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私有化带动农民增收？研究成果揭晓

农地私有化能带动农民增收吗？

赵亮亮

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可以说，农地制度与当前中国一系列经济重要问题密切相关，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因此，关于农地制度的改革历来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存在大量争议。近年来，有一种主线呼声很高，强烈地要求中国对农地私有化，认为产权私有化可以增加农民投入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目前的农地制度下，私有产权的不完整性导致了农民从土地使用中所能获得的收益太低，从而影响了农民收入增加。其言下之意是，只要农地能私有化，其收益可以大大增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失之武断，缺乏足够的证据。对于农地私有化是否能够带来农民收益增加，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农地私有化主张的一个理由是，私有化之后，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私有土地，从而提高土地的价值，使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人们普遍认为，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最主要原因是农地使用过于分散，在目前小块耕作的模式下，有一部分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低于市场工资。土地流转不够畅通阻止了这部分劳动力向外转移，阻止了适应规模化生产的先进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投入。笔者认为，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规模经济的效应比较明显，如果能够大规模地耕作，增收的潜力较大。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的粮食价格长期以来都没有明显上涨，这说明传统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也可以从农民收入的来源看出。所以寄望于土地私化之后的大规模耕作来带动农业收益的显著提高并不现实。土地流转不畅通的原因并不应该主要地归于农民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农地流转不畅完全可能是因为规模化生产的效益还不够高，不足以激励农民去投入。

实际上，今后农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经济作物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在经济作物的生产中，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营效益的改进主要地不是来自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类经营活动完全可以在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展开。农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农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组成各种合作组织，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正是这些合作组织把农户生产的产品组织起来，更好地适应了大市场的需要，要使农民增收，这种组织方式的完善和改进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建立，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并不需要以农地私有化为前提。

根据黄总智彭玉生的预测，随着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居民对营养和健康更加重视，农产品中具有劳动密集属性的产品的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增收的一个潜在机遇就是大规模地增加对劳动力密集属性的产品生产，对于农民而言，劳动力是较为充足的资源，这类产品的市场扩张意味着农民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更高的市场价值。从而收入增长的潜力大大提高。一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化阻碍了剩余劳动力转移，这种说法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接近完成。虽然是否剩余劳动力完全耗尽仍然存在一些争议，而且由于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种争论始终不可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总体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基本耗尽。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农民虽然可以进城务工，但是很难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并不是农业生产束缚了农民进城，而是城市中限制进入的政策和高昂的迁移成本，阻止了他们定居在城市，这只能通过继续放松限制性的政策，通过经济转型，提高劳动者收入，让他们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在城市中定居。提高城市化水平，将农民转变为市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土地所有制没有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有能力在城市中定居，他自然愿意把土地转让出去或者缴给集体。农民进城的渠道不畅通和农地私有化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有人认为，农民也可以用私有化土地作为抵押，获得金融支持，从事创业。但是限制农民创业的不只是资金的因素，何况有能力创业者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私有化能带动多少农民创业实在只是一个未知数。(www.xing528.com)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住房快速上涨，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高房价是这部分人所无法承受的。也使他们不得不为城市化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他们认为，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矛盾，一个关键的应对之道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农民真正获得由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租金的提高。尽快结束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强行征地并转手高价出让，获取资金的土地财政模式，从而抑制甚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筹集资金，移居到城市，从而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土地私有化虽然可以为农民带来高额的租金，但是这只限于那些居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民，这种情形在全部农民中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对于绝大部分远离城市的农民来说，他们目前使用的土地都远离城市，甚至距离一般的小城镇都很远，在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他们根本无法享受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本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贸然进行土地私有化，由于农民距离城市和城镇的距离差距极大，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发达程度也非常悬殊，从而土地增值的空间也悬殊。由于占有的土地的区位优势不同，农民从私有化中得到的收益完全不同。那些位于发达城市附近的农民将通过租金收益使得财富剧增，而绝大多数农民则只能获得没有增值潜力的土地，这种以改善农民收入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将急剧拉大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解决目前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矛盾并不需要依赖整体上的农地私有化改革。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矛盾所涉及的只是被征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以及潜在的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再分配，这种矛盾可以通过财政体制改革等方式来解决，而诉诸农地私有化则是不妥当的，再者，目前普遍盛行的地方政府获得巨额土地收益，只要加以规范，政府获得的大量土地租金是有可能用于公共开支，用于满足全体居民的福利的。例如，如果政府能够将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并且确保其运行是有效率的，那么这对全社会来说就是一种福利改善。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高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为农民提供的保障功能。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进城农民工具有很低的保留工资，这使得中国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享有劳动力的低廉优势。虽然目前农地带给农民的收益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在那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偏远地区，但是其保障功能去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一旦得到采纳，将势必导致一部分农民失去保障。城市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尚缺乏能力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仍然需要到城市就业，而进城务工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企业受到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可能裁员。目前的土地制度，仍然可以作为农民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重要缓冲器。贸然地进行土地私有化可以会因此而造成社会矛盾骤然加剧。这方面，拉美的城市发展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很多拉美国家，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分割，结果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穷人涌向城市并形成了很多贫民窟，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拖累。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