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常灿烂的中国诗歌史上，如果说杜甫第一个完成了七言律诗的定式，并把它推向巍峨的高峰，那么，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则是充分继承与发展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上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另一个光辉的峰巅。两人的七言律诗前后相映，光焰万丈，辉照千秋，共同显现着有唐一代七言律诗高度的艺术水平。然而对于李商隐的七言律诗的评价，文学史家往往强调其受杜甫影响的一面，而对他在七言律诗上的发展与创新，则估价不足。杜甫被历代文人尊为“诗圣”，其诗号为“诗史”，他的七言律诗，尤为精绝，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历代诗人学习的范本。因此，文学史家对李商隐的七律强调其受杜诗的深刻影响，似乎要抬高李商隐，或者说想给予较高的评价。其实，恰恰相反，这样的评价实际是把李商隐的七律创作，完全置于杜诗属国的地位，这就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李商隐在七言律诗这个领域的开拓与创新，降低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固然，李商隐的七言律诗，确实有受杜甫深刻影响的一面，他也曾认真地学习杜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仅仅如此，那他只能算是杜诗的模拟者，充其量是杜甫第二，而不会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这是不符合李商隐七言律诗的创作实际的。他的七律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有无限的艺术生命力，不是因为他的七律与杜诗的相似或神似，而是因为脱颖而出的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格，取得了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所以，他的七律不是因其得杜诗的藩篱而自豪，而是因其出杜诗的藩篱而骄傲。我们只要对杜、李二公的七律仔细地阅读品味，就会发现他们各有千秋的艺术特色。
一
杜甫、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其所以受到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首先是因为他们用这一诗歌形式，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在其诗中，显现着时代的真实风貌。
杜甫被视为盛唐诗人，其实，他现在存留的十分之九的诗篇，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及他漂泊西南时期，叛军的铁蹄，军阀之间的混战，使他经常处于避乱和逃难之中，诗人受到战乱的冲击与战争的洗礼，使他睁亮了眼睛，锐敏地观察社会和人生，因此，对皇帝、官宦、平民、军阀、叛军，都有充分的体察和了解，对盛唐面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兴”的现实，有着深切的感受与认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无限关注，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是他诗歌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原因所在，他的诗与其说是反映盛世的盛唐之音，毋宁说是战乱生活的回音与写照。杜甫又是一位富于同情心并有着丰富感情的人，他的诗大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概。梁启超曾誉之为“情圣”，这是十分恰切的。的确，在他的每一首诗中，都渗透了深厚的感情。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难，个人的遭际，人民的痛苦，所有这一切，都一一涌上诗人的心头，激起他无限的忧郁与感慨，并处处流露笔端。就七言律诗而言，在他的一百五十一首七律中，就有一百三十首写于安史之乱以后。有影响的作品，大都写于这一时期。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等，在他诗集中，几乎每一首七律，都倾吐了他对时局的忧虑与关注。譬如《昼梦》：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诗人之所以“饶睡”与“昼梦”，显然是因为对时世的焦虑。苦难的现实使他肝肠郁结，愁绪纷至，他的“昏昏然”实在是对现实的关注所致，他的头脑是异常清醒的。此诗的后两联，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他“饶睡”的原因所在。金圣叹评此诗说：“私则故乡荆棘，公则中原豺虎，农务不修，横征日甚，写世界昏昏极矣！独是横吏索钱，乃正在故乡荆棘，中原豺虎之日，其为横也，比盗贼更剧！先生于醉梦中不觉身毛直竖，此所以眼盯之必拔也。”[103]浦起龙云：“世乱民贫之思，除梦即已，梦醒即来，此自其性情所结。奈昏昏未几，旋复昭昭，转恨不得长游梦境耳。”[104]金、浦二氏，正确地揭示了诗人当时的心境，豺虎当道，国事不宁；漂泊西南，身居异乡，诗人宁无感慨！家国之痛，故乡之念，时刻萦怀。这种忧时伤怀的情绪，在许多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江草日日唤愁生，春峡泠泠非世情。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
——《愁》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
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
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
——《吹笛》
