科勒用这两个例子说，“网络拓扑学使人的立场迅速形成，经过过滤和整合，抗议者的立场迅速崛起。网络拓扑学促成了公共领域的要素，而不是损害了这些要素”【34】。

本科勒的“网络拓扑学”说的是: 计算机技能的普及，“分析共同关怀的小群体”在网上的迅速出现和协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后援动员。本科勒列举有力的例证，说明政治抗议的基础结构业已变化: 新基础结构对“社会生产习俗”的支援为短期、突发的政治行动创造了足够的语境;在选举期间，当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受到危害时，这样的语境尤其容易形成【35】。无疑，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言，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反民主(counter-democracy)的库容大增，对抗和拒斥的政治增加: 可以说，网络大众正在成为威廉·达顿(William Dutton)所谓的“权力的第五界”(fifth estate)，正在产生压力，促成新型的政治责任【36】。但积极的政治行动(政策的推动、提倡和贯彻)的新工程生成和维持的社会语境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类积极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它们使积极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并具有意义。

这就把我们引入曼纽尔·卡斯特对传播和社会理论的研究。简言之，他的《传播的权力》论述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和政治组织业已大变，变化来自两个方向: ①网络的兴起决定资源的分布，提供社会组织的结构，使人们跨越国界联系起来; ②意义在网络里构建，因为权力总是需要合法化和文化变革。无疑，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但第一个因素和第二个因素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的书规避了简单的乐观主义或简单的悲观主义，实为正确之举。网络权力削弱国家权力，使控制主要网络节点的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手握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语境转换和资源转换的人比如鲁珀特·默多克，尤其拥有重大的影响力。然而，政治对抗本身形成巨大的网络，能迅速动员起来打断日常政治，甚至能推翻政府。在文化领域，权力绝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文化总是向多种解释和再解释开放的。然而，掌控网络的权力能大大影响传递给一般民众的讯息，影响问题的构建，导致稀奇古怪的误解。例子有: 21世纪初每个人普遍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在“9·11”攻击中插了一脚。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叙事很有用;按照他的描绘，空间流动(媒介网络的意义流动，金融等网络中的资源流动)扰乱了国家政治，使“传播的权力和代议制的权力出现系统的脱节”【37】。他对媒介网络和金融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融合的分析尤其给人启示。

卡斯特并不宣称，他提出了全面的权力理论，他只集中讲政治权力【38】，几乎没有花时间讲不同种类权力的标准区分。相反，他提出了更激进的理论: 第二等级的权力理论，第二等级的权力是支撑社会的权力空间，处在全球第二等级权力的范围内。在乌布利希·贝克解构作为权力容器的民族社会的基础上，卡斯特试图从外部“确认权力(地方的、国家的、全球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以描绘社会的形貌”。卡斯特提出著名的“网络社会”的概念，这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围绕数字传播网络(但并非由其决定)建构的社会结构”;他宣称，“全球网络”“建构一切社会”【39】。他摒弃一个观念: 社会“建基于共享价值”而不是“关系权力”。他认为，“关系权力”建基于“胁迫能力和传播资源”，进而给社会结构引进一个文化成分。他这样的分析与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充分的兼容性【40】。本书其余章节也不能被解读为是对他这种网络概念的排斥【41】。(www.xing528.com)

这种描绘展现出令人称奇的平衡，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是，驾驭网络的权力和网络之内的权力究竟如何转换为超乎网络流的其他形式的权力呢? 反过来，逆向的转换又如何实现呢? 卡斯特坚称，“掌握权力的人决定什么有价值”，价值是在网络中生成的;同时，个人有能力对网络中流通的意义进行解读、使用和“重新编程”。他对新闻如何影响人的记述注意到了日常语境的作用，并证明了人们只注意“明显与自己的生活和经验相关的课题……的新闻”;但有一个问题却没有解决，在解释社会化政治进程时，语境和网络相比，分量较轻;显然，日常行为的语境不可能简约为网络的运行，也不能简约为人们在网络里的定位【42】。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全球传播网络传播国家政治进程里不能传递的价值(可考虑2009年失败的伊朗革命)，同时，需要什么样的语境和资源才能在时间上支撑政治动能呢【43】? 为什么2008年动员起来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的短期“实践共同体”不能维持下去，在他任期的前两年里支持他那些“政战”呢【44】?

第三个是更基本的不确定性。社会究竟是如何靠传播网络“构形”的呢? 即使需要网络作为运行的手段，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司法权威都是不能简约为网络运作的。如果像卡斯特所言，国家的暴力垄断维持其“决定性”，国家就必然是超乎“维持其他一切非传播权力网络正常运行的默认的网络”。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键的平衡问题。如何衡量大众自传播(在线社交网、博客等)对约束力量的抗争呢? 这些局限因素可能会妨碍有些人，使之永远不可能积极上网，使之选择非政治语境的取向【45】。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传播被纳入了公司的框架;即使我们认为迪恩的概括太悲观，形塑政治动因的深层等级系统(含阶级和性别)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46】。我们有什么根据认为，诸如此类的等级结构不再形塑人们对自己行为重要性的判断呢? 卡斯特所举的网络政治的例子(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数十年全球环境政治的发展)绕开经济里的日常权力斗争(工作权利、对公司权威的挑战)。在有些国家，劳工在推动民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美国，人们心目中新政治文化的载体(年轻人)却最不可能是劳工或政治群体的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网络政治里的辩论对劳工行动主义的忽视实在是耐人寻味【47】。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洞悉，非政治(经济、司法、社会)的权力形式如何形塑个人政治行为的机会。

