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收入分配的正式化理论探讨始于19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收入分配的内涵、功能及其价值评判进行了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使得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逐渐重视起来；而20世纪60年代初期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范围更加丰富、理论结构更加合理。迄今为止，收入分配理论可大致分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和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这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后者包括凯恩斯学派、新剑桥学派、福利经济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关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争论。本章将就这些理论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收入分配研究的理论框架。
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应重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资本家的“收入—利润”越高，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本家的高利润相对应，工人的工资就越低。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以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代价的。
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主要侧重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讨论土地、劳动、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并假设土地的存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1]。
1）亚当斯密的三种要素分配论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2]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收入分配问题，他的分配理论有两部分构成：一是三种收入学说，即工资、地租、利润分别作为工人、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要素投入回报，这三者应该处于何种关系；二是三个阶级学说，与要素所有者对应，人类社会可划分为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按照李嘉图的说法:“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3]。
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提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4]。也就是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品的全部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总的来说必定也可以分解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亚当·斯密对产品价值的分配，有着这样的描述：“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社会上年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本来就是照这样分给社会不同成员中某些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5]。
关于资本利润，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这少部分人就会将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入到劳动者身上，为劳动者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这样资本积累者就可以通过出售劳动者的劳动，或者出售劳动者劳动转化而得的产品价值，来获取资本利润。
关于土地地租，就是在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而获得收益，其分享的是商品的部分使用价值。亚当·斯密对地租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自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在决定租约条件时地主都设法使租地人所得的份额，不超过他用以提供种子、支付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畜与其他农具的农业资本，并提供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样看来，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付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交纳的数额成比例”。[6] 其表明，地租=土地生产物价值－农业不变资本成本－农业劳动工资－农业一般利润。据此，地租并不是必然出现的，这需要看根植于土地的产品价值大小。如果产品价值足够大以至于能够覆盖农业成本和正常利润，于是地租就产生了；反之，则没有地租产生。所以，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和工作与利润不同，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个结论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7]。
最后，商品使用价值中扣除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的部分，就被称作劳动者工资。于是，社会每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产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最初就是这样在某些不同的社会成员中间进行分配的。
斯密指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土地还不是私有财产、资本还没有积累起来。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但是随着土地的私有和资本的累积，地主的地租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第一个项目，利润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8]。斯密认为利润是工人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在扣除了工资以后的余额，地租是劳动产物在工资、利润以外的又一个扣除部分。
关于工资的决定，亚当·斯密认为，这取决于劳动供给方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在契约的订立过程中，资本家往往处于相对优势。当然，工资定立存在一定标准，它需要满足“至少需足够维持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得稍稍超过他，否则劳动者就不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了”[9]。
2）李嘉图的分配理论
（1）李嘉图分配理论的回顾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李嘉图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斯密的观点，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收入分配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来研究。在大卫·李嘉图看来，分配是社会总产品在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分配应遵循边际原则和剩余原则。边际原则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将地租看成是土地这种要素的级差收益，以说明地租份额的变化；剩余原则以生存工资理论为基础，认为工资等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延续所必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利润是产品价值减去工资之后的余额 用以说明商品的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
在研究土地地租份额动态变化方面，李嘉图认为，土地是“由土壤固有的且毁灭不了的力量组成的”[10]。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税赋的原理》中写道，“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 [11]。因此，土地本身的质量差别，将带来两份等量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农产品之间的差别；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以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将同时向集约和粗放的耕地边际推进，在同一块土地和质量不同的土地上连续追加等量资本的劳动所生产的粮食是递减的，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两份等量劳动和资本所生产农产品必然不相等，这个差额则构成了地租。由于一国的土地资源有限，质量也存在差别，加之土地报酬递减，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租必然上升。不过李嘉图得出这样的理论是有假设条件的：①土地肥沃程度具有差异，土地都可以按照从最肥沃的土地到最不肥沃的土地的顺序进行排列；②竞争总是使从地主那里租借土地进行耕种的资本家的利润率趋于相等。
在研究经济发展中工资和利润的动态变化方面，李嘉图认为商品的全部价值分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两部分，利润是工资的余数，利润的上升依赖于工资的下降，工资的降低又取决于其购买的各种必需品价格的下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劳动增加越多，边际产品递减程度越大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要增加产量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付出更多的工资，从而利润份额下降[12]。
同时，李嘉图认为人口增长倾向于使劳动工资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所以，没有地租的土地上的利润水平等于该土地全部劳动产品减去在该土地上劳动的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开支。也就是说，利润就是扣除支付工资之后的剩余。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第一，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呈反比变化，当工资增加时利润下降，而当工资下降时利润上升；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家的利润有下降趋势，而工人的工资则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也就是劳动的自然价格。