无论是在花草美丽的春日，还是在月光皎洁的秋夜，诗人都因国事维艰而愁闷。美丽的风光，悠扬的笛声，都没有引起愉悦的情怀，反激起他心底的无限忧思，他将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一寓之于诗。谁将大唐锦绣河山搞得如此破碎不堪呢？诗人心中是透明的。因此，他对皇帝的昏聩、将帅的无能，都极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诗中时有流露。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诸将五首》之二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登楼》
在慨叹中饱含着诗人的不满情绪，并蕴含着颇为浓厚的讽刺意味。如果说《诸将五首》之二，仅仅是批评将帅、对皇帝表面仍有回护的话，那么《登楼》则通过对庸主刘禅仍有祠庙的感叹，隐含着对当朝皇帝昏聩无能的讥讽。诗人感情的升华，使其诗思想性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李商隐生活在日落西山的晚唐时期，他的《乐游原》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谓时代的真实写照。当时皇帝昏庸，党争剧烈，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李商隐虽然怀着“欲回天地”的宏愿，但适逢如此衰颓的时势，“欲回天地”又谈何容易！他一生不预党局反而受到牛李党徒的猜忌，在党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活，终身不得其用，在幕僚中无可奈何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春日寄怀》）这饱和着血泪的感慨，含有多少痛苦与辛酸。他一生非常关心政治，关心时局的发展，并写了大量的政治诗。在他现存的近一百三十首七律中，有好多诗篇都对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尖锐的讽刺。由于当时的政局令他太失望了，所以他对统治阶级的讽刺，已不是委婉、含蓄、浑厚，而变得严峻、冷峭，甚至有些刻薄了。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隋宫》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安定成楼》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马嵬》
他以无比愤怒的情绪，揭露、鞭笞统治阶级的腐败、衰颓以及卑污的心理，用笔尖刻而锋利，充分表现了诗人杰出的讽刺才能。
就七律而言，李商隐诗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似超过杜甫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杜甫入川后虽挂名工部员外郎，并入严武幕，实则已脱离政府，无意于继续任职，因此对于统治阶级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不大关心注意了。然出于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关注与敏感，他写了许多关心时政反映现实的七言律诗，大都从个人的际遇与实际感受出发。虽然十分感人，但诗人的视野，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终隔一层。李商隐则一生大部分时间作幕僚，又处在党争的夹缝中，对朝廷的腐败与官僚之间的倾轧，感同身受，对政治的实际理解与认识，似比杜公深了一层，因此，他的七律诗反映的政治更为广泛和深刻。概而言之，李商隐的七律反映现实集中在两点：一是借咏史以讽刺现实，《咏史》、《南朝》、《隋宫》、《马嵬》、《富平少侯》、《览古》、《茂陵》，都是这样的诗篇，他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皇帝身上，这些皇帝，或荒淫，或奢侈，或愚憨，或迷信，他生动地描绘了亡国之君的画像，这既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又饱含着时代的影像。如此等等，对皇帝作了大胆的揭露与讽刺。这种揭露讽刺，远比杜甫大胆而深刻。一是对时局的关注，《赠刘司户》、《哭刘縒》、《重有感》、《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等，都是直接干预现实的伟大诗篇。如《重有感》云：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写于甘露事变发生后。开成元年一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要求弄清楚王涯等人的“罪名”。三月，复上表暴扬仇士良等人的罪恶，朝野人心大快。仇士良等因此惕惧而有所收敛，诗人有感于此而写了这一首诗，他对刘从谏等人望之殷而责之切，诗中每于祈望的同时，微露不满、焦急与忧虑，充分表现了青年诗人的正义感与爱国热诚。此诗显然受了杜诗《诸将》“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的影响，但其情绪则更为愤激而急切。(www.xing528.com)
杜甫的七律，紧紧扣住自己的生活经历，写自己的亲身感受。由于他时刻忧念时局，因此在诗中洋溢着政治热情。他的政治诗，几乎都是从自己的遭遇写起的。譬如：“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秋兴八首》之八）如此，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危难，融于个人咏怀的抒情之中，读起来异常亲切，具有深厚感人的艺术力量。李商隐七律中的政治诗，无论是议论时事，抒写感慨，抑或是借古喻今的咏史，都是客观的叙述与描写，并有着饱含感情的评论和咏叹。譬如：“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頴冤。”（《哭刘縒》）“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隋宫》）“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南朝》）都是客观的显现，诗人把自己的爱憎，融会在叙事与描写之中，在异常鲜明的形象中，给人以深切的印象。总之，杜甫的七律，在于感情的深厚；李商隐的七律，在于揭示的深刻。两人的七律虽然写法不同，特点各异，但却都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的力量。杜甫把七言律诗从奉和应制内容狭窄的宫廷诗中解放出来，以之感叹时事，批判现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李商隐的七律，则在杜诗基础上，继续拓宽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路子，特别是以咏史的形式讽谕现实，在咏史外衣的掩护下，对皇帝作了尖锐的讽刺，从而把七律的内容，引向更广泛的现实与人生。在反映现实生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甫、李商隐在七律创作上，完成了时代的使命。在诗歌发展史上，都矗起了巍峨高大的里程碑。
