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及中国收入分配变迁解读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在社会经济领域，衡量社会经济变化的指标有许多，但是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在宏观经济学中，GDP是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指标。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我国国务院1992年8月颁布的《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标志我国正式开始了GDP的核算，GDP从而也成为我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并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现在特别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地位逐步确立和完善[1]。

根据GDP核算方法反演的新中国的第一个GDP数据为1952年的679亿元，1978年为 3645.2亿元，到2011年GDP总量达到472 881.6亿元。1952—1978年间年GDP增长量2966.2 亿元，年均增长率1.31%，而1978-2011年间年增长量397 024.8亿元，年均增长率8.08%。2007年我国GDP已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GDP增长较快同时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978—2011年我国GDP变化过程如图1.1所示。在此期间，我国GDP总体呈指数上升趋势。从 GDP变化过程并参考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1992—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1978—1991年期间，在体制和制度上，对我国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改革，经济增长初见成效，国民经济有所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2 亿元上升到 1991年的217 81.5亿元，GDP增长率为4.9%。1992—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为主、政府适当干预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图1.1中也看出，此阶段GDP快速增长，GDP增长率为3.47%。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 793.7 亿元，实现了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2002年 GDP达到了120 332.7 亿元，是1978年的33倍。从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新阶段，我国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加入 WTO为契机，抓住战略机遇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商务部资料，截至2006年已有66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经济局势变化的影响。我国GDP经济增长率受2007年底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从13%下降到2008年的9%，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加到300 670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81%。

图1.1　1978—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人均GDP与GDP总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图1.2可以看出：我国人均GDP与GDP的增长趋势相符，也呈现出指数上升趋势。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尽管GDP总量不断增加排名也已跃居世界前位，但人均GDP全球排名仍然靠后。虽然我国人均GDP逐年上升，但与世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 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三，但人均GDP仅是卢森堡的1/50，是美国的1/20。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我国在2011年的人均GDP排名是89位，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综合国力不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较低，国民总体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

图1.2　1978—2011年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1）三大产业总体变化趋势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般将产业分为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二产业则包括工业及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分为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按照生态学理论，结果决定功能。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三大产业的合理配置及其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保持健康持续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实现经济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成为经济学家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图1.3　1978—2011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1.1　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1.1和图1.3清晰地反映出三大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总体来说，三大产业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及第三产业 GDP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从1978年 的1027.5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47 486.2亿元并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其增速为32%。第二产业在1992年以前增长缓慢，但之后快速发展，其总产值较1978年增加了82%并在 2011年达到220 412.8亿元。我国第三产业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其总产值从1978年的872.5亿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204 982.5亿元，增速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高达137%。

（2）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上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规模相对稳定，同时第三产业比重稳步趋升的态势。从表1.2和图1.4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1年的10.0%，与此同时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尤其是生产方式由单一结构逐步变为多种经营，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第二产业呈平稳上升趋势，其比重维持在50%左右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1年的43.4%，同时在1985年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二大支柱。

图1.4　1978—2011年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对比国际标准，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变化较符合国际标准，但是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其发展仍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的产业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步摆脱了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而发展不均衡以及第三产业水平低下的问题。尽管如此，三大产业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对称的问题。首先，第一产业中仍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在从事传统而低效的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增长依然过快，比重变化不大，其中仍以重工业增长为主，但其吸纳的劳动力仅占20%左右，部分工业增长依然是靠高耗能、高投资、高污染实现的。我国第三 产业产值比重略超1/3，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只有30%左右,这说明我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还不协调，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良性互动局面还未形成。

表1.2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各产业部门产业规模的绝对扩大，各部门就业吸纳能力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从表1.3和图1.5中可以看出，从就业总体上看，我国就业人员数量增长较快，仅从2006—2011年这5年时间，就业人员就由2006年的74 978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7642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从2006年的29 63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35 914万人。从失业人员数量来看，从2006—2011年的5年时间中，失业人员由2006年的847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922万人，失业率基本保持不变。2006年失业率为4.1%，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加到4.3%，但随后的2010年又回落到4.1%，2011年保持不变，仍为4.1%。

从整个就业单位的分块来看，仅从2006—2011年的数据来看，私营企业和个体的就业人员增长最快，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就业数量从2006年的3954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912万人，增长速度非常快。城镇就业人员中个体数量从2006年的3012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227万人，增长也十分快速。

从三大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对数来看，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中比重从1978年的 70.5:17.3:12.2 调整至2011年的34.8:29.5:35.7。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39 098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1 941万人，又下降到2011年的26 594万人；第二产业绝对就业人数增长较快，由1978年的6945万人增加至2006年的18 894万人，增加了2.7 倍；随后又增加到2011年的22 544万人。这从绝对意义上表明了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吸纳能力的增加；与第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呈现出就业增长迅速且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 24 143万人，增加了4.96倍，又由2005年的24 143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7 282万人，是整个经济转型期间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产业。

