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伦敦传道会派遣米怜到中国传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印刷中文版《圣经》。当时，英国已经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但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家活字印刷厂——中国仍然在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中文书籍。米怜考察了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两种生产方式，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文这种象形文字来说，活字印刷是一种不经济的印刷方式。[1]
米怜的分析来自三个方面：（1）活字印刷的铸字成本。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需要铸造26种字模（为了计算方便，先忽略标点）；中文常用字有几万个，要把中国文字铸造成金属活字，铸字的成本远远高于字母文字。（2）排字工的生产效率。每排一个字，英国排字工是在26个字模中选1个；中文排字工则是在数万个字模中选一个。中文字模经常摆满一面墙、甚至一个房间，排字的工作效率太低。（3）劳动力成本。中国雕版的刻工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包括女人和小孩，他们唯一会做的工作就是按照原稿的样子进行刊刻，工资极其低廉。要把这些文盲刻工培养成能认识、区分数万个汉字的排字工人，培训的年限、投入的成本巨大。而且，一个能识别上万个汉字的中国人，最好的出路是参加科举，而不是从事排字这种简单劳动。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境下，就中文图书印刷而言，雕版印刷更具有成本优势。[2]
尽管如此，米怜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雕版印刷的不足：由于生产周期长，雕版印刷“似乎不适合印五花八门的临时印刷品”[3]。这类临时印刷品包括招贴、方志、告示，以及新闻等。当然，也不支持现代报纸——这种每天、连续出版的“临时”印刷品的印刷出版。
米怜对这两种印刷方式的比较，展现了19世纪初中英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普及了活字印刷技术。英国第一个活字印刷厂是卡克斯顿于1476年创办的。[4]1621年，英国最早的报纸《每周新闻》出版；[5]166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创办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通讯》。[6]机印书、日报、学术期刊共同营造出一个学习知识（经典图书）、获取消息（报纸）、分享新观点（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图景。在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阅读物数量，英国知识分子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数量、内容、新思想的交流平台等，跟当时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对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科学创新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电报和电话的发明，都出现了两位以上研究者争夺发明权的现象，说明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对激发新思想、推动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www.xing528.com)
反观19世纪初的中国，图书出版仍然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由于图书出版效率低、周期长，当时的出版物主要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四书五经等图书，供参加科举的学子们使用。精研古典图书属于一种向古人学习的时间“纵向”维度的知识消费行为。由于缺乏日报、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无法进行“横向”维度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交流，当时的中国如同一潭“死水”，缺乏生长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土壤”。假如我们借“上帝之手”把达尔文从19世纪的英国“拎”出来“放”到19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死水”一般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他很可能也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头脑中绝难出现“进化论”的思想苗头。
19世纪初中、英两国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图景，给两国近代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等，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有资料显示，17世纪伦敦男子的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全国平均识字率达30%[7]。过了300年，到了20世纪初中国才“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到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还在80%以上，[8]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两个国家教育、人口识字水平带来的影响。
通过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生态图景”的简略横向比较，我们看到了不同印刷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对近代两国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差异的解释力。进一步来看，如果我们把“社会传播图景”这一分析运用到教育史的纵向时间维度上，通过比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传播图景”，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教育史分析框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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