“网络社会”这个混杂概念里隐含的“社会”概念仍然有一点玄妙。卡斯特试图启用一个新词“social”。他说:“网络化社会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是否提供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使网络化的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呢?”【48】

但这句话隐含的意义并不明朗: 横向的网络等于卡斯特所谓的社会吗? 如果两者等值，究竟什么使横向的网络成为够格的社会实践呢? 这样的网络如何与我们接触的其他比较浅描的社会语境产生关联呢? 卡斯特还说，“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生活之下的制度……这决定着谁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49】。不过，他举例详细说明我们如何重新诠释权力(基于全球变暖的政治发展)时，那光鲜的语词却有点古怪:“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传播环境里的网络重新编程，借以给我们的脑子重新编程。”【50】在这里，他完全绕开了“社会”(包括媒介内容被诠释和应用的社会语境)，于是，社会网络和个人认知过程全都塌陷而为一个单词:“编程”。卡斯特并非没有察觉，在他这些言论里，“社会”莫名其妙地化为泡影了。实际上，他在稍早的著作里坚称，在网络社会里，“人、场所与活动都失去了结构意义”【51】。卡斯特将政治诠释简约为“网络”和“自我”的冲突，在某些方面，在高度个人化的寻求意义的时代里，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碎片化受众和在线消费追踪的时代里，政治信息也是以个人为目标的【52】。然而，在维持个人行为的长期语境这个课题上，他的理论思辨显然欠火候: 个人不能单靠自己理解这些概念。实际上，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指出，社会上网络的比方“没有给网络包含和形成的裂隙、碎片和缺口……赋予什么意义”【53】。一整套社会学概念(动因、社会语境、阶级、身份、价值)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一番蒸馏，成了平淡无味的赛博暗喻了【54】。

社会形象里的这种缩减效应是以上三位论者共同的特点，也是其他论者的主张【55】。我们看到，克里斯塔基斯(N.Christakis)和福勒(J. Fowler)(两人均为医学界人士，同时又是论述连通性的通俗作家)依靠对社会生活的浅描，更多依靠的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知识，这不足为奇。令人注目的是哈特(M. Hardt)和内格里(T.Negri)，他们批评资本主义，备受欢迎;同时又摒弃“统一的社会机体”的概念，启用了一个新的社会概念，但又没有对其特征做任何界定:“我们在后现代社会里体验的是一种社会肌肤，而不是一个生命实体，这是普通的、活的肌肤……众多人组成的肌肤是一种纯粹的潜能、尚未成形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社会存在的要素，常常以生命的充实为目标。”【56】这段话里的缺失比卡斯特更严重，它缺乏对具体资源和行为语境的感觉，缺乏对持续的政治动员所必需的历史机会结构的感觉，简言之，就是缺乏“社会制度”【57】。尽管人们围绕传播技术寄予了如此之多的改天换地的希望，但正是这些社会制度确保了传播技术的终极结果: 强化现有的网络。移动电话和在线网络的早期证据已经指向这个方向【58】。吉斯·汉普顿(Keith Hampton)及其同事猜想，今天强化的网络可能会是这样的信息流:它“仍然像传统乡村生活那种压迫性的、内向的结构”【59】。

宣传互联网的大话和社会过程的浅描结合起来，产生了埃夫琴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谓的“网络幻觉”【60】。这妨碍我们理解，互联网如何对民主化所需要的制度结构作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没有更多的社会学理论支持，“网络”一词就有空洞化的危险【61】。在这里，吸收另一位理论家的思想不无裨益。已故的查尔斯·蒂利将民主定义为:“国家的行为符合公民需求的程度。”他指认了民主化出现的三个宏观条件:

(1) 受信赖的网络被整合进公共政治;

(2) 公共政治与类别不平等绝缘;

(3) 主要的非国家权力中心脱离公共政治的自主性受到压缩【62】。

这里暂且只说第一条，第二、三条稍后再说。蒂利重点不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信赖，而是更加委婉地说，受信赖的网络需要整合进大范围的社会组织，尤其整合进公共政治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样的整合不要求人民更信赖统治者(常常是相反的要求!)，而是让人们“珍视的企业”承担民主政治进程里固有的风险。他们需要更信赖的过程，接受“互相约束性商榷”的过程，接受基于过程之上的判断结构【63】。反过来，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人民需要一个“合法、显性的总体结构”，政治行为生于其间，还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共同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想象和讨论【64】。这是一个关键的链环，与之相连的是符号实践的问题，以及政体表现方式的问题。

[1]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加拿大传播学家、传播学批判学派代表人物，著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化崇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