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克里默是美国最有价值的麻烦制造者之一，我希望他永远不要放低他的声音。”这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93年对克里默进行访谈时的评价。[34]拉里·克里默是美国当代作家、剧作家，同时也是公共健康倡导者和同性恋权益保障的激进分子。1935年6月25日，克里默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户犹太家庭，是经济窘迫的家庭中不受欢迎的次子。克里默上学时，全家搬到了马里兰州。陷入经济危机的父亲曾强迫克里默去娶有钱的女人，并坚持要他加入犹太兄弟会。耶鲁大学是克里默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叔叔和哥哥都从这里毕业。1953年进入耶鲁大学的克里默因为性格孤僻无法适应大学生活，成绩每况愈下，同时因为长期受同性恋倾向的困扰，他试图服用过量阿司匹林自杀。这次经历使得克里默决定探索他的性取向，并走上了为同性恋利益战斗的道路。[35]读书期间，克里默和他的德国教授还有一段同性恋情，但他拒绝了教授赴欧洲学习的邀请。23岁的克里默在进入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开始从事电影制作，后来从事编剧工作。
克里默不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源于对爱的理解和追求。在剧本《就说不》（Just Say No, 1988）的序中，他写道：“戏剧应该让人震惊、惊奇、害怕、震撼、净化、感动……让你愤怒，让你哭泣，让你大笑，帮助你学习，带给你启示。”[36]克里默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后就逐步在作品中加入同性恋主题，把性与激情作为自己探索的命题。1969年，他改编劳伦斯小说，创作了同名剧本《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获得了奥斯卡提名。1973年，他创作的《胆小鬼的剪贴本》（Sissies' Scrapbook）经修改更名为《四个朋友》（Four Friends）。剧作讲述了四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性恋）以及他们间不正常的关系。克里默称其为一部讲述“胆小无能的男人摆脱大学的同志之爱的情感束缚，成长并承担成年人的责任”[37]的戏剧。演出虽然受到了《纽约时报》的赞许，但还是遭到了停演的命运，克里默也因此几乎放弃了戏剧创作。克里默在1978年的小说《同性恋们》（Faggots）中描绘了70年代同性恋之间混乱的关系，因此受到了同性恋者的强烈谴责。之后，克里默创作的《小黑暗时代》（A Minor Dark Age）也没有成功演出。
克里默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可能远远不及他为了同性恋权益和艾滋病危机斗争所采取的政治激进行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种陌生的致命疾病以惊人的速度在男同性恋中蔓延。克里默是最早意识到这种疾病通过性传播途径的有识之士之一。他对快速增长的感染人数感到警觉，而当时同性恋群体、大众媒体、医疗机构以及政府对这种情况的漠视让他强烈不满。克里默开始撰写檄文，发表演讲，要求社会各界立刻采取阻止艾滋病蔓延的行动。1982年，克里默和南森·范恩等人一起成立了第一家关注艾滋病的重要组织——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简称GMHC）。但是，由于克里默和其他成员在很多问题上的意见不统一，他被迫退出了组织。失望困惑的克里默没有放弃为艾滋病患者争取权益的斗争。1987年，他在纽约成立了强大的非暴力反抗和游说团体“艾滋病释放力量联盟”（简称ACT UP）。这个组织采取激进的游行示威等形式迫使政府和医疗机构更为积极地应对艾滋危机，其中一个成功例子就是4500位激进分子攻进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将自己绑在座椅上，在红衣主教的脚下“拟死示威”。ACT UP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1988年，为艾滋病患者权益奔走疾呼多年的克里默被检出HIV阳性后，仍继续在媒体上发表大量檄文、专栏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大多收入《大屠杀的报告：一个艾滋斗士的形成》（Reports from the Holocaust: The Making of an AIDS Activist）。在书的结语中，克里默继续抨击同性恋的乱交行为：“毫无疑问，一些男同性恋的乱交行为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艾滋病夺去我们中很多生命的后果。”[38]克里默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同性恋圈内圈外发动了一场对抗艾滋病的战争。他宣战的对象有效率缓慢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冷漠的大众媒体，甚至还有同性恋内部的很多名人。他是一名丝毫不知妥协的斗士，为了同性恋群体抗争，同样又抨击同性恋内部存在的问题，为最弱势人群——艾滋病患者发出愤怒的呼喊。他一直是孤独的斗士，即使在多元化的大趋势下，无论是同性恋内部还是普通大众都无法接受他那种激烈的方式，克里默成了“争议”的代名词。
