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好生活需要财富的积累，而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劳动使人类得到进化——由猿变成了人，人们又对劳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于是就产生了科学。科学知识的普及使人类变得愈加聪明起来，人们利用掌握的科学知识来发明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于是先后引发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及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浪潮。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实现工业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伴随工业化出现的是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纷纷离开了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导致大批劳动力迅速向城市“集结”，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却使农村的土地荒芜起来，而城市也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就这样，城市被无限的扩大化了，随之而来产生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就业紧张、住房困难、垃圾成堆、社会秩序混乱、孩子入学难、医疗保险难、失业保险难、社会老龄化等等。人们惊异地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本来应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相反，我们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差了。难道是我们的思维出现了问题还是技术本身出现了偏颇？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真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哲学问题。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当生态意识已经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时候，环境保护才能真正地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
生态哲学思想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认真观察一下我们赖以生活的城市和乡村吧，你会发现，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技术问题，它背后的实质―人们对价值的取向更引人深思。事实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当人类把自己作为大自然主人的时候，粗鄙的物质主义和庸俗的消费主义便显现出来，人们被当前的科技成果蒙住了双眼，产生了科学万能的思想与盲目的乐观主义，甚至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殊不知，当人类的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抵御由于人类的贪欲而给地球造成的环境问题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呢？因此，人类要想使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就必须首先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今天人类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地区或任何一代人都不应该为了局部的个别利益而置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于不顾。人类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之间实现对资源的公平分配，建立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同时也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当代人不能为了满足其所有需要而透支后代的环境资源。这对我们的后代是不公平的，也是为保持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所不允许的。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节制其空前膨胀的物质欲望，批判并矫正发达国家那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为了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发展中国家有责任在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发达国家则有义务减少其能源消耗总量，并支持和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总之，人类必须要学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业已建立的联合国，在这个联合国中所有国家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真正的和平民主之上，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或任何个人的霸权主义和专制独裁都能够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有效控制，所有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所有人都能享有一种充满尊严的生活，这是保证我们地球村能够持续发展的方针大计。
人类生态哲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物种多样化的思考。既然科学已经证明物种多样化是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都有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没有决定动物的生杀大权，人类不能蔑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恰恰相反，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稳定，人类必须尊重和珍视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存。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在这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里讨论对其他生物的人文关怀，是会动摇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西方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伦理根据。其一，以辛格（P.Singer）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从功利主义伦理学出发，认为我们应当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动物身上去。[1]在功利主义看来，凡能带来快乐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凡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动物也能感受苦乐，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动物的苦乐也纳入我们的“道德计算”中来。痛苦就是痛苦，不管它是发生在人身上还是发生在动物身上；带来痛苦的行为永远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管痛苦的承受者是人还是动物。因此，我们有义务停止我们那些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2]在国内网站上曾引发讨论的“虐猫事件”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注释。一方面说明国人生态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国人伦理意识的复苏。其二，是以雷根（T.Regan）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出发，认为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动物，是由于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3]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inherent value）；而人之所以拥有天赋价值，是由于人是有生命、有意识的生命主体：拥有期望、偏好、感觉、记忆、认同感和实现自己的意愿的能力，拥有一种伴随着愉快和痛苦的生活的以及独立于他人的功用性的个体幸福状态。然而，成为生命主体的这些特征，动物（至少是心理较为复杂的哺乳类动物）也具有。因而，动物也拥有值得我们予以尊重的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它们仅仅当作促进我们的福利的工具来对待，就像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其他人那样。