二
李商隐曾经认真地学习杜诗，并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因此，他的七言律诗的风格，有近似杜甫之处。历来论李商隐七律者，总喜与杜甫七律相较。宋人蔡居厚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105]清人朱庭珍云：“李义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高唱入云，气魄雄厚，亦名句之堪嗣响工部者也。”[106]清人施补华云：“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107]他们以“得其藩篱”、“嗣响工部”、“登堂入室”评价李商隐的七律；高步瀛在评《曲江》时说：“悲愤深曲，得老杜之神髓。”又在评《重有感》时说：“沉郁悲壮，得老杜之神髓。”[108]以风格的神似杜甫，评价李商隐的七律。如此等等，都正确地指出了李商隐的七律对杜甫的学习与继承，风格上神似杜甫，而对其七律的个性特征则强调不够，或有所忽略。诚然，李商隐确有好多七律，其表现手法、艺术风格，都有极肖杜诗处。如《曲江》、《杜工部蜀中离席》、《即日》、《潭州》、《哭刘縒》、《重有感》、《筹笔驿》等，但这些诗在逼肖杜甫七律的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面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如《哭刘縒》表现出非常悲愤的情绪，《即日》咏叹味更浓，使唱叹有致，这都表现出不同于杜公七律的一面。有些诗论家在论其与杜诗相似一面的同时，还指出其不同与创新的一面，则比较符合李商隐七律创作的实际。宋人叶梦得云：“唐人学老杜，惟商隐一人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109]清人管世铭云：“善学少陵七言律者，终唐之世，惟义山一人而已。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蜀中离席》一篇，转非其至也。义山当朋党倾危之际，独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诗根源。其《哭刘蕡》、《重有感》、《曲江》等诗，不减老杜忧时之作。组织太工，或为挦扯家藉口，然意理完足，神韵悠长，异时西昆诸公，未有能学而至者也。”[110]“精密华丽”、“组织太工”是李商隐七律创作的特点之一，也是不同于杜甫七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清代著名的注家冯浩云：“论义山诗，每云善学老杜，固已。然以杜学杜，必不善学杜也。义山远追汉魏，近仿六朝，而后诣力所成，直于浣花翁可称具体，细玩全体自见，毋专以七律为言。其终不如杜者，十之三学为之，十之七时为之也。”[111]他正确地指出了李商隐诗不专一家、广采博取的继承关系，然将李诗不如杜诗归之为“时为之”，这个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正因为李商隐的诗不仅局限于“学为之”，而能在广采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写出十之七的“时为之”的诗篇，才使自己的诗歌具有个性特征，获得了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清人金武祥说得极有意思：“李义山极不似杜，然善学杜者无过义山。”[112]这话倒是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正确地说明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李调元说得好：“学杜而处处规莌，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盖义山自立门户，绝去依傍，乃能成家。”[113]“自立门户，绝去依傍，乃能成家”，这是李商隐学习杜诗成功的诀窍，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今人陈永正等在注李诗时说得精确而具体。他说《二月二日》“诗的风神逼肖杜甫在成都写的七律，而轻倩流美似过之”[114]。刘学锴、余恕诚在注《曲江》时，既肯定了“有接近杜诗处”，又强调其“哀感缠绵，情词深婉，又有李商隐诗歌自身的特色”[115]。他们既指出了李商隐诗有学习继承杜诗的一面，又指出其独有的个性特色，这才是符合李商隐七律创作实际的。李商隐学习杜诗，绝不是邯郸学步式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继承杜诗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杜甫诗的风格沉郁顿挫，其七律尤为典型。他的七律除了少数诗表现出轻快的特点以外，绝大部分都是沉郁顿挫之作。如《登高》、《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都是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之作。这些诗见得深，写得透，表现出杜甫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和力透纸背的艺术功力。此已成为定论，古今似无异义，而对其风格之阐释也已详矣，不必赘言了。而李商隐诗的艺术风格，虽有古今专家的论述，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以为李商隐的七律，不专一体，风格多样，这是其突出的特色。其诗有沉郁顿挫之作，如《筹笔驿》等；有轻倩流丽之作，如《二月二日》；有慷慨悲壮之作，如《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郎中充昭义攻讨》等；有清新俊逸之作，如《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有直抒胸臆、真切动人之作，如《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有凄婉哀伤之作，如《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更有那些诗旨朦胧感情迷惘之作。如此等等，这表明他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能够异常熟练地运用这一体裁，表现各种意绪，而其主调则有两种：一为近似杜甫之沉郁而稍秾丽，一为含蓄朦胧而真意莫测。兹论之如次：
