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问题由来及研究路径

第一节　问题由来

循环经济虽以“经济”之名冠之，却一直难以经济学方法论作出解释。究其根本，不外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在传统经济学的认识论中，对于商业社会中的一切问题，皆有“市场”与“技术”二词作为有效的解释。比如我们在观察各种经济活动的现象时，皆以理性假设和均衡预期作为研究之先决条件，因为如若不然，作为约束条件的“利己行为”便不能存有合理的解释，而面对一个不能作出理性选择的个体，用于解释其行为的理论便不能被普遍的事实或者行为推翻，这就违背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证伪而非证明。经济学是通过分析社会中人的行为来解释客观现象的科学，这就要求人的行为是经过理性选择而得来的，当然这种选择是否真的理性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种“选择”假设是理性的才可以具备一个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否则便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比如说陈光标先生在台湾散金于贫民之手，经济学面对这个现象时，实质上并不深究其原因何在，只是假设这一行为已通过当事人的理性选择而发生，其目的在于避免不可被推翻的Tautology存在罢了，这是逻辑学上的一个观点。而至于均衡预期的假设则是为了简化研究的复杂程度，为研究结论寻找一个可行且收敛的解。

以上的表述清晰地界定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先决条件——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理性假设与均衡预期。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互动，“市场”和“技术”皆可对其进行有效且逻辑清晰的解释，但对于“循环经济”而言，以上两者在解释上的话语权却受到了威胁。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循环经济研究之目的在于解决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却又难以完全通过“市场”与“技术”进行有效的分析，虽然也有学者提议运用“技术”的手段改变这一现象，但却难以得到深入的结论——对资源的二次利用与保护环境的行为怎能简单地用理性假设来解释；其次，循环经济之精髓在于“循环”二字，而这恰恰是现有经济学方法论解释的难点所在，纯用“市场”或是“技术”的观点都难以揭示经济循环的本质。从根本上看，其上诸因盖源于经济学研究之假设过于强大，虽在解释一般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较好的效果，但在“循环经济”的研究范畴内却遭遇了阻碍。

也有学者，诸如庇谷（Pigou）提出将资源环境问题统归于“外部性问题范畴”，企图将其一推了之（高辉清，2008），以提高研究的可操作性。但庇谷在其伟大的著作《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Welfare）中提出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却暗含与之相左的观点:一间工厂的正常生产所排出的废物污染了邻居，但工厂并未向邻居进行赔偿，只将用于生产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而忽略了邻居为治污所付出的代价。于是，作为生产费用的私人成本和治污费用的社会成本就被剥离开来，庇谷认为，工厂若不赔付相应的费用给邻居，政府便要进行干预，要求工厂交付一定比例的税款来均摊社会成本（Pigou，1920）。简单说来，这就类似于今天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的排污权交易，在这个例子中，环境的污染可并非所谓的“外部性问题”。由此可见，将环境资源作为“外部性范畴”来讨论，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经济的基础在于物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历经了渔猎、农业、工业3个阶段，而这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形态由物质积累程度来决定。任一经济形态中物质由形成、聚集到发展、更迭的过程都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段宁，2005）。但无论如何，即便经过再长的历史时期，每种经济形态都会经历以上的发展过程，它体现出一种类似于人类生命的出现、发展到消亡的递进过程，这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不以任何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中，人类都尝试去分析解释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以期指导自身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经济学这门学科恰恰正是适于此强而有力的工具，但若要面对全新的经济形态，也必须用恰适于其的解释方法。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从1950年到2000年，全球的产品与服务产出激增7倍，但这恰是以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为基础的，若经济以这样的速度保持增长，在50年之后，当时的经济总量将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Lester R Brown，2005），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句空谈。面对未来世界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必然有对其分析解释的新方法。纵观工业社会以来世界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代谢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代谢规模比起以往，却有了呈几何梯数级的增长。这种超大规模的物质代谢为客观世界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同时也使得总的物质资源出现超限的消耗。基于现状，在没有全新技术进入以改变物质代谢方式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如何控制代谢规模以保证持续性的发展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循环经济的出发点。但是这种美好愿景的实现并非易事，在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循环经济”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必须具备适用于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必须首先考虑其与一般经济问题之间的共性，才可以发现其特殊之处。(www.xing528.com)

与现有的经济学相比，循环经济并非一种由现象而观念的研究对象，不同于我们可以轻易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只是一种初步的设想与愿景。我们不能从客观世界中找到一种成熟的、物质循环往复的经济形态，因为作为概念的“循环经济”一词还不够清晰，难以当做一个客观的存在进行考察。我们亦不能从观念到现象进行验证，因为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配套。这就是说对作为分析对象的“循环经济”进行研究，缺乏科学方法的支持。由上可知，我们当然不可以想当然地用经济学的方法论对其进行武断地分析，这会使我们与真相渐行渐远，方法论的缺失会导致研究变量选取的困难，研究设计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认识“循环经济”，必须对属性有明确的认识，无论是与其他对象相同的属性，还是作为区别标准的独特特征，都应当具备清晰的前提条件。我们观察客观世界，总会有相应的方法对我们进行指导，当我们观察产业组织的运行规律时，我们可以借助产业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分析阴晴变化的天气时，会使用气象学的方法论。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对这些现象进行清晰的观察，可以对其反应做出详尽的记录，如果能加长观察的时间，获取具有不同属性且更为广泛的样本，便能够无限地接近真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对变量敏感程度的分析进一步修正方法论，以便于未来研究信度和效度的提高。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现象与总结规律，其不能凭借直觉开辟出一个全新的领域，“循环经济”亦不例外，必须依附于某种现象或者规律才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

以“循环经济”作为主题的研究，多见于我国学者，而非欧美学者之手。这当有其特殊的缘由，作为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大国，又被人口过速增长与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所困扰，关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循环并不足为奇。但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依赖的方法论仍然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将“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对象，导致在变量的选取上存在困难，并且不能脱离“理性假设”与“均衡预期”的桎梏。迪尔凯姆（E Durkheim）认为，凡是关乎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当是由观念到现象的验证（E Durkheim，1901），而这种验证无外乎通过定性或是定量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知道，定性分析要求对象一定是清晰可辨的，而定量分析要求对象必须是普遍广泛的（Cooper，2003）。那么“循环经济”究竟是清晰的还是普遍的呢？对于此，却难有确切的结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相信通过某种方法可以将现象与本质衔接起来，但前提是现象是可被观察的，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普遍的，当现象不能被观察时，观念就不可能形成。有学者尝试对循环经济下定义，段宁曾经对循环经济定义如下:循环经济是人类以可持续为经济增长的目的，以对作为物质基础的资源和环境循环利用为手段所形成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协调的经济形态（段宁，2005）。姑且不论这条定义正确与否，但是这条定义缺乏足够的证据链条来支撑。科学的结论不是如何是而是何以为，这条定义在逻辑关系上就已经本末倒置了。此外，还有大量学者，诸如储大建、高辉清等，都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依然未能形成。

那么，“循环经济”是否可以被当做科学命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关于“循环经济”的设想是否能实现，现在是不能盲目地下结论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运用何种手段去构造研究“循环经济”的方法论。我们首先要清楚，“循环经济”并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一种基于对现状不满而提出的设想，首要的工作不是如何实现这一设想，而是要论证形成这一设想的依据是否科学。明确了这个问题，在对其的研究上，就有了可以依靠、可以观察的对象，对此进一步展开研究，就有了可能。因此，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形成循环经济这一经济形态，而在于所设想的循环经济形态是否具有明确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