（2）李嘉图分配理论的评价
对于工资理论李嘉图有三点看法。第一，工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收入，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他认为劳动具有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由劳动者维持自身及家属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所决定。第三，他分析了工资变动的规律和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有上涨的趋势，随着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地变换，但是长期来看劳动的市场价格一般是倾向于自然价格[13]。
关于利润理论，李嘉图认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是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其次他认为利润和工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后他也认识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长、资本积累和人口的增加，利润有下降的趋势[14]。但李嘉图忽视了生产在分配中的作用，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来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15]。
关于地租理论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最为突出的部分，他的级差地租理论闻名于世。他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16]。
李嘉图对收入分配理论的阐述，揭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批判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不彻底性的基础上，李嘉图更彻底地把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看做各种收入的唯一源泉。一方面，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工人工资的上升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回报。另一方面，揭示出资本家和地主的阶级的对立性。
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论述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其目的在于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总产品在各生产要素之间，进而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规律。在李嘉图看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配中，唯一的受益者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因为地租的上涨）。现在看来，他对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和简单，也忽视了技术进步及生产要素之间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但作为收入分配理论的早期研究，其对后来者的研究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这种理论对当时英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开始阶段，地主仍有强大势力；而新兴资本家还没有在经济上站稳脚跟阶段的情形解释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新古典学派是在萨伊的“三要素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效用是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的，创造效用就是创造价值。由此创造商品价值的，除了劳动之外，还有自然和资本。既然三个生产要素都创造商品价值，那么每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收入，即工人应该得到工资，资本家应该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应该得到地租，三者的收入都应该是合理自然的报酬。
与古典主义的收入与分配理论不同，新古典主义不是研究收入如何在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分配。而是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如何依据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边际贡献来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收入分配。新古典分配理论至少提供了两个解释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的内在机制，即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和有偏技术进步，其中，要素之间的替代机制是首要机制。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还可以解释要素分配份额的周期性变化。若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且货币工资滞后于价格，则在经济扩张期实际工资将降低，在收缩期实际工资将会增加，工资相对水平的变化将导致要素之间的替代。因此在经济扩张期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在收缩期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前者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而后者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1）克拉克的收入分配理论
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一书中写道：在充分自由竞争的静态经济条件下，存在着按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其收入（工资和利息）的所谓公正的“分配的自然规律”，……；“每个生产因素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17]。
克拉克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大小而获得的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解决分配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其主张采用边际分析法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属动态过程，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是一个静态过程，据此，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的以静态经济研究为基础的工资和利息分配理论，以及以动态经济研究为基础的利润决定理论。克拉克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工资和利息决定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和利息等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就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自然规律。通过建立一个以边际效用为基础，以分配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克拉克的理论旨在说明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和劳动能够分别获得在协作生产中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是分配的自然规律的结果。因此，克拉克的理论，从价值判断上来看，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自然性、合法性、长期性。
根据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可假定某一固定资本数量下劳动的边际产品在劳动增加时不断下降，则劳动的边际产量MPL是不断降低的，且向下倾斜。用MPL乘以产品价格P，就得到了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L，如图3.1所示，该曲线表明，资本家在不同就业水平下多雇佣一个劳动会增加的相应收入。
（1）工资理论
但是，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劳动的价格由整个劳动力市场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并且厂商也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整个市场的劳动需求曲线和劳动供给曲线的交点，表示劳动市场中的所有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劳动就业水平和工资率，每个厂商只能接受整个劳动市场决定的这个工资率，而改变不了它（图3.1中的W曲线）。图3.1中，阴影面积代表厂商支付的总工资（工资率乘以雇用的劳动数量L），而三角形面积则代表了总利息（支付工资后的总产品价值的剩余部分）。以上分析引致一个重要结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厂商都将继续雇用劳动,直到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该结论同样可用于资本的使用，资本使用量的大小及利息率的决定，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这个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利息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能够得到各自在协作生产中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由此克拉克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任何分配结果都是该要素生产效率的体现。
图3.1 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
（2）利息理论
基于劳动工资的边际分析法，可同样对资本的均衡价格进行推导。他根据“生产力递减规律”推导出“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即：如果工人人数不变的话，则随着资本的增加，新增加的每单位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也会递减，这就是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力，即边际资本的增产量决定了利息率，它不仅能决定边际资本的利息，也能决定全部资本的利息。
（3）地租理论
他认为土地是资本的特殊形式，因而地租也是利息的特殊形式。土地同资本具有同样性质，其报酬是递减的，地租也同利息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决定规律[18]。
（4）利润理论
