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公共性：郭齐勇探讨

前文偏重论述经济利益的分配，下文侧重阐发孔孟儒家关于政治权益的分配思想。

首先，“有教无类”“选贤与能”所蕴含的政治开放性与公共性的思想。

孔子之前，世卿垄断公共政治领域，士以下的庶人无权参与政治。孔子率先提出“举贤才”的口号，此后得到墨、法、杂等诸家的响应。孔子一贯主张“举直错诸枉”，即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推选民间草根的人才，用于治理公共事务，增加政治活力，打破世卿世禄的传统，促进政治向全社会开放。另一方面，孔子之前，官方垄断文化教育，孔子首开私学，收徒讲学，有教无类，仕优则学，学优则仕，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开庶人议政、参政之先河。正是由于孔子学说的传播与孔门弟子的实践，以及诸子的效法，遂使得士（知识分子）代替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成为战国时代政治舞台的主角，同时也造就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盛世。这种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极为深远。

孟子也明确主张“尊贤使能”使“俊杰在位”。孟子继承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教育非常重要，“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教育的核心是伦理教育，既有促使家庭和睦的家庭伦理，如“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亦有促使邻里互助、社会安定和谐的公共伦理，如“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孔孟尤其重视庠、校、序等公共空间的政治文化功能。众所周知，古希腊有运动场、公民大会等公共空间，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们可以在那里随意讨论政治与学术。其实，在先秦，庠、校、序既是教育的场所，又是国家养老的场所，同样也具有政治公共空间的意味。《左传·襄三十一年》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一事，对于国人在乡校议政，子产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孔子称赞子产，足证孔子亦主张开放政治领域，使国人议政参政。孟子则直接强调应遵循三代传统，重视庠、校、序等公共空间对教育与政治的重要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儒家的理念与制度，使我国历史上有一种机制，保证了平民参政。选考制、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等都有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贯穿了机会平等的原则，是中国文官制的依托。这涉及教育与政治的公平，其实是民权意识和民选意识的萌芽。

其次，“正名”和“民本”所蕴涵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及公共责任意识与民权意识的萌芽。

面对新的君主政制的形成，孔孟敏锐地觉察到一人专政的弊端。针对此，孔孟儒家一方面倡导“正名”原则，以明确君主和官僚的权利、职责、义务及其界限；另方面则高扬“民本”思想以遏制君主专制。

孔子为政，必先“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意思是，为政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分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正名”本质上即是确定各统治阶层的名分及其相应的权力与责任。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孔子此论，以往总是强调孔子维护尊卑秩序，“正名”是为了防止弑君杀父行为的发生，这其实只看到一面。“正名”也可以是防止君主任意妄为，暴下虐民；更为重要是，“正名”蕴涵着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君臣权力的界限等思想。孟子主张“保民而王”，又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有官守而不得其职，有言责而不得其言，这就是有名无实，孟子这里主张不尸位素餐，其实却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即既然担任公职，就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虚有其“名”。这里强调了公共责任意识，而且也有分权制衡的萌芽。(www.xing528.com)

“正名”原则极为深刻，它蕴涵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如果名实相符，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名实不符，其统治就不具有合法性。孔孟儒家总是把君主比作“父母”，这是一种“名”，更是对“实”的要求；这个“实”，也就是保民、养民、惠民、富民、教民等。“正名”原则运用到“为民父母”的君主身上，就是“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的一大特色。前文所讲孔孟儒家对民生、民权的关注，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亦是“民本”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孟儒家认为，君王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孟子对尧舜禅让的解释，亦表达了此种思想。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天“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即示之于民，“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这里，“天与之”，看起来是从天与天命中寻找政治合法性的根据，然而归根结底却把“天与之”转化为“人与之”；故孟子引用佚书《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作结。西方近代直至洛克、卢梭等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著书立说，才走出君权神授的迷思，提出“主权在民”的响亮口号。孟子的思想无疑蕴涵了“主权在民”的意识，唯其如此，孟子才可能提出“民贵君轻”的宝贵思想。

人民赋予君主以权力，是为了实现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如果君主没有做到保民、养民、惠民、富民、教民的责任，则其政权也就丧失其合法性。汤武革命而弑其君，孟子不谓“弑君”而谓“诛一夫”；这看似是玩弄词语游戏，其实是“正名”，“君”丧失其合法性和正义性也就不成其为“君”。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名”理论的革命性，也才能理解儒家“父母官”一说的内涵。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其他政府官员亦不例外。《孟子·梁惠王下》提出，官员的选任、罢免、诛杀都要广泛征询左右、诸大夫、国人的意见，尊重民意，强调察举，进而证实，这些都有今天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萌芽。

再次，公正、无私、忠敬、廉洁等公共行政美德。

前文提到，“公”“私”分为具体与价值两义，前文所论的经济和政治权益的分配，主要是就其具体义而言。就“公”“私”的价值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政治行为的应当法则以及对政治行为的价值评判方面。孔孟儒家主张政治行为应当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批判政治中偏党、奸私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以公正、无私为核心的公共行政美德。

《尚书·洪范》提出为政者应该具备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其中“正直”尤被突出强调，公共行政应该做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所谓的“正”“直”“平”与“公”义近，所谓的“偏”“党”“陂”“侧”等则与“私”义近。这里的“公”“私”是价值义，“公”是公正、公平；“私”是偏党、奸私。儒家所谓“正”概其要有三义：（1）明辨是非曲直，如《论语·学而》“就有道而正焉”，是“谓问事是非”的意思；（2）正直、方正、不偏邪，如《周礼·天官·小宰》“四曰廉正”，是“行无倾邪”的意思；（3）公正、均平，如《周礼·天官·小宰》“以正万民”，是“平均”“公正”的意思。“正”的三项涵义，各有侧重：明辨是非侧重于行政者的才能和智慧；正直侧重于行政者的个人品德；公正侧重于如何对待他人以及如何分配公共资源。只有在“公”“私”的价值义上，孔孟儒家才讲“大公无私”和“公正无私”；而且，我们必须铭记，此所谓“无私”不是“无我”“无己”，不是对私利的否定，而是不奸邪、不偏私。

孔孟儒家所提倡的公共行政美德还有“忠”、“敬”、“信”。《论语·子路》中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卫灵公》中的“言忠信，行笃敬”，《颜渊》中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都不是后世流俗的愚忠，更多的是忠于职守或公职，勤政敬业，身先士卒。“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的基本内容。孟子强调君子不能受贿：“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孔孟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其中，担当责任、信用品性、廉洁奉公等，历来是儒家重视的公共事务伦理。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应为为政者之德。总而言之，孔孟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并非只是个人私德，同样也是公共行政伦理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