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当代美国戏剧：性倾向受歧视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探讨

1948年，阿尔弗雷德·金赛的《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出版，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书中指出，人们并不能很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于完全的同性恋或者完全的异性恋，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与此同时，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已经开始出现小型的同性恋团体。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一如既往。宗教罪孽、医学疾病和法律犯罪是同性恋歧视的三大意识形态。对此，很多同性恋者也持认同的态度。麦卡锡时代同性恋更是被视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受到压制。这限制了同性恋群体意识的形成。^[1]60年代，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同性恋社区开始在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形成气候。同性恋社区的发展、同性恋酒吧的普及以及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增强使同性恋者无法继续接受社会给予他们的“流浪者”和“犯罪者”的身份。

60年代是美国文化的转向时期。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抗议反叛运动为同性恋运动提供了政治文化土壤和更宽松的社会环境。1969年6月28日凌晨，邻近纽约市的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吧发生了一连串同性恋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石墙暴动”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迫害性别弱势制度的实例，也标志着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翌年，美国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如今，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纽约市同性恋者都会举行“骄傲游行”，以纪念“石墙暴动”。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决议，把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上除去，改变了近一个世纪的同性恋病理化立场。^[2]

进入七八十年代，艾滋病在美国出现。由于初期病患主体为男性同性恋者和黑人，人们把艾滋病误解为同性恋疾病，使它成为“不可言”、“不可触”的现象，疾病的受害人被社会边缘化为异类。面临严峻的健康问题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攻击，同性恋群体团结起来，建立了很多新同性恋权利和同性恋健康组织，例如“男同性恋健康危机”（Gay Men's Health Crisis）和艾滋病释放力量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承认和理解彼此的差异性，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同性恋群体也从黑人、女性等群体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借鉴。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格局巨变，意识形态的影响消退，多元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哈贝马斯提出“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3]同时，消解一切的后现代主义为同性恋的群体认同、群体权利和平等身份的诉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层面的论证和基本的思想基础。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霍米·巴巴“认同诗学”的概念、性别研究，尤其是90年代出现的“酷儿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以同性恋、艾滋病为题材的戏剧的发展。

文学是斗争的需要，是思想的表达，是沟通的桥梁，更是宣传的途径。处于边缘并遭受排挤的同性恋文学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很多同性恋作家也已经位列美国文学史之中。自1944年邓肯里程碑式的散文《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开始，美国文坛涌现了很多像霍勒伦的《来自舞会的舞者》、怀特的《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等优秀作品。同性恋文学所表达的对禁忌美的沉思、他者的痛苦、身份的诉求等诸多主题，都是多元文化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而80年代兴起的美国艾滋文学涉及疾病文学、同性恋文学、传记文学以及社会政治诸多层面，涵盖了隐喻、意象、基调、冲突、结构等文学元素。对美国艾滋文学的研究，就是在现代多元社会的全球性话语中，关注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给予理解，做出接纳。(www.xing528.com)

同性恋话题也成了美国60年代以后戏剧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田纳西·威廉斯、威廉·英奇和爱德华·阿尔比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在涉及同性恋问题时比较谨慎，但像兰福德·威尔逊、多里克·威尔逊和罗伯特·帕特里克等外百老汇剧界的新剧作家，其作品都表现得比较开放，更具对抗性。以一个同性恋家庭为背景的第一部商业剧——马特·克劳利的《乐队中的小伙子们》（The Boys in the Band, 1968）——因为缺乏同性恋的自豪感而遭批评，但客观上还是表现了“石墙暴动”前的一些同性恋者的生活。自从80年代艾滋病出现在美国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罹患艾滋病人员关照的要求成为全美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样也反映到戏剧领域的文学创作中。在80年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剧作家们开始公开创作和演出有关同性恋和艾滋病的戏剧，并逐渐得到社会和评论界的认可，获奖作品频频涌现。这些作品立足同性恋和艾滋病（有时两者相结合），关注性别、阶级、政治、种族等主题，强调差异性、身份、政治正确和尊重个体等多元文化的关键词。这些作品从题材和形式上都不同于传统剧作，甚至具有争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戏剧越来越受到以普利策奖为代表的美国重大戏剧奖项的关注。