他认为利润只是个别企业家的一种额外收入，是个别的企业家因技术进步而得到的暂时的超额利润收入。他说：“由于一种新的发明，某种东西的生产成本降低了。这首先给予企业家以利润。其次又按照我们所曾经叙述的方法提高工资和利息”[19]。但这种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当等到技术普遍提高后，利润就会消失。只有当更新的技术出现时，才会再次出现个别产业和企业家的超额利润，一旦此项新技术普及了，超额利润又会消失，所以，这种利润是一种过渡性的利润。
克拉克把财富的分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决定各个产业团体的收入；第二次分配决定各个小团体的收入；最后的分配是对产业系统内无数个小团体中的工资和利息进行调配。“要了解这些收入是否属于应得性质的收入，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中去。究竟这些收入是不是由获得这些收入的各个生产因素所创造出来的呢?如果是，那么，整个分配科学就不过是一个研究特殊生产过程的科学”[20]。克拉克认为，工资决定于劳动生产力，是很公平的原则。在此原则下，不存在剥削。
总的来看，克拉克试图把边际生产力理论提高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公正原则，但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来，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有着明显的错误。同时，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暗含着产品的耗尽，这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单从测度收入分配的方法来看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
2 ）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比克拉克更进一步。与以前的经济学家不一样，马歇尔把生产要素概括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所谓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各种生产要素如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等报酬，不仅是个别劳动、资本、地租和组织的报酬，还关系到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中，最为突出并对以后的经济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的均衡价格理论。在价格理论的基础上,他又做到坚持和发展了萨伊的分配理论。他认为，分配份额的大小实际上是各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生产就必须购买生产要素，从而要付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或生产成本，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当然在收入分配中要收回他所付的价格或生产成本并在生产成本之上再获取一份投资利润。而且，“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21]
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由此决定的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等一系列分配变量。生产要素需求和供给与一般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取决于该要素的边际使用效率，生产要素的供给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率时就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
（1）马歇尔的工资理论
马歇尔认为，工资是由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来决定的，取决于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点。劳动的需求价格，是企业家在购买劳动时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边际生产力越高，劳动力价格也越高，厂商愿意为其支付的工资越高。但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递减规律，从长期来看，在资本数量既定的情况下，随着工人的不断增加，在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从而劳动的需求价格降低，最后工资也就随之降低。
当然，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不仅仅取决于边际生产力，还取决于劳动的生产费用，即劳动者生存、生活的必需品、劳动者的培训以及维持有效率的劳动精力所花费的费用。这也是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时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
（2）马歇尔的利息理论
利息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可分为纯利息和毛利息两种形式。当把利息看作是等额的报酬时就是纯利息；毛利息中包括纯利息，风险金和管理报酬。利息同样取决于就是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点，其中资本的需求价格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是企业家借入资本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而资本供给由资本家愿意为资本支付的能力或欲望决定。
马歇尔认为资本家把资本借出去有理由收取利息：首先，资本家暂时不能使用借出的货币，这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牺牲；其次，对于资本借入者能够得到这笔资本所创造的利益，他们应该将受益分给资本所有者一部分；最后，资本是资本家牺牲和等待的结果，运用这个结果，也应该付出一定的代价。
（3）马歇尔的利润理论
马歇尔认为利润是给予企业家的报酬。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时候，不仅需要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还需要组织生产的能力。这些能力需要经过专门的教育，它对于一个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需要预测好生产和消费倾向，并且还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而且企业家还需要启发工人们的创造能力；全面掌握企业的秩序合作和其他一切能力。所以，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企业家获得的利润是必须的、合理的。
马歇尔认为利润的大小由企业家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同工资和利息的决定一样，企业家的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同样有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需求价格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就是企业总收入扣除了工资、利息、地租等以后的余额，都是由于企业组织和经营能力的作用而增加的收入。这个收入大小就是一个尺度，用他来衡量企业的组织和经营能力。但是，马歇尔并未就利润的变化趋势作出长期分析，从中也就难以看到长期内利润在分配中的地位。
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生活和教育、训练的费用是边际生产费用。它决定企业组织的供给价格。企业经营管理组织能力的需求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生产力，即企业家最合理地组织、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管理所能获得的全部纯收入。这种纯收入的大小是衡量企业经营管理组织能力的边际生产力的尺度。马歇尔指出，利润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企业组织和经营能力的需求方面，当企业家的组织和经营能力很高时，就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就远远地超过企业组织和经营能力的正常的价格，而囊括工资、利息、地租以外的全部剩余。
（4）马歇尔的地租理论
马歇尔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收入。他把土地的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的纯收入，即土地自然状态下获得的收入，而不是由人工改良后获得的收入。二是对土地投资和人为努力使土地改良获得的收入。严格意义上的地租是由于自然界的恩赐而无需人力就可以得到的报酬，因此主要研究的是土地纯收入。
同利息、利润一样，地租的大小也是由土地的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但是由于土地是自然界给定的，不能再生或者被人类生产出来，所以土地的数量基本不变，从而没有生产费用，也就不存在土地的供给价格，因此，同上面对利息和利润的分析不同，地租仅仅由土地的需求价格来决定。同样土地的需求价格由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地租是边际以上的土地产量超过边际产量的余额。
由于存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马歇尔提出有两种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一是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上连续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农产品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二是由于不断地利用土地，许多对劣等土地也进行耕种，从优等土地到劣等土地的这一过程，土地的边际产量在降低。
马歇尔还提出了准地租的概念。所谓准地租，是指在短期内土地本身以及土地以外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超过平均水平的收入。各种生产要素是指劳动、资本或企业组织管理能力[22]。在短期内，工资、利息、利润这种只受需求影响，而不受供给影响的超过均衡水平的收入称为准地租。
（5）马歇尔关于“企业家才能”的论述
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发展了萨伊的三要素说而提出了四要素说，即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能力”。其特别强调了企业家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①企业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必须具有预测和判断生产和消费趋向的能力，能够掌握有关行业生产技术的能力；②企业家作为领导者，必须具有知人善任，启发被领导者创造力和使他们相互合作的能力。企业家才能，可以看做生产所需这种要素所提供的租金。
（6）马歇尔收入分配理论的述评
马歇尔关于工资、利息、地租及利润的理论，是对边际 生产力理论的又一发展；在古典分配架构中，考虑了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供给者的边际成本的均 衡。他也没能解决边际生产力分配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产品耗尽。但他的理论思想和方法，为实际工作中对产品或要素价格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同时，他对人力资本的分析也预示了劳动经济中许多最新的发展。