杜甫在《滕王亭子二首》中云：“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丽花满目斑。”如果用这两句诗来形容李商隐的部分七律，倒是十分贴切的。李商隐诗的风格在秾丽之中带有沉郁，在顿挫之中又含委婉，他的一些七律，真是嫩蕊丽花，满目斑斓。而在迷人的景色中，却蕴含着诗人的泪水。如《曲江》：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
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
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
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前者写凄婉哀伤的别离，后者抒发吊古伤今的感情，这两首诗，都以秾艳的外衣遮盖着幽约细微的感伤情绪，以密致缠绵的笔调，表现出忧郁的时代气氛，有着典型的晚唐的审美特征。
李商隐在《圣女祠》中写道：“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本意是写圣女的飘忽不定，不易见真。如果用这两句诗概括他写的那部分含蓄朦胧的诗篇，也是十分恰切的。在他七律中的《无题》诗（包括以首句二字为题实则无题的诗），都是诗旨朦胧真意莫测的诗篇。譬如《锦瑟》，尽管它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但它写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元好问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116]举出《锦瑟》，深慨义山诗的难懂。后来的注家对此诗解释众说纷纭，殆若聚讼。倒是梁启超先生高明，他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117]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没有读懂，但却得到了深切的美的感受。只要得鱼，何必问筌？读义山这类意旨朦胧的诗篇，只能用这个态度。因为他最喜欢婉转曲折地表现情意，写诗追求朦胧的情思与朦胧的意境。他用一系列有象征与暗示性的意象，组成重叠的象喻。喻体隐约含糊，本体更不清楚，加上思绪的跳跃，使之朦胧，令人迷惘，难得确解。故钱良择有“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终难了了”[118]之叹。如果我们不去追求公认的准确的解释，而把视线移到审美的体验方面来，则如杨亿所云：“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119]这类意旨朦胧的诗，是李商隐七律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林昌彝云：“余极喜义山诗，非爱其用事繁缛，盖其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其隐奥幽艳，于诗家别开一洞天，非时贤所能摸索也。”[120]“于诗家别开一洞天”，就是这类诗的历史价值所在。
如上所论，李商隐的七律与杜诗在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别，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审美追求有绝大的关系。写法上的不同，也是形成风格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杜诗以赋为主而兼用比兴，他将自己深厚沉挚的感情，蕴含在典型的叙事之中，一般地是以前六句叙事而以尾联唱叹，因此，诗的感情深沉而不浮泛，诗旨明晰而不朦胧。故陆时雍评论杜甫的七律云：“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咏之不尽。”[121]李商隐七律中的叙事，本来就很婉曲，又用了很多典故与比喻，将其真实感情掩藏在重重帷幕之后，使意绪包蕴密致，几不透风，诚如冯浩所云：“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122]因此诗旨模糊，作意莫测，而意境缥缈，极富象外之致。总之，义山与少陵七律，风格不同，情韵异趣而各有千秋。我们只可因自己情之所近，去寻幽探胜，讽咏赏析。轾此轩彼之举，则是大可不必的。
三
不断地追求新的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从而使七律创作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这是杜甫与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终生孜孜以求的。他们对当时的七律都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从而使七律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艺术表现更臻于完美的境界。
杜甫对七律的完成与创新，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受到历代诗论家的高度赞扬。施补华称他：“无才不有，无法不备。”[123]王世贞云：“七言律，圣矣。”[124]杜甫自己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说明他创作七律的甘苦。在七言律诗的艺术表现上，他不断追求，多有创获。要而言之，有以下诸点。