重要的南方剧作家艾伯特·霍顿·福特（Albert Horton Foote, Jr., 1916-2009）凭借剧本《来自亚特兰大的少年》（The Young Man From Atlanta, 1995）荣获普利策戏剧奖。剧作隐晦地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在独子、同性恋者比尔自杀后面临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杰克·理查森（Jack Richardson, 1934-2012）在60年代早期以存在主义戏剧出名。他的第一部戏剧《浪子》（The Prodigal, 1960）再现了俄瑞斯忒斯的故事，在外百老汇获得好评，并摘取了奥比奖和纽约剧评人奖。拉里·克里默（Larry Kramer, 1935-　）是公共健康倡导者和保障同性恋权益的激进分子，其《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 1985）和《我的命运》（The Destiny of Me, 1992）是克里默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的两部杰出戏剧。他凭借《我的命运》入围了普利策戏剧奖，并获得了奥比戏剧奖和露西尔·洛特尔最佳戏剧奖。威廉·霍夫曼（William M. Hoffman, 1939-　）是美国剧作家、编辑和教育家。他的《如是》（As Is, 1985）是最早关注艾滋病的作品之一，在纽约兰心大戏院上演285场，获得了1985年的纽约剧评人奖和奥比奖，并被托尼奖提名。戏剧讲述艾滋病对纽约市一群朋友的影响，后来改编成电影。特伦斯·麦可纳里（Terrence McNally, 1939-　）是美国剧坛上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同时也是艾滋病蔓延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同性恋剧作家。1994年，麦可纳里的长剧《爱！勇气！怜悯！》（Love! Valour! Compassion!）进军百老汇，并获得了次年的托尼最佳戏剧奖、剧评人杰出戏剧奖、奥比戏剧奖和纽约剧评界最佳美国戏剧奖。剧作家兼演员哈维·菲尔斯坦（Harvey Forbes Fierstein, 1952-　）以《火炬三部曲》（Torch Song Trilogy, 1988）闻名，并以作品的编剧和主演身份获得了托尼奖。戏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一位同性恋扮装演员追求真爱的故事。早期创作艾滋病为主题的戏剧作家之一查尔斯·卢德兰姆（Charles Braun Ludlam, 1943-1987）于1987年被诊断出艾滋病，后死于并发症。他所在剧院前的街道被命名为“查尔斯·卢德兰姆街”。1984年他的代表作《迷离劫之谜》（The Mystery of Irma Vep）首演，到1991年成为美国演出最多的剧目。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 1956-　）堪称同时代最重要的美国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 1992）分为上下部：《千禧年降临》（Millenium Approaches）和《重建》（Perestroika），把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的身份认同和尊重问题上升到国家主题的高度，并以寓言的形式加以渲染，通过审视面临艾滋病危机的四个男同性恋者的行为而对这个国家的道德与精神的困境做了综合而精当的评论。上部获得了1993年的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和纽约剧评界最佳戏剧奖，下部获得了1994年的托尼奖和纽约剧评界最佳戏剧奖亚军。理查德·格林伯格（Richard Greenberg, 1958-　）创作了二十几部戏剧，其中《三日雨》（Three Days of Rain, 1998）曾入围普利策奖；《带我走》（Take Me Out）2002年在伦敦首演，后来到达外百老汇，并于2003年登上百老汇舞台，连续上演300多场，并获得了当年的托尼奖。这部悲剧讲述在职业棒球队的更衣室中的恐同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运动队员间的各种问题。道格·莱特（Doug Wright, 1962-　）是活跃在当今美国剧坛的同性恋剧作家。真正确定莱特在美国当代剧坛地位的是2004年普利策获奖作品《吾亦吾妻》（I Am My Own Wife）。这部以德国扮装人士夏洛特·冯·马斯朵夫生平为基础的作品于2003年5月在外百老汇剧作家地平线剧院首演。2004年该剧获得了托尼最佳戏剧奖和普利策最佳戏剧奖。

本章以五位剧作家及其作品为例，探讨同性恋戏剧和艾滋戏剧在8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中对于禁忌美的大胆表现、对边缘化个体的身份诉求，以及和主流文化的碰撞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