虽然马歇尔并没有对分配理论的突破性贡献，但仍给后人两点重要启示：①知识、能力也可以成为影响经济效益的生产要素。随着科学技术、管理在经济中起的作用日益明显，掌握科学技术的企业家能力已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②生产要素是个动态的范畴，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趋于不断增加的。这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及研究相关理论都具有现实意义[23]。
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着重从规模性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这主要包括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论述，新剑桥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价值的讨论，福利经济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以及围绕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争论。本节将从上述4个方面，对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
凯恩斯认为，必须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代之以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财政投资必然产生如下结果:一部分财政投资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变成了生产部门的收入；一部分用于给工人发工资，被工人用于消费，变成了生产消费品部门的收入。无论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还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取得收入后，它们都要把这些收入按习惯做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再生产，这样，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就又可以得到一次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使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也又一次得到收入。得到收入的部门将其收入又进行再分配，这样，上述的收入分配过程就会再现，如此，等等。最后使实际形成的收入比最初投资的收入大好几倍。这样，用宏观财政手段就实现了收入分配[24]。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他认为充分就业时的静态均衡只是经济中的特殊情况，而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投资和储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的经济行为，由于利润存在下降的刚性，所以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将工资分成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同时提出货币工资刚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认为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来进行收入分配是不行的，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配合一些政策措施，建立宏观调节个人收入差异的经济制度。
凯恩斯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两种方式：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财富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不利于资本积累，所以必须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②消灭食利者阶层。凯恩斯认为利息率的降低必然会加大投资的吸引力[25]。
新剑桥学派也被视作后凯恩斯主义的突出代表。与凯恩斯理论不同的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而展开的，它认为古典主义利用边际生产率来确定工资率和利润率是不恰当的，收入分配理论应从整个商品体系出发，建立在客观的价值理论基础上。新剑桥学派从价值理论出发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新剑桥学派主要是想表明三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①国民收入由利润和工资两部分组成，利润和工资份额大小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由利润率的高低来决定，利润所占的份额与利润率成正相关，而工资所占份额与利润率负相关。物质生产技术条件、投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都决定着利润率水平的高低。
②收入分配形成的结局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它不仅和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外部条件，如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绝不是公平的、合理的，而是取决于劳工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权力。这些充分体现出新剑桥学派强调的是所有权和历史因素。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26]。
③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认为它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新剑桥学派认为这是一种循环推理。新剑桥学派主张的是回到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理论中去，也就是回到李嘉图理论中去。
新剑桥学派认为，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实现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再分配，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必须加强社会福利措施和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征收高额的所得税以及给予低收入家庭救济。同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均还是由社会的、政治的、传统势力等诸多因素造成，所以要改变不均的状况还要依靠社会的政治力量[27]。新剑桥学派收入分配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并侧重于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以卡尔多模型和罗宾逊模型最具代表性。
1）卡尔多模型
在卡尔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是相互联系的。卡尔多认为，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具体地讲，令Y 表示国民收入；W 表示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 表示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表示储蓄总额；SW表示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P表示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财产所有者的储蓄倾向）；I表示投资总额。于是，国民收入就是工资和利润之和：
社会总储蓄等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储蓄之和。其中，工人阶级的储蓄来源主要是工资，等于工人阶级的边际储蓄倾向乘以工资总额；资本家阶级的储蓄来源是利润，等于资本家阶级的边际储蓄倾向乘以利润。
结合（3.1）和（3.2）可得：
根据S=I，则有：
进一步整理可得：
2 ）罗宾逊模型
罗宾逊把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把国民收入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部门。在罗宾逊模型中，P 表示利润总额；I表示净投资；CP表示利润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即资本家的消费倾向，因此（1-CP）就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利润分为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两部分：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利润的大小与资本家消费倾向的高低和投资的大小成正比。罗宾逊还认为，如果技术条件已知，就有一个相对于P的利润率P/K，如果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根据P=I/（1-CP ），公式两端同除以资本总量K，则可推出利润率的公式：
其中，π表示利润率（P/K），g 表示经济社会的增长率（I/K），表示资本家的储蓄率。这就是说，在工人的工资不用储蓄时，资本家的利润就取决于积累率（1/k）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π与1/k成正比，与 SP 成反比。这就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增长，利润率和利润在国民收入的比例都将上升。
从罗宾逊模型关于经济增长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她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基本观点是认定的，随着经济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经济增长不仅不等于贫穷的减轻，反而使绝对贫穷增大，因而认为经济增长将消除贫穷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病症就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带来了“富裕中的贫穷”[28]。
在宏观研究层面上，福利经济学将如何通过合理收入分配来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作为研究的主题。它以一定的伦理价值判断为前提，可以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庇古，他的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建立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他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于分析个人收入分配时，讨论了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庇古认为：“福利有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之分，个人福利是指个人的欲望或需要所得到的满足和由此感受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幸福和快乐；社会福利则是个人福利的加总，分为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福利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福利。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减同收入分配合理与否紧密地相联系。如果分配与再分配的结果增进了社会经济福利，那么这种分配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对持有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的货币收入少，货币收入对他来说边际效用很大；富人的货币收入很多，货币收入对他的边际效用较小。因此，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就会使社会总经济效用增加，收入分配趋于合理，社会福利也会增加。而将收入分配有利于富人财富的积累则是不合理的。”[29]