从三大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即就业吸纳的相对量来看，1978—2011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人数分别增长19.96%、160.39%和 386.1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持续降低且降幅较大，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6年的42.6%，又下降到2011年的34.8%，这表明第一产业就业已基本达到饱和，不仅不能吸收劳动力，而且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量比重一直稳定在25%左右，但也有小幅度上升趋势；近年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是第三产业部门，稳步上升到35%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分天下”。

表1.3　就业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5　2006—2011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6　2006—2011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从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发展趋势来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水平较低，但波动较大，到“八五”期间就业弹性的平均数变成了负数，2003年至2005年也是负数；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从“六五”到“九五”呈现出快速下降的特点，2002年就业弹性呈负值，直到2005年才上升为0.59；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存在着总体下降的趋势，“八五”期间有所回升，“九五”和“十五”期间处于较低水平，2003—2004年就业弹性提高较快。但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其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就业弹性，即第三产业对劳动力一直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六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年）的33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5.5%，上述六次物价上涨均明显超过了这一历史均值（见表1.4和图1.7）。

1980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当时急于摆脱“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萧条，通过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大干快上”若干项目实现“四化”。结果短期内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严重破坏了总供求平衡，物价迅速上涨，称“洋跃进”。为此，当时采取了压缩基础建设、收缩银根和管制物价等办法加以治理。

1984年通过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财政承包、放权让利、拨改贷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面推行。由于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随后实行货币化工资改革，致使1985年物价涨幅接近两位数。当时为抑制通胀，除削减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监管外，重点对信贷投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自此开始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

1988年的通胀膨胀比较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18.8%，一度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和银行挤兑现象。当时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价格改革“闯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并同时放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放权让利同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多年积累的比例失衡矛盾在价格“闯关”改革中集中释放，之后不得不暂停“闯关”，并严厉紧缩财政、信贷，但由于力度过大和其他因素影响，随后出现了市场疲软和经济大幅下滑。

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与此同时，开发区、房地产热迅速升温，投资规模迅猛扩张，并出现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金融“三乱”现象，导致1994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高达34%，居民消费物价涨幅高达24.1%，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自1993年年中开始，出台了紧缩货币和财政、保值储蓄、整顿金融秩序、实行分业经营等16条措施进行调控。与前三次相比，这次调控的市场化手段明显增强，既治理了恶性通货膨胀，又没有出现以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大起大落，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07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与前四次相比，这次通胀发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非常突出。从需求看，除表现为投资增长过快这一老问题外，200年以来，外贸顺差持续大幅增长是当时需求拉动的主要特征。从货币供应看，由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引发的货币供应也是主要渠道。从供给方面看，2007年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迅速上升。从治理措施看，主要特点是内外兼治。对内采取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大幅对冲顺差投放的货币，对外采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冲国内涨价。

表1.4　各种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7　1978—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0世纪30年代后期,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模型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是资本积累，上一期的投资是现期产出增长的动力之源，投资对未来经济增长有决定作用，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加速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开辟源泉。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对经济增长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而一直作为各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首要手段，是宏观调控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引起的。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绝对数来看（见表1.5和图1.8），198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910.9亿元，到1990年就增长为4517.0亿元，到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增长到32917.7亿元，在2011年更是增加到311485.1亿元。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是1980年的341.9倍，增长的速度令人惊讶。

表1.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率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此阶段的特征为储蓄率与投资率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波动性，但同时储蓄率与投资率的走势又高度地吻合，显现了该时期以计划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实现储蓄到投资转化的经济现实。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演进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4年,这个阶段储蓄率较高,平均34%，而投资率则在较低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3.7%。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1年,这个阶段的储蓄率也较高，平均为36%，而投资率随着1985年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后，在相对较高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6.5%。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2000年，该阶段储蓄率继续攀升达到40.1%，投资率则在1992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后一直在一个更高的区间内波动，平均为38.1%。第四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储蓄率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攀升，平均为45.17%，而投资率虽有上升但幅度要远远小于储蓄率上升的幅度，平均为40.56%，在该阶段，储蓄率与投资率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融入全球经济。

图1.8　1980—2011年全社会投资总额的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www.xing528.com)

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至今已经35年。在这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2 881.6亿元，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11年的35 181元。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0元增长到2011年的21 809.78元，增幅达63倍，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0元增长到2011年的6977.29元，增幅达38.57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978年的399.96元增长到2011年的15 160.89元，增幅达37倍，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978年116.50元增长到2011年的4 381.82元，增幅达38倍。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已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见表1.6和图1.9）。