80年代早期，对艾滋危机激进运动的投入似乎阻碍了克里默在文学艺术上的发展，但是他很快找到了将自己的作家和艾滋病斗士的双重身份结合的方式，创作了代表作品《平常心》和《我的命运》，对20世纪晚期同性恋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3年，刚刚被迫离开自己创建的GMHC的克里默在震惊伤心之下去欧洲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在参观德国的达豪集中营时，他发现集中营在1933年成立时居然没有受到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阻止。深有感触的克里默把美国政府和同性恋团体对艾滋病的反应整理成记录，违背了自己不再写戏剧的誓言，撰写了戏剧《平常心》。1985年，剧作在纽约公共剧场上演，持续一年之久，成为剧院历时最长的常驻剧目，同时在美国、欧洲、以色列和南非共上演600余场。1986年，《平常心》获得了城市之光最佳戏剧奖、马顿戏剧家协会奖、莎拉·西登斯年度最佳戏剧奖以及英国奥利维尔最佳戏剧奖提名，还被英国皇家剧院列为20世纪百部优秀剧作之一。同年，克里默被洛杉矶援助艾滋病组织指定为年度人物。
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渐渐沉寂，多元文化才初现端倪，即使是同性恋者自己也很少有人愿意谈及艾滋病或者艾滋病患者，《平常心》成为了这个时代与艾滋病危机抗争的先锋之作。故事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之间，一个名叫内德·威克斯（Ned Weeks）的作家照顾着患了无名疾病、奄奄一息的爱人。医生们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同时，内德又被自己加入的组织驱逐了。这部剧作和很多艾滋病戏剧一样，关注个人生活和陷于艾滋危机中的普通人，但是克里默将这种关注变成了对政府、社会在艾滋病魔面前令人失望的反应的愤怒控诉。《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弗兰克·瑞奇评价说：“他控诉了政府、医疗机构、媒体在与艾滋病斗争中尤其是疾病暴发的初期表现出的拖沓，……他甚至对那些在他看来不是怯懦就是沉迷于‘性解放’的同性恋领导人们更为严厉。”[39]虽然很多评论会同意伯尔曼（Paul Berman）对剧作处于“业余水准”[40]的评价，但他们也普遍称赞《平常心》对于艾滋病这一迫切的社会危机的直白处理。《平常心》成为了艾滋主题戏剧的里程碑。
内德·威克斯建立反艾滋组织，与成员进行斗争，最后被逐出组织，以及最后因为艾滋病失去爱人的愤怒故事，显然是以剧作家自己的经历为原型的。他表现出的正是剧作家对于在艾滋病危机中政府的无力表现和对同性恋的冷漠态度的困惑。克里默在观看彩排时抑制不住剧情给自己带来的震撼，冲进洗手间抽泣。另外，内德在剧中重申了克里默的主张：要更大力度地为公共关注而斗争；同性恋者应该放弃草率性行为。内德在剧中对以里根为代表的政府、对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以及对同性乱交行为的猛烈抨击令人印象深刻。克里默解释道：“我试图让内德像我一样讨厌……我试着，又一次莫名其妙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弥补。”[41]克罗尔（Jack Kroll）认为克里默“用一种殊死的争辩创作了激烈、感人的人类戏剧”[42]；布林（Douglas Brin）将这部戏剧看成是“愤怒的、坚忍的、扣人心弦的政治戏剧”[43]；弗兰克·瑞奇则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部“最直言不讳的戏剧”[44]。
《平常心》首演七年后，续集《我的命运》于1992年10月2日在纽约的露西尔·洛特尔剧场（Lucille Lortel Theatre）剧院上演，在外百老汇持续演出了一年之久。克里默凭借这部戏剧入围了普利策戏剧奖，并获得了奥比戏剧奖和露西尔·洛特尔最佳戏剧奖。