在社会福利和效用问题上，新福利经济学提出序数效用论，反对基数效用论，其代表人物有卡尔多、希克斯等。新福利经济学对经济福利的分析是假定收入分配是既定的，企图将分配问题从福利经济学中剔除。这些学者认为，只有资源配置效率才是最大的福利，他们提出的福利与公平理论的基础是“帕累托最优”。新福利经济学的学者将“帕累托最优”看作绝对公平标准，在实践中遇到矛盾是必然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与改革。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可能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可能福利减少，根据“帕累托最优”原理，这种调整与改革就无法进行。为解决这一矛盾，他们认为如果成员经济状况改善，而另一部分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但若从全社会来看，社会获益总额超过受损总额就是可行的。政府可以向获利者征税以补偿受损者，这至少意味着对任何人没有不利而对一些人有利。这种补偿是假想的，事实上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只要效率提高了，一些人的损失可在长时期内补偿回来。
福利经济学还可以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和新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
1 ）旧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30]
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庇古(A.C.Pigou)，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有两大基本理论点：第一，一国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的多少来表示。一国的国民收入量大，则经济福利也越大，经济福利的增加表现为国民收入的增加。第二，一国的经济福利是国民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的总和，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由他所得到的物品的效用构成[31]。据此，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②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
庇古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①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福利是指社会福利，包括自由、幸福、正义等，由于它们难以计量，而不好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内；狭义福利是指经济福利，是能够以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它是福利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②经济福利是由效用构成的，而效用可以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进行计算，因而工人的经济福利也是可以计量的，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等于一国全部经济福利，可用国民收入总量表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福利愈大。
③检验社会经济福利大小的标准有两个：其一是效率标准或资源配置标准，其含义是在不减少贫穷者收入和不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前提下增加国民收入，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其二是公平标准或收入分配标准，其含义是在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条件下使财富向贫穷者转移也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庇古引进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两个概念。所谓边际私人纯产品是指生产者个人从追加一个单位的投资获得的产品数量的净增量；所谓边际社会纯产品是投资增量给社会带来产品数量的净增量。根据上述两个标准，只有当边际私人纯产品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时，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此时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
④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经常不一致，因此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就显得尤为必要。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国家应以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反之，当前者小于后者，国家应以财政补贴手段进行平衡。
⑤对于任何人来说，由于收入分配中资本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将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命题：“第一，对于一个人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增大。”福利经济学主张在保证和不损害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应通过采用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保障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增进社会福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国家通过强大的政府再分配功能，对市场初次分配进行大幅度调整，保证了所有国民较高的福利水平，但随着这种福利制度持续的推行，福利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乏力，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福利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2）新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32]
新福利经济学在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修改、补充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和米香等。与旧福利经济学相比，新福利经济学的“新”主要表现在：在分析工具上，用序数效用论代替基数效用论；在研究内容上，以“帕累托最适度”（ParetoOptimum）作为研究核心，而不仅仅关注可能引致福利偏差的帕累托最优。其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Principle of Hypothetical Compensation），编制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提出了“福利相对性”（Welfare Relativity）概念。
新福利经济学对经济福利的分析是假定收入分配是既定的。帕累托从这个前提出发，考察最适度条件下的经济福利。所谓最适度是指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除非至少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这种状况后来被人称之为“帕累托最适度”，长期以来，新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对帕累托最适度进行推敲与发展，提出了交换的最适度条件、生产的最适度的条件以及生产和交换的最适度结合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新福利经济学企图将分配问题从福利经济学中剔出来，福利经济学应该研究经济效率，而不是分配上是否公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改革中一些人可能多获益（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不可避免受损（福利减少）。根据“帕累托最适度”定义，这种改革就无法进行。但是不改革整个社会，福利又如何增进与提高，这就构成了矛盾。希克斯主张采用卡尔多的“假想的补偿原理”。所谓补偿原理是指一些改革措施和政策，如果使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而另一些人的经济状况恶化，假如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得利总额超过受损总额，即有利于增进社会总福利，就是可行的，只是政府要采取措施向得利人征收特定租税以补偿受损者，这至少意味着对任何人都没有不利而对一些人有利。这种“补偿”之所以是“假想”的，是因为事实上不一定可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提高效率，所受损失可在长时期内补偿回来，这就同“帕累托最适度”一样，把涉及收入（福利）分配问题排除在福利经济学之外。它表面上似乎避开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使福利经济学具有实证科学的基础，但实际上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价值判断。因为按照“假想的补偿原理”，如果一种政策措施，尽管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只要它使国民收入总量有所增加，也可被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补偿原理”似乎解决“帕累托最适度”与通过改革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矛盾，但在柏格森和萨缪尔森看来，它既不完美也不科学。因为，福利作为个人的主观感受，如何进行补偿才算合理恰当，事先并无法测知；生产与交换条件的最适度也不一定能达到福利最大化，因为影响福利的因素是多样化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而社会福利目标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于是他们认为：经济效率是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合理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将分配因素（这就将分配问题又重新纳入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及其它一切支配福利的因素都列出，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数值最大时才算达到了福利最大化。所谓社会福利函数是指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它有关变量的函数，即社会福利的数值，取决于影响福利的一切变量，如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品的数量。(www.xing528.com)