一曰句式多样，特别在顿节的变化上，丰富多彩，花样翻新。一般律诗为上四下三的句式，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之一）他除了用这些常见的句式外，还有较多的特殊句式，如上一下六的句式：“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一）“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崔氏东山草堂》）有上二下五的句式：“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水船。”（《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有上三下四的句式：“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野老》）“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如此，诗句有一字、二字或三字一顿，然后一气而下，在音节上促节与曼声配合，节奏绝妙而和谐，读来觉提顿中颇有气势。另外，他还有上五下二组成的句式：“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这是先用曼声，然后陡然收煞，使巨响虽止，而余音萦绕于脑海，袅袅不绝。句式的变动，使诗在生涩中含圆润，流畅中有顿挫，急奏中有曼声，情味兼擅，别有韵味。
杜甫七律句式的多样，不仅表现在节顿字数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散文句式、重复、叠字、词序颠倒等方面，具有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特色。诗的语言是精炼而富于节奏感的，尤其是律诗，对语言的精纯程度，要求很高，直如精金粹玉，要经过千锤百炼，然杜甫七律中，却有一些散文句式，如“郑县亭子涧之滨”（《题郑县亭子》），“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白帝城最高楼》）这些散文句式的运用，使律诗在整饬中有萧散之致，别是一番风味。律诗中每一个字都如一尊罗汉，位置不同，神态各异，诚如王世贞所云：“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125]杜律却有有意重复而效果绝佳者：“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前者“一气滚出”[126]，“因骤雨而写一时难状之景妙”[127]，绝妙；后者写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情绪愤激。《白帝》这首诗，正是在重复中加强语气，表现感情，提高了诗的艺术表现力。杜甫在七言律诗中，还喜欢运用叠字，在他现存一百五十一首七律中，有叠字的句子有六十多个，平均每两首半就有一个叠字句。在七律中运用叠字次数之多，表达之妙，在有唐一代是绝无仅有的。有单句叠字，如：“伐木丁丁山更幽。”（《题张氏隐居二首》）“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冥冥氛祲未全销”（《诸将五首》），有联句叠字，如“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十二月一日三首》）“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八首》其三）“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暮归》）“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这些叠字，几乎全是日常口语，自然和谐而韵味悠长，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气氛浓郁，使人得到深切的感受。还有词序颠倒，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其八）其实词序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之所以颠倒，是为了强调“香稻”与“碧梧”，“所重不在‘鹦鹉’、‘凤凰’，非故颠倒其语，文势自应如此”[128]。如上所述，杜甫七律句法变化多姿，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艺术活力。
二曰谋篇创新。七律在结构上，一般的是首尾四句用单笔，中间两联用复笔。而杜甫则有八句全对者，如《登高》、《玉台观二首》之一、《黄草》等，这是杜甫对七律在结构上创造性的发展之一。今人苏仲翔对杜甫在七律上的变格创格，多有精湛的论述。在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说：“此诗律中带古，纵横跌宕，一气流注，不见句法字法之迹，自是杜甫七律创格。”评《登高》云：“此诗八句皆对，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评《白帝城最高楼》云：“此杜甫七律中变格，以文为诗，全用夸张格。登临纵目，极言高远。一结悲壮。”[129]苏先生所谓“变格”、“创格”，实际是破格，是杜甫对七言律诗固定格式的有意破坏，在破坏中求新求异，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在不合律中建设新的格律，使原来固定的律体，增加新的样式，注入新的活力。从审美角度讲，诗人则是力图在不和谐中追求和谐。这种审美追求，使七言律诗出现了新的生机。
三曰联章组诗。由于篇幅的限制，律诗在表现现实生活上颇有局限。于是有人用了组诗，分开来单独成篇，合起来意若贯珠。然限于才力，七言律诗的组诗数量少，组诗小，杜甫的七律中则有较多的大型组诗，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不仅在杜甫时代是空前的，而且终唐之世，也是无人逾越的。大型七律的写作，是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创举，对七律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是一次很大的开拓。