《我的命运》延续了《平常心》的故事，内德·威克斯继续和那些藐视或者阻碍艾滋病药方研制的势力和人作着斗争。不过，克里默明确表示观众不必在前一部作品的基础上去理解后一部，因为这是两部各自独立的作品。[45]《我的命运》中的内德·威克斯已经是一名生命垂危的艾滋病患者，在医院进行试验性治疗。1988年，克里默由于工作压力过大，病情恶化住院，得知自己也得了艾滋病。克里默花了好几年来创作这部自传性的家庭回忆剧。他说：“我想很多剧作家都会突然要去尝试探究自己的人生。”[46]戏剧最初命名为《家里的家具》（The Furniture of Home），1990年8月在曼哈顿戏剧俱乐部以舞台读剧的形式演出；后来修改为《血的暴政》（The Tyranny of Blood），于1990年在林肯中心的布鲁诺·沃尔特礼堂进行读剧表演。克里默原以为在作品正式演出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死了。“我认为这会是我这个固执的作家的遗言。”克里默说，“我起初并不着急将这部剧排演，但是后来由于HIV导致我肝脏衰竭，我才决定，对，我想在我还有精力、健康允许的时候，完成这部剧作的表演。”[47]
这部戏剧被许多评论家称为“犹太同性恋版的《长日入夜行》”[48]。的确，剧作家在剧中描述了他可怕的父母、噩梦般的家庭生活以及这些对他人生的影响。克里默在序中承认，他本打算规定作品必须在他已经93岁的母亲去世后才可以演出，因为他担心母亲会离开疗养院到城里来看演出。而克里默的哥哥阿瑟在看完演出后说这部剧对于家庭生活的叙述“准确得让人悲伤”[49]。
然而，克里默在序言中明确地说，他要写的是他个人的历史：“一段接受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旅程”，这段旅程经历了“从发现到犯罪感到短暂的快乐到艾滋”的各个阶段。[50]他认为，“这段旅程是最漫长、最重要的，甚至比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比作家的人生、比激进分子的人生都重要。”[51]《我的命运》关注的重点不是《平常心》中内德与政府、社会之间紧张的对抗和激烈的争辩，也不是如《长日入夜行》般黑暗的家庭悲剧，而是一个同性恋者逐渐接受自己、走出“橱柜”的心路历程。《我的命运》中表现出的一种赤裸裸的自我剖析的意愿在《平常心》中是没有的。克里默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谈道：“我的同性恋身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最明确的特点。”[52]“每个剧作家只有一个家庭故事可以叙述，也只有一次机会去讲述。”[53]美国最重要的艾滋激进分子克里默在以为自己将死之时，抓住这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讲述一个在犹太家庭中长大的男同性恋者痛苦挣扎最终“出柜”的过程，把自己的灵魂暴露在舞台的灯光之下。
《我的命运》题目取自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www.xing528.com)
啊，你这寂寞的歌手，独自唱着歌，也反映了我，／啊，寂寞的我在静听，我从此将不倦地使你永远存在。／我将永远不会逃避，永远不会逃避那些余音的震颤，／未曾满足的爱的呼声将永远不会在我这里消失，／我也永远不会再是过去那个无所用心的男孩，像那天晚上那样，／在海边，在那黄色的低垂的月亮底下，／那使者已经唤醒了那烈火，那内心深处甜蜜的苦味，那说不清的渴望，我那注定了的命运。[54]
这段铭文不只是像剧作家在序文中所说的是“一个年老体弱的同性恋作家在别人那里找灵感”[55]，还提出了戏剧中最重要的命题。克里默戏剧的魅力和力量不在于预料中的对艾滋病的关注，而是舞台上主人公百折不挠地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探寻。当艾滋病进入第二个十年，受病毒折磨的克里默虽然虚弱不堪，但依然在战斗，没有停止过在那些他认为阻碍了医疗研究的势力面前大声疾呼。在剧本一开始，作家就写道：“当你为了原本不需要死的疾病而垂死时你该怎么办？”[56]内德在住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试验性治疗时说：“当我开始呼喊，当时有41例这样神秘的疾病，现在哈佛的一位博士说新世纪将有十亿。而这病仍然神秘。这神秘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疾病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们压根不想去知道。”[57]克里默无法解决病毒的医学谜题，也无法解决人们对待这个危险疾病迟缓态度的心理谜题，他试图解开的是自己的秘密：为什么是他注定为了改变人类的命运而声嘶力竭。
故事设定在灯火明亮的华盛顿医院。病情恶化的内德进入美国最重要的医疗研究机构参加医生汤尼的试验性治疗项目。这个五十出头的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寻找但不期待能够找到一个奇迹般的治愈方法。舞台上的内德仍然脾气暴躁而且难以理喻，对他的医生、护士总是尖酸刻薄地嘲讽，批评他们的效率低下，说艾滋病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大屠杀。此时艾滋病蔓延的形势比内德在《平常心》里所担心的还要糟糕，疾病已经夺走了30万条生命，而舞台上的内德显然很有可能马上加入这个行列。剧中的医院（“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机构”）似乎永远被愤怒的示威者包围着，同性恋者们显然已经有了内德所期待的攻击性和急躁情绪。医生汤尼、护士汉尼曼和内德之间的对话告诉观众，这所医疗机构在过去受到了内德和他领导的激进分子团体的很多公开攻击。但是不同于《平常心》，内德此时对生的渴望大过了对死的愤怒。他离开那些愤怒的人群，独自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克里默没有刻意贬低以汤尼和汉尼曼为代表的美国医疗机构，而是让观众和内德一起从另一角度了解他们为研制治疗艾滋病的方法而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压力。敌对的双方第一次有了一些沟通。