1 ）库兹涅茨倒U理论描述
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要归功于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在1955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上，库兹涅茨作了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公平”的会长就职演说，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将怎样变动进行了创造性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见图3.2）。
图3.2 库兹涅茨倒U曲线
库兹涅茨提出倒U假设是依据了当时可得到的有限的统计资料，关于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加剧并恶化的趋势，在库兹涅茨看来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他引证了普鲁士的资料：1854—1875年，最富裕的5%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从21%上升到25%，而较贫穷的 9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由75%下降为65%；引证了美、英、德等国几个收入阶层的有关数据，数据表明在考察期内，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的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均不同程度地下降了，而贫困阶层的收入份额相应不同程度地上升了，即收入差别缩小了。同时，库兹涅茨还引证了横截面资料，数据显示出，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处于发展后期阶段的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33]。
在以上零散的统计资料为依据指出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倒U现象之后，库兹涅茨试图说明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他认为造成收入差距早期扩大的因素在于储蓄集中于高收入阶层，只有高收入组才会进行储蓄。比如美国占人口5%的最富裕阶层的储蓄额，占全部个人储蓄的2／3，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的储蓄额则几乎等于全部，由于储蓄具有滚雪球效应，因此储蓄集中于高收入者，无疑会扩大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增长是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进行的，通常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比农村更不平等，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中更不平等的部分将增加。
库兹涅茨认为，上述两个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中的各阶段都起作用因而收入不平等由恶化转为逐步缓和，必定是受到其他因素的抑制，从而部分地抵消了前两个因素的作用。库兹涅茨指出了三种抵消因素：①一系列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税制、救济法等。他认为这些干预性措施对收入不平衡由恶化转为改善起了决定性作用。②人口变动。他指出计划生育首先在富裕家庭中展开，因而人口中富人的比重减少，由此导致若干年后固定比重的最富裕阶层中就有了收入相对低些的人口进入。因此，虽然储蓄的累积效应可能提高总人口中逐步减少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份额，但这种效应对固定比重的顶部富裕阶层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将由低收入阶层人口的进入而降低。③现代化社会的动态经济性质。在动态经济社会中，技术进步加快，新兴行业不断出现，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的比重在总收入中逐步减少。正是由于上述三种力量抵消了储蓄和城市化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使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方向发生了逆转，由上升转而下降，最终形成了倒U现象。
对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现实解释力，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其很难被实证检验。原因在于：①库兹涅茨倒U理论，其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主张经济自由放任，而在现实中又确实存在政府干预。那么收入差距的变动是否满足这一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检验。②倒U理论揭示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规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否会遵循这一规律值得深入探讨。③在理论解释上，城市化作为推动收入差别持续上升的因素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将使收入差别先上升然后下降。④对人口变动和经济的动态性质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的论述也较模糊。
库兹涅茨倒 U 假设的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正是由于这一假设在理论分析及统计论证上的不充分。如前提及的各种问题未能得以回答，加之理论上的魅力，引发了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学家围绕倒U假设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加以验证。因此，现代经济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中收入差别长期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倒U假设能否成立的争论。
2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倒U曲线的解释
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存在三个假设前提：①不发达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城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劳动力的工资极低。现代部门主要是指城市的工业部门，该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②劳动无限供给。③工资水平不变。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两部门经济的假设下，认为：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归功于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剩余劳动力吸收源于利润资本化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城市工业部门只要支付最低生活标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当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供给时，农村劳动力吸收完毕，从而达到“刘易斯拐点”，经济发展进入城乡同质化阶段，从而工业化任务大致完成。
图3.3 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
如图3.3所示，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也就是图3.3中劳动力供给曲线中的水平段。OA表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在使资本量由K1移动到K2再至K3的过程中，劳动的需求曲线则由D1移至D3，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城市工业部门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就由L1移到L3。此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是图3.3中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至S点，即“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此时，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当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业部门一致，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转化为一元结构。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困难在于第二阶段，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工资上涨、劳动供给曲线逐渐陡峭，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就停止。为此要使农业劳动力转移从第二阶段顺利进入第三阶段，农业生产率必须提高，使得在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出不减少。
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结论包括：①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的不断萎缩。②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现代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③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的时候，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④传统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消极被动的；现代部门是积极能动的。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很显然地将农业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在模型的整个运行过程中看不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入的增加。费景汉和拉尼斯就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修正意见，他们认为刘易斯的模型存在着两点缺陷：第一，不重视农业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这会造成农业的停滞。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
3 ）库兹涅茨倒U检验的实证检验
早期研究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对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检验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存在性。