动物解放权利论无疑是对人类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巨大挑战。“动物解放运动比起任何其他的解放运动，都更需要人类发挥利他的精神。动物自身没有能力要求自己的解放，没有能力用投票、示威或者抵制的手段反抗自己的处境。人类才有力量继续压迫其他物种…我们是继续延续人类的暴政，证明道德若与自身利益冲突就毫无意义？还是我们应当经得起挑战，纵使并没有反抗者起义或者恐怖分子胁迫我们，却只因为我们承认了人类的立场在道德上无以辩解，遂愿意结束我们对于人类辖下其他物种的无情迫害，从而证明我们仍然有真正的利他精神？”[4]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地想想这个问题，并做出无愧于人的尊严的回答。
动物解放权利论在今天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变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道德指南，任何残害动物的行为都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自身良心的批判。以至于医学界在进行药物试验或活体解剖时，所需动物样本都需要层层严格审批，甚至使用过程都需具有人文关怀的意义。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在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天鹅、大雁等珍稀野生动物在今天的现代都市中随处可见，共同组成一组现代版的生物链，真正体现了现代和谐社会的和平安宁和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
（二）循环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资源效用是循环经济理论关注的永恒主题，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源效用的衡量标准不同，传统经济的资源效用可以用现行的货币衡量，体现的是纯粹的经济价值，而循环经济的资源效用不仅仅需要体现经济价值，还需要体现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
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是“经济”，其外延是社会和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具体而言，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与最优配置，其核心是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的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的研究范围包括资源节约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www.xing528.com)
1.循环经济内涵和外延
循环经济是针对传统线性经济模式而言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如果以这种本质特征作为循环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则不难理解资源循环利用就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
实际上，“资源—产品—废物”线性模式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模式的根本区别只是对“废物”观念的不同而已，“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模式的本质是“废物资源化”。“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模式的核心在于把“废物”看作“资源”，从全局的视角看待资源问题。在这种假定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可以看作是由—系列“资源—产品”的线性模式组成的，而“资源—产品”是典型的常规经济活动，这意味着“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本质上仍遵循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规律。由于把“废物”当作“资源”进行生产和消费活动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此把利用废物的成本和效益内生于经济模型中是实现废物资源化的首要任务废物资源化，其根本在于形成市场主导的废物利用机制，但初期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如果把“废物”看作“资源”，那么废物资源化需具备3项基本条件。①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利用“废物”的权利：②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利用“废物”的技术：③经济行为主体能够从“废物”利用中获得比较利益。拥有产权是合法利用“废物”的前提，而技术则是利用“废物”的硬性条件，获取比较利益则是利用“废物”的根本动力。然而，现实中废物资源化的3项条件很难同时满足，因此紧迫而关键的是通过加强政府干预与国际合作力度，加速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内生于国民经济的价值形成体系。
然而，现实中各个经济体之间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其比较利益参照标准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发达国家可能比较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因为在现行的价值体系下，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才能增强竞争力。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之间也是如此。而富人阶层可能比较注重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的保护，而贫困阶层更关心的则是温饱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区域的集约发展所节约的资源可能会被另一个区域的粗放发展所浪费的资源抵消掉。因此，必须关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与整体资源节约效果之间的关系，单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资源循环利用不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唯一途径。
循环经济的资源效用真正需要体现的是一种比较价值。由于技术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对同类资源的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挖掘能力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循环经济注重资源效用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现的渐进实现。首先，需要注意一个现实，即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短期内难以改变，短期内资源效用仍需用GDP衡量，那么度量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似乎难以实现。
虽然目前难以对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直接衡量，但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同类资源的效用得到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经济行为主体某类资源效用的提升空间。与生态经济倡导的对经济行为主体资源效用进行单独的综合测度相比，对不同经济行为主体资源效用的对比测度更具可操作性。
2.经济效率从传统效率到“生态效率”
资源配置领域中的效率分析，自古以来就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技术的限制，所以效率意味着在资源和技术条件限制下尽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运行状况。
但是，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一般完全不考虑自然和自然资源。而评价循环经济的指标应该是生态效率或资源生产率的提高。
所谓生态效率，可以表示为经济增长的价值量（即GDP总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的比值。它可以体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程度，具有双重的指导意义：是提高生态效率，使GDP在变大的同时变轻（即单位经济产出的物质强度减少）；二是在增加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降低不同层次的发展重量）。
生态效率是目前国内测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方法。实践中主要基于生态效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达到全面测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目前指标体系的构建侧重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废物处置量4大类指标。但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绝对减量指标、预防性指标等也逐渐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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