在这部作品中，反艾滋激进主义退到了次要位置，作者把焦点从外部的喧嚣世界转向自我的内在世界。在研究机构里的治疗和对家庭生活的回忆的场景在舞台上交织在一起。躺在病床上的内德以一种更和善、更温和的态度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过去。克里默充分利用了自己接受心理治疗的多年经验（这也是向将同性恋视作病态的弗洛伊德派精神治疗师们的报仇雪恨），把剧中主人公分裂成内德和亚历山大两个人物，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橱柜”里外的内德。在整部作品中，内德和亚历山大几乎同时在场，他们对话、争吵，他们交替经历或者旁观过去和现在的场景。塞奇威克曾说，对于几乎所有的同性恋者来说“橱柜”生活仍然主导着他们的生存状态，即使是最开放的同性恋者为了避免伤害，也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选择留在“橱柜”内或者重新进入“橱柜”。[58]克里默在序中承认，十几年前他发现自己开始和一个小男孩说话，而这个小男孩就是他自己。他不仅仅是自言自语，更是拥有“自己思想、抵抗力和性格”的独立个体，甚至有时候会和成年的自己发生争执。[59]他没有接受心理医生那套理性的说辞，心理分析反而使他对于精神分裂的对话形式感觉很自在。他发现了其中的价值，爱上了另一个自我，并决定就此写一部作品。
内德是华盛顿新郊区一户犹太人家的小儿子。这个家庭生活在战后大萧条和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恪守犹太教规，又不敢公开犹太身份。父亲理查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是联邦政府职员，靠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郁郁不得志。理查德的父亲曾是犹太割礼师，向理查德灌输了很多犹太教义，后因为一次失手而被迫逃亡，最后抛妻弃子。聪明又有才华的母亲丽娜不满自己乏味的婚姻，把志愿社会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却忽略了对丈夫、儿子和家庭的照顾。哥哥本杰明是父亲眼中有出息的那个儿子，也因为无法忍受父母，很早就离开家庭。他曾因犹太身份受过屈辱，后来找了一个有钱的女友结婚，从耶鲁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著名律师。这时的内德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羸弱、不安、喋喋不休的男孩。父亲不喜欢他，经常把对生活、妻子的不满发泄到小亚历山大的身上；母亲则忙于自己的社交和事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的亚历山大对戏剧表演很感兴趣，是华盛顿国家剧院的常客，喜欢模仿玛丽·马丁（Mary Martin）和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Cornelia Otis Skinner），用时下百老汇《罗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和《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的海报装饰房间，并且经常表演很多百老汇戏剧的场景来自娱自乐。剧中恐怖的一幕是，丽娜把亚历山大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后，开始打骂他，辱骂他是娘娘腔，甚至粗鲁地大声说妻子丽娜在怀着他的时候就应该去流产。愤怒又虚弱的内德躺在病床上看着可怜的小亚历山大因为“娘娘腔”被父亲辱骂责打，表示他从未相信过父亲曾爱过他。
亚历山大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和别人不同的变化。在这个极为保守的犹太家庭里，他找不到人倾诉自己的困惑。父亲不能容忍他的“不同”，溺爱他的母亲也只是敷衍几句，而当他向崇拜的哥哥本杰明透露同性恋的身份后也没有获得理解。那时精神病医生认为同性恋是由于“溺爱的母亲、缺失的父亲”导致的心理疾病，可以治愈。于是在本杰明的坚持下，亚历山大开始了多年的心理治疗。（这是亚历山大变成内德的阶段。）
