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性是哲学党性的首要原则。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正确理解其阶级性。在那“左”的年代里，曾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犯了错误。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特别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特征。也有学者重新诠释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特点，认为:“毛泽东同志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是阶级性和实践性，但并不是在并列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他提出阶级性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教条，而是要把它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去。他没有把阶级性看得比实践性更根本、更重要，而是把实践性看得比阶级性更根本、更重要”，因而“就可以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放到一个更大更普遍的概念，即放到实践性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概括为实践性”，而不是阶级性和实践性。[51]我们认为这种用实践性消解阶级性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实践上不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看，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将阶级性和实践性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并列着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以及苏联20世纪30年代观点的继承、坚持和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特点。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2]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又称他们的哲学学说为“实践的唯物主义”，[53]强调了他们的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4]后来，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55]他还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确实没有将这些散见于不同著述中的关于阶级性和实践性的重要思想，像毛泽东《实践论》那样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特点的两个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并列着的方面给以明确地概括和说明，但是，他们关于阶级性和实践性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的思想是清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作了有价值的概括。如1935年由米丁等人著的《新哲学大纲》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在于要明确地解释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也包括在里面)的阶级性，公然申明它那阶级的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引者)的性质，并且把它的特殊任务从属在推翻资本主义组织，确立普罗列塔利亚专政(即产阶级专政——引者)，建设康敏主义(即共产主义——引者)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普罗列塔利亚哲学的这个特征，是和另外的一个特征——要求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的关联——内在地连结着的。”[56]很清楚，这一概括虽然还有些含混，对实践性的内含也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但这毕竟是根据经典作家的思想，第一次把阶级性和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征的两个并列而存的、“内在地连结着的”方面给以有益的探索性概括。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正是坚持了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吸取了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的思想观点，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作为全面性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明确地将它规定为阶级性和实践性这样两个并列而又有机联系着的方面，并对阶级性和实践性特点的含义、内容作了科学的具体阐释。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57]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特点的概括，把阶级性和实践性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点的两个并列着的方面或特点加以阐述，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
其次，从实践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看，它们是两个属于同一层次的不可分割或互包的并列概念。近年来，人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对离开了实践性，其阶级性将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和确定作了不少论述，但对离开了阶级性，实践性特点同样也难以得到科学的说明，却很少论及。其实，离开了阶级性的实践性，也必然要遇到和离开实践性的阶级性同样不可解决的矛盾或困难。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实践主体又是阶级主体，实践归根结底不是反动的落后的剥削阶级的实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离开实践主体阶级性的实践，只能是抽象的人类实践的共性，而这种一般共性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也具有。大家知道，旧哲学家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已十分注重对实践问题的研究。狄德罗重视科学实验，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认为对于唯心主义的谬论，仅从理论上很难驳倒，但实践本身可以驳倒它。对此，列宁十分赞赏，说:“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58]黑格尔对实践的含义、特性和作用，已通过奥秘的语言给以深刻揭示。列宁就此给以高度评价，甚至说:“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59]费尔巴哈在实践问题上也有重要贡献。列宁曾给以极高评价，指出:“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兹、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60]还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61]实用主义哲学家对“实践”、“实践标准”更是大讲特讲，把它作为自己哲学认识论的基础。旧哲学不仅在理论上极为重视实践，而且在实践上也改造过世界。17世纪英国哲学充当了英国革命的思想武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根据，19世纪德国哲学作了德国革命的理论先导，如此等等，难道旧哲学不改造世界吗?对于这一点，其实恩格斯早已在一般意义上作过肯定。他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62]由上不难看出，如果离开了阶级性，抽取了实践主体的阶级性前提，那么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旧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有实践性，也改造世界。这是它们的共性。(www.xing528.com)
显然，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事实上，满足于这种一般的实践性的抽象，就无法最终揭示和科学地说明“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点。而要真正揭示和说明这一特点，唯一出路只能是把实践性和阶级性有机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作为剥削阶级的旧哲学，其阶级性决定他们虽然也要研究实践，但他们的实践只能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实践或某些所谓“英雄”、“天才”的实践，因而必然是非科学的实践观;他们虽然也要改造世界，但他们只能按照自己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而对世界特别是人类世界的改造，只能局限于自己剥削阶级利益的狭小范围，因而是有限度的，不彻底的改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根本不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其阶级性必然决定，它的实践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因而是科学的实践观;它对世界的改造必然是最坚决、最彻底的改造，只有它才能指导人们彻底埋葬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世界，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旧哲学尽管也研究实践，也改造世界，但这并不构成它的哲学特性或特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性或“改变世界”性才获得了真正完全的科学的意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点。
综上，我们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包含”在它的实践性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变为实践性这一个。我们认为只有把阶级性和实践性这样两个并列而又有机联系着的方面或特点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或“最显著的特点”，才是唯一科学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最显著特点的概括和分析，正是这种科学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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