首先进行国别研究的是克拉维斯（Kraivis，1960）[34]，他搜集了11个国家的收入资料，发现低收入国的收入差距比高收入国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库兹涅茨假设。但他的样本数太少、说服力不强，这一不足得到了阿德尔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73）[35]的弥补，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收集了43个国家的资料，第一次为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经验性证明，其研究结果一般地支持了倒U理论。他们测算了收入不平等同人均国民收入的回归方程：
式（3.8）中，I为不平等指标，指人口中顶部和底部20%人口组的收入份额比；Y为人均国民收入（1970年美元）；括号中数值为t统计检验值，方程中负的二次人均收入项证实了倒U格局的存在。在加剧分配恶化的因素中，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甚至自然条件都包括在内，其中有 6 种因素是最重要的，即：人力资源的改进率、政府的直接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均 GNP、劳工运动的力量。
鲍克特[36]运用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所汇集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利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标准，以人均GDP为标准将 56 个国家分为 7 组。他的计算表明：当一国从最低收入组进入人均收入101～200美元（1965年美元）时，基尼系数会急剧上升；当进入201～300美元时，基尼系数会继续上升，但升幅没有上组这么明显；当人均收入为301～500美元时，基尼系数达到最大。然而，这只印证了收入差距会随GDP的增大而升高，却未能解释收入差距会否随GDP的升高而降低。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1976）[37]利用多重回归的方法，对60个不同类型国家在 1970年前后的收入数据进行了分析，也发现收入差距与人均国民收入间存在着支持库兹涅茨假设的关系。钱纳里和塞尔昆（Chenery and Syrquib, 1974）[38]等人利用 55 个国家的资料进行了回归分析，也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收入份额是先降后升，而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对应地先升后降，转折点发生在300美元左右，从而也证明了倒U假设的存在。阿鲁瓦利亚的研究还表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占总人口 40%～60%的最穷的阶层的收入份额太低。而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由于最高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较大，建议国家应该注重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
Anand and Kanbur（1993）[39]利用阿鲁瓦利亚相同的数据，采用自己建立的六个不平等指标找到了倒U曲线中的转折点，从而证明了倒U理论可能性。此外，Bourguigon（1994）[40]通过横向国别数据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上述一些作者所使用的大量横截面资料的确证明了倒U假设，但他们的研究也都受到批评。克莱恩（Cline, 1975）[41]、菲尔兹（Fields, 1980）[42]等从统计结果的认识上对支持倒U理论的证据提出质疑。菲尔兹研究了1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资料，得出了与横截面资料不同的结果：①在12个样本中，有4个国家和地区（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的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台湾地区一样，一直在下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转折趋势；②阿鲁瓦利亚认为 400 美元是库兹涅茨倒 U 曲线的拐点，过了这一点之后，收入不平等不会再扩大，但菲尔兹的分析表明，有 4 个国家和地区（墨西哥、波多黎各、巴西、阿根廷）在人均收入高于 700 美元后，基尼系数仍然在上升。Saith（1983）[43]和 Lal（1983）[44]更对利用横截面资料的方法从总体上提出了批评，但从上述资料的引用来看，已具备了较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横向国别的研究方法将倒U现象由动态的历史现象变为了静态的国别现象，必定带有较强的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关于未来社会分配理论的合理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配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为创立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从 16世纪到18 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分配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明确提出了以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为基础的按需分配和均等分配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模式，以“乌托邦”构想和“均等分配”为观点，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劳动是获得财富分配的前提。即，劳动是人们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条件。②在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直接分配产品。③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④各取所需带有平均分配和禁欲色彩。为此，他提倡一定程度的禁欲，生活需要节制，装束不得华贵等。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上，要求绝对的平等，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使它们的数量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在这些产品中，一切不易损害的东西，均按同一规则公开分配”[45]。
巴贝夫主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实行平均分配，强调社会产品实行均等分配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诚诚恳恳去完成的任务，让每一个人都可享受丰衣足食的乐趣，没有别的，因为福利必须让大家普遍享受，必须均等分配”[46]。
综上所述，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分配形式的设计和原则，虽然不尽相同，但构成这些原则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思想。随着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无产阶级的逐渐成熟，这种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观点凸现出其极大的局限性。
19世纪初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他们在反对和批判剥削制度以及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分配思想中，萌发了按劳分配的思想。
圣西门认为，整个国家机构如同一个大实业单位，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收入应当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每个人按其贡献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从事最有益的劳动应受到尊重并获得更优厚的福利。这样，社会上必然还存在不同的等级和差别，但这种社会等级已不表现为对立阶级集团之间的不平等，而只是以才能、劳动贡献来划分的等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圣西门“按劳动贡献分配”的理论，否定了早期空想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平均主义的分配观点，蕴涵着科学的按劳分配的思想[47]。
相比而言，傅利叶主张实行按比例分配，尖锐地批判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平均分配的思想。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劳动、财富、生活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平等和谐基础上的差别，是公正分配的结果[48]。
欧文主张用自然的尺度来代替人为的价值尺度，即用载明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劳动券”来取代货币，用“国民劳动公平交换市场”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一切财富都来自劳动和知识。对于劳动和知识，一般是按照所耗费的时间给酬的[49]。
由此可见，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比较彻底地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均分配和禁欲主义的束缚，已经孕育着按劳分配的思想萌芽。但是，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更多地是从人的理想出发，道德观念比经济原则显得更为重要。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分配的设想还仅仅停留在对表层现象的描述和猜测上，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新型分配关系形成的内在原因，及其分配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性[50]。
马克思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或观点，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真正源泉。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他们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工资的来源，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利润（利息）和地租。但在资本家看来，资本、土地、劳动这三个不同的对立的实体不仅产生了利息、地租和工资这些收入形式，而且这些收入形式，也就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真正源泉掩盖起来了，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生产与分配的一般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第一，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收入分配；第二，生产决定分配，不仅生产出的产品构成了分配的客观对象，而且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特定形式。其中，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51]。由此可见，无论把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相分离、把它们割裂开来，离开生产关系来谈“分配”，还是离开它们的历史性来谈“分配”，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或论述，建立在以下3个理论基础上：