表1.6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9　1978—2011年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1.7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分类消费支出结构的构成，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及各项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可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分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1981—1984年，这一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增加对食品、衣着的支出，食物的消费支出比重从1981年的56.66%一度增加到1983年的59.2%，到1984年才略降为58.0%，衣着支出比重也从1981年的14.7%增加到1984年的15.5%，而其他六项中，除了交通通信、杂项与商品服务的比重略有上升外，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的比重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阶段，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主要是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消费需求主要是以满足温饱的基本生存需求为主。原因主要是此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开端，经济体制刚刚由计划转入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制的需求得以爆发。人们从用各种票据换取生活用品的时期进入自主购买时期，故而着重满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得到满足的温饱需求。

第二阶段：1985—1993年，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从一个比较大的比重上下降下来，食品支出比重从1984年的58.00%下降到1993年的50.13%。但是这一阶段食品支出比重的下降并不是直线型的，它先是从1984年的58.00%下降到1985年的52.25%，再增长到1989年的54.50%，后下降到1993年的50.13%。究其原因，城镇居民一开始对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故而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之后食品支出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居民食品构成的改变，从以前由蔬菜、瓜果等素食为主转向奶制品、蛋类、肉类等较高的营养食品为主。除了食品支出比重下降外，衣着的支出比重也是从1984年的 15.50%下降到1989年的12.32%，再上升到1993年的14.24%。衣着支出比重的波动变化原因主要是人们对衣着的追求从满足基本的保暖需求，转向对质量、款式、时尚度等追求，这也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这一阶段城镇居民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后，在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及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需求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居住由1985年的4.79%增长到1993年的6.63%，医疗保健从1985年的0.92%增长到1993年的2.70%，交通通信由1985年的2.14%增长到1993年的3.82%。以上的数据说明城镇居民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升到满足温饱需求后，开始追求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资料。

第三阶段：1994—1999年，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温饱型消费需求比重大幅下降，享受型、发展型消费需求大幅上升。表现为城镇居民的食品、衣着直线大幅下降，食品支出比重跌破50%，由1993年的50.13%下降到1999年的 41.86%，降幅达8.27%；衣着支出比重由1994年的13.69%下降到1999年的10.45%，降幅达 3.24%。食品、衣着的比重变化都符合恩格尔定律，居民对食品、衣着的支出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在其他的消费支出项目上，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四项增幅最大。其中，居住的比重由1994年的6.77%增长到1999年的9.84%，增幅达 3.07%；医疗保健由1994年的2.91%增长到1999年的5.32%，增幅达2.41%；交通通信由1994年的 4.65%增长到1999年的6.73%，增幅达2.08%；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由 1994年的8.79%增长到1999年的12.28%，增幅达3.49%。从以上的数据可看出，我国城镇居民已由满足温饱需求转向满足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需求，且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需求在大幅度增加。这显示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

第四阶段：2000—2011年，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由小康进入富裕阶段。这一阶段的食品支出比重跌破40%，但是降幅是比较小的阶段，而衣着支出比重则基本保持不变，食品、衣着支出比重的变化符合恩格尔定律，它们的恩格尔系数并不是一直都保持下降趋势的，而是在降到一定幅度后维持稳定。此外，城镇居民的居住比重由2000年的11.31%下降到2011年10.01%。住房是一种固定资产，它的更换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房价的居高不下也可能抑制了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其他消费支出比重上，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杂项及服务变动不大，医疗保健是先上升后下降，原因可能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减少了城镇居民对这一项目的消费支出。变动最明显是交通通信，其比重由2000年8.54%上升到2009年的 13.72%，增幅达5.18%。2000年来，全球加快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人们对交通通信的支出。

表1.7　中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体的变动情况，如表1.8所示，可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从表1.6可知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上处于60%以上，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还不能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但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从较高的水平上下降下来。1984年，食品消费比重降到59.30%，衣着消费比重降到10.56%。食品、衣着比重过大挤占其他消费支出项目的现象有所改善，食品、衣着比重的下降给其他消费项目带来了消费空间。其中，居住比重由1978年的10.3%上升到1984年的17.7%，这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追求“居者有其屋”的心态。此外，其他项目中，家庭设备及服务也有所上升。

第二阶段：1985—1999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可知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温饱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居民的居住支出比重先是大幅上升，后慢慢下降到保持平稳状态。其次，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明显特征表现为农村居民大幅增加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比重1985年的3.91%增加到1999年的 10.67%，增幅达6.76%。这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温饱需求后，着重增加了对子女教育支出。此外，在基本的温饱需求满足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转向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这些消费项目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表1.8　中国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第三阶段：2000—2011年，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跌破了50%，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开始步入小康。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食品支出比重继续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支出比重大幅增加。其中，食品比重由2000年的49.10%下降到2011年的40.40%，医疗保健由2000年的5.24%增加到2011年的8.40%，交通通信由2000年的5.58%增加到2011年的10.50%。