出于对本杰明的爱和对失去本的恐惧，内德不断地接受不同医生的治疗。但是，内德不快乐，也失去了爱人与被爱的能力。终于，内德和本杰明做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兄弟二人第一次向对方坦白了内心的痛苦和困扰。作家审慎地刻画出这对性格迥异的亲兄弟在内心命运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性取向）。然而当亚历山大问本杰明是否可以接受他去爱男人时，本没有回答，只是希望他去伦敦的医生那里继续接受治疗。在一边旁观的内德讲到了自己自杀的经历：“所有我本该属于的社会结构——我的家庭、我的信仰、我的学校、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们、我的工作、我的城市、我的州、我的国家、我的政府、我的报纸、我的电视——一遍遍地告诉我我所感觉、所看到、所想、所做的都是病态。”[60]这段独白说出了同性恋人群长久以来被视为异类而愤懑抑郁的心声。
回忆跳到父亲去世之前。内德虽然在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和父母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张。父亲认为从事电影行业的内德还没有“长大”，母亲丽娜甚至不愿意亲口说出儿子是“同性恋”。内德告诉观众他没有从电影的成功中找到快乐。终于，写作让他找到了让自己被“倾听”的方式。然而对同性恋生活的犀利言辞使得他的“新世界”对他感到愤怒。他告诉观众他一直在寻找爱，直到中年才找到，但是爱人又很快死于艾滋病。
内德躺在病床上回顾了自己从儿时开始的人生各个阶段。尽管克里默声称自己“一直讨厌任何与非现实主义沾边的东西”，讨厌科幻或是恐怖电影，总是坚持“充满事实、数据和真相”的现实主义写作，[61]但他在《我的命运》中还是偏离了典型的现实主义模式，运用了大量的实验性戏剧手法来表现一个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舞台上现实与回忆中的人物进进出出，人生不同阶段的场景重叠在一起，现实与过去之间的转换几乎没有过渡。现在的内德可以自由地和过去的父母、本杰明、自己交谈，发生肢体接触，甚至内德和亚历山大同时处于过去的场景中时，其他人物确认他们的同时“在场”。观众需要自己辨别舞台上频繁的时空交替和重合。内德通过现在的自己和年轻的自己两双眼睛一起经历了过去，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要的感悟。曾经憎恨的父亲看来很可怜，喜爱的母亲也变得不再可爱，年轻的自我有趣、充满生气，现在的自己愤怒而死气沉沉。内德探讨了父母的人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而他们的人生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孩子？内德探讨了自己的人生，什么使他成为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关于悲伤、关于爱、关于希望的无数命题。在那些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场景中，内德和亚历山大进行争论，重新正视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我省略了对我来说最难开口的部分，让另一个内德完成，他占有我的内心，做一些我害怕的事情，我生命中的每天，他都会回来继续。”[62]
《纽约时报》评论家大卫·理查兹（David Richards）1992年看完演出就发表评论，指出《我的命运》不同于《平常心》，“谴责不再是剧作家心中最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谅解和理解。”的确，《我的命运》中缺场的是克里默一贯的尖利和激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战栗、悲伤的诚实和坦白。内德依然是那个让盟友和对手恼怒的克里默的翻版，言语犀利、难以相处，但是他还多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忧郁。剧终时，晚上，童年时最喜爱的百老汇歌曲“假装”、“这几乎属于我”的旋律挥之不去，困扰着内德。这些悲伤歌曲都讲述着一个男人因为疾病而被隔离的长久孤独。而内德“只想再活得久一点”[63]。观众在剧场看到的不只是一部关于艾滋病和死亡的戏剧。《我的命运》是“关于同性恋和人生，它的愤怒不是因为死神的来临，而是因为无法去生活、去爱。”[64]
《我的命运》关注的是一位男同性恋者经历各种困难逐渐接受自己身份的过程，是艾滋病患者在病床上绝望又渴望生存的欲望，是无数普通人渴望去爱又无力去爱的困境。从《平常心》到《我的命运》，克里默从激进的同性恋斗士转向求生中的艾滋病患者，从困惑到接受，从斗争到沟通，真实地袒露了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最边缘化的艾滋病患者的内心世界，发出了生命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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