第一，社会再生产论。马克思扬弃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创立了科学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作为再生产理论所依据的两个基本前提：①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从最终用途上可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用于生产消费，消费资料脱离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用于个人消费。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②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三部分构成。在再生产过程中，c 要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v 用于工人的个人消费，m 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这样，在社会再生产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就对未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总产品分配和个人消费品分配作出了科学分析：未来社会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而是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即未来社会个人收入分配，不是对社会总产品不折不扣的分配，而是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只是对生活消费品的分配。
第二，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发展。这个理论解决了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客观依据和如何计量的难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于是在未来社会是否劳动就成为能否参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依据。进一步的问题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不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分，其分配数量的多少如何计量？马克思认为通过还原的办法，将其它劳动都还原为简单劳动，并用劳动时间来进行估量。
第三，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通过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研究，创立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剩余价值学说。如果说劳动价值论重点在于说明价值是如何创造的，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则重点在于分析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内部如何进行分配。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雇佣工人创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最终被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分别以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形式共同瓜分。
基于上述假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庸俗经济学家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52]。首先，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当物质生产资料被一部分人以垄断形式占有，并专门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而在“资本―利息”中，如果我们将资本理解为一定的价值额，那么这个公式等于在说，一个价格额等于另一个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额，这显然充满矛盾。其次，“土地―地租”这个公式并非表现出合理的关系。土地作为天然存在，一个不折不扣的物，它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可能创造出价值，它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农产品是由于劳动力的发挥，而不是土地本身，只是土地肥力影响着劳动所创造的。最后，劳动是一个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的生产活动。而在“劳动―工资”中，劳动本身是没有价值和价格的，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是有价值的，从而有价格。因此，这里的工资只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①生产工具的分配；②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53]。于是，生产资料在社会成员中如何分配，归谁所有，这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54]。对资本家而言，其以生产条件所有者方式参与生产，他以利润方式参与分配；相对而言，工人没有生产条件只能以雇佣劳动形式参与生产以维持生计，只能以工资形式参与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结构”，因此，产品分配只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5]。
马克思主张按劳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阶段[56]，由于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排斥了有人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剥夺他人劳动的可能性，每个人能为社会作贡献的唯一方式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因此，这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劳动是个人获得消费品的唯一依据。因此，作为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经济规律。当然，马克思所强调的按劳分配，并非把所有劳动成果不折不扣地分配，而要进行如下必要的社会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既然劳动是作为分配的主要标准，那么，该如何来度量劳动，以实现按劳分配的目标呢？马克思强调，这取决于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时间”是指：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耗费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即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而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的劳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也不相同，因此，在分配个人消费品时，必须考虑其间的差别。正是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按劳分配应该按照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贡献的大小）多少进行分配，收入分配数量的差别对应于劳动贡献大小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按劳分配”这个提法，他比较接近“按劳分配”提法的原话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57]。按劳分配是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概括出来的。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其他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其他收入分配理论是对古典理论的发展。新古典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尤其是它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型，以及对市场经济中分配规律的描述，对我国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借鉴意义。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对缓解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起到了相当的实践成效，对经济学以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从特有的角度继承发展了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必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也就必然是不公平的。新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把其吸收进本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中，相应也出现了“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等新型社会架构。
从总体上讲，现代收入分配理论越来越多地关心个人的收入状况和福利水平，越来越多地与非经济因素相结合。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贫困治理问题。这些收入分配理论既是经济学家站在不同角度分析的产物，同时也与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对应。因此对各种理论应该批判地对待。既不能全部舍弃，也不应全部照搬。比如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现在把它作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肯定不符合实际。而相应的福利经济学，由于历史条件比较相似，因此对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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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马克思认为，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5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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