以上数据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温饱需求后，开始向方便、快捷等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需求迈进。此外，其他项目中除了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有所下降外，其它消费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在2000—2005年间基本平稳地保持较高的支出比重，在2006开始下降，它的下降与我国2006年开始实行的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时间吻合，说明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施行是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下降的原因。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从2000年开始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迈进小康，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是一国国内市场不断外延和进口贸易持续发展的保证条件，并与消费、投资构成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出口贸易还是国内企业开阔视野、参与国际竞争和享有外溢效应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仅为97.5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额为108.9亿美元。经过30年的发展，2011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增加到18 983.8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额增加到17 434.8亿美元； 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11年的37.57%。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2002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首次突破5%，出口增长率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伴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发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发展方式的演变和转换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潜在竞争力和未来竞争力的发展趋势（见表1.9）。

表1.9　国际贸易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1978年到2011年期间，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除个别年份外，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很明显地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由1978年的54.8%左右，下降到1990年的25%左右，进而下降到2000年的10%左右，并于2007年下降到历史最小值 5.05%。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地位则逐渐上升并日趋主导地 位，特别是1992年以后，其主导地位日趋明显。在1978年到2011年期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很明显地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78年的45.2%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74%左右，进而上升到2000年的90%左右，并于2007年上升到历史最大值94.95%（见图 1.10）。

图1.10　1980—2011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的演进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根据图1.10所显示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份额较小但在缓慢上升，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份额较大但在缓慢下降，而且总体上初级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高于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份额。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份额的54.8%，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5.2%的份额；而1980年，出口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分别为50.3%和49.7%。

第二阶段（1981—1985年），这一阶段虽然大部分年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但是变化幅度不大，而且有反弹的趋势。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降为46.57%，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首次超过50%，达到53.43%。然而在1985年，初级产品出口比例再一次超过50%，达到50.56%，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则降为49.44%。

第三阶段（1986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例迅速下降。1990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25.6%，2000年，进一步降到10.2%，到2011年，则降至5.2%；同时，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在1990年，这一比例为74.4%，2000年上升到近90%，而到2011年达到94.8%。可见，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

公共服务是用以解决公共问题，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每一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不能单独解决的许多公共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行为的最终产出，是政府行为与公民需求最主要的结合点，也是公民评价政府及其领导者的主要尺度，它主要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该进一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3]。本节主要通过教育和医疗两个重要方面的历史数据来说明我国改革开发以来公共服务的发展情况。

（1）教育情况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统一，将我国1978—2011年的在校生数量分为1978—2003年和2004—2011年两个阶段。在1978—2003年阶段，主要数据是平均每万人中各级学生在校生数量。从表1.10中可以看到，1978年我国平均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量仅为8.9人，在校中学生数量为690人，在校小学生数量为1519人。到了1990年，我国平均每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18人，在校中学生447人，在校小学生1071人。在2003年的数据中，我国平均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量增加至86.3人，增长速度较快，在校中学生和在校小学生分别为763人和910人。

在2004—2011年，我国统计指标为每十万人中各级学生在校生数量。从表1.11中我们看到，2004年我国每十万人中有在校幼儿园学生1617人，在校小学生8725人，在校初中生5058人，在校高中生2824人，在校高等院校学生1420人。到2011年我国每十万人中有在校幼儿园学生2554人，在校小学生7403人，在校初中生3779人，在校高中生3489人，在校高等学校学生2189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年份的后移，虽然低学历的在校学生数量有增有减，但高中和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在不断增加之中。这可以说明我国教育的发展。

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情况来看，如图1.11，199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17.8亿元，到2000年增长到2562.6亿元，随后到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2231.1亿元，是1991年的19.8倍。在1991—2009年，我国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18.04%。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在1991—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较缓，自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快速。

表1.10　1978—2003年平均每万人中各级学生在校生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1.11　2004—2011年平均每十万人中各级学生在校生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11　1991—201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

（2）医疗情况

从表1.12中看到，1980年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平均为2.85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1.1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0.47人。到1990年，仅10年时间这一数据便有了较大改观。1990年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3.45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56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0.86人。在随后的10年中，即到2000年，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3.63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68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02人，这十年的增长速度较慢。但又经过11年，到2011年时，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为4.58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8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66人。

另外从图1.12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1980—2011年这31年中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的变化。从图1.12中可以明显看到从1980-1985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医疗卫生机构数量激增，从1980年的18万个，增加到1985年的97.8万个，增加了4.42倍。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并无太大变化，2000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为103.4万个，到2011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为95.4万个，较2000年反而减少了8万个。

表1.12　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及医护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1.12　1980—2011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

[1]穆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及产业结构变化[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中旬刊），2009.

[2]王悦.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3]王琳.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中的问题与对策[J].江汉论坛，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