杜甫的七律，在艺术技巧表现方法上，已炉火纯青而登峰造极，直使英雄却步，哲匠敛手，谁敢与之争锋？李商隐却以大无畏的精神，健步前进，在七律创作上，满怀信心与勇气，要在前人已达到的很高的水平上，再上一层楼。他在创造性地学习杜甫的七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朱鹤龄云：“义山之诗……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纪昀批语：“‘变出之’三字，为千古揭出正法眼藏，知李之所以学杜，知所以学李矣。若挦扯字句，株守格律，皆属浅尝。至于拾一二浅薄语以自快，则下劣诗魔，不可药救矣。”[130]“变出之”三字，确是李商隐学习杜律的诀窍。他不是：“挦扯字句，株守格律”，更不是“拾一二浅薄语以自快”。而是在杜甫七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有所创新，从而使其七律以独特的面貌出现。他对七律的创新与建设，约有三点：
其一，散文句式和叠字句的运用。散文句如：“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复至裴明府所居》）“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昨日》）虽用散文句式却仍对仗工整。“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春日寄怀》）诗人以退让句深切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怀。叠字句如：“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曲江》）“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楚宫》）都工整而自然。他学习杜甫用散文句式和叠字句，大有青出于蓝之势。然从艺术创新角度讲，毕竟没有较大的突破。
其二，层递辞格的运用。层递辞格一般只在小说散文中出现，而李商隐却成功地运用在七言律诗中，大大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力。如“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真是“黯然神伤，情味独绝！”[131]把游子思乡的情绪，写得更深更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表现情人思念之苦，何等深切！又如：“已断雁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赠刘司户》）“已叨邹马声华末，更共刘卢族望通。”“不堪岁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东。”（俱见《赠赵协律癐》）如此等等，在内容上“上下相接，若继踵然”[132]。使诗脉络清晰，层层紧扣，不仅给人以深刻明确的印象，也给人以紧凑和谐的感觉。
其三，章法结构的独创。义山七律在结构章法上多有创新和独特之处，兹举数例，以见其苦心孤诣戛戛独创之功。
（一）当句有对。律诗要求中间两联对仗，李商隐《当句有对》一诗，除了依律诗中间两联对仗外，又每句前后自成对仗，在表现上独具一格，其诗云：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
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
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
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此诗首联的“平阳”、“上兰”，“秦楼瓦”、“汉宫盘”；颈联的“游蜂”、“舞蝶”，“孤凤”、“离鸾”，都是当句成对而对仗极工。颔联的“池光”、“花光”，“日气”、“露气”；尾联的“三星”、“三山”，“紫府”、“碧落”，内容对仗而字面重复。如此一、三联严而二、四联宽，由于宽严间隔而节奏疏缓不同，错落有致。此诗顿挫中显流畅，整饬中含萧散，诗旨朦胧含蓄，诗味醇美深厚，读来别有韵致。
“当句有对”是就诗的形式而言的，按旧体诗以内容为题的惯例，仍属无题诗。此诗是创格，这种诗格在我国诗歌史上仅见。尽管杜甫、李商隐还有许多诗其中有一句或一联当句有对的，然像这首律诗全诗都当句有对、且对仗如此严整者，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诗人一次成功的试验，给众多的诗格增添了新的样式。
（二）内容重心转移。律诗一般前六句叙事，尾联寄慨，重心在前。李义山的《泪》以前三联作陪衬，尾联揭示意旨。如此，将其表达的感情，写得深切而有力。诗云：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前六句每句各写一个悲苦落泪的故事：深宫之怨，离别之思，湘江泣血之悲，岘首堕泪之伤，明妃出塞之恨，项羽天亡之痛，这是典型的悲伤故事，以此六事衬托寒士不得志之悲，沉痛而深刻。
以结构言，全诗平叙悲泪，并无关系，然不散而仍觉紧凑者，一为同是伤心的泪，二是以前六种泪作陪衬，用“未抵”二字，既联结上下文，又在比较中写出寒士不得志之伤痛，感情十分深沉。前人称为“律诗变体”（冯班语），誉其“运格绝奇”（纪昀语），都是切当的。
（三）不拘一格。章法灵活多变，处处可见匠心独运之作。《南朝》前四句概写南朝君主奢侈淫靡，后四句专咏陈亡事，以冷嘲作结，耐人品味。诗的结构错综新颖，构思取材，颇见匠心。《茂陵》前六句对汉武帝游猎、求仙和重色，作了含蓄的讽刺，紧接以“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两句，冷冷作收，以武帝当年的好大喜功与当前的魂归九泉形成强烈对比，诗虽戛然而止而余味无穷。纪昀云：“前六句一气，七八转折，集中多此格。此首尤一气鼓荡，神完气足。”《牡丹》从表层意思看，是借艳色以写牡丹，以丽姝状牡丹之美；从深层寓意说，则是借牡丹以喻艳姝，写意中如花之丽人，并见喜爱之深，思念之切。构思巧妙，不露痕迹。从艺术表现上看，诚如纪昀所赞：“八句八事，一气涌出，不见用事之迹。”[133]以上诸例，说明诗人能熔铸诸家之长，写出富有独创性的诗篇。
总之，杜甫与李商隐，都能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把七言律诗创作的艺术水平，推到了当代的最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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