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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隐士:《诗说中国•1:先秦卷》揭秘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89章先秦时期的隐士夷齐周昙让国由衷义亦乖,不知天命匹夫才。在先秦时代,与夷齐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选择了消极避世,这些人因此被称为“隐士”。夏商西周时期的隐士夏商西周的隐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战争频繁,对于礼乐制度的践踏和破坏非常严重。

先秦时期的隐士:《诗说中国•1:先秦卷》揭秘

第89章 先秦时期的隐士

夷 齐

周昙

让国由衷义亦乖,

不知天命匹夫才。

将除暴虐诚能阻,

何异崎岖助纣来!

周昙 生卒年不详。唐末诗人。《全唐诗》保存其《咏史诗》二卷。

【注释】

让国:是说伯夷、叔齐互相让君位给对方是真诚的,但这违背了君臣父子的大义。

匹夫:指庶民、普通人。

诚:即诚然、果真。(www.xing528.com)

崎岖:曲折,这里引申为间接的意思。

纣: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以荒淫暴虐著称。

周昙诗中所说的夷齐,指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诗人在这里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了批评,认为这种主观上的不作为实际上是间接帮助了暴虐的商纣王。细想起来,周昙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在先秦时代,与夷齐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选择了消极避世,这些人因此被称为“隐士”。

最早的隐士

所谓隐士,必定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类人必定是士,即与农、工、商并列的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村夫、商贾、女流之辈没有接受知识的机会,当然也就成不了隐士;二是采用隐逸的方式生活,要么隐居,要么远走他乡。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的话,尧舜时代便已经有了这样的人物。许由和巢父是很好的朋友。巢父居住在山中,不谋求世俗的利益,年老之后,他在树上筑巢而安然地沉睡其上;许由则是一个极端痛恨邪恶的人,并因此赢得了尧的高度信任,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他。但许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尧的好意,而是跑到颍水岸边。后来尧又派人来规劝他,许由感到非常肮脏,等劝他的人走后就跑到河边用清水来洗耳朵。这时,巢父正好牵着一头小牛到这里饮水,看到洗耳的许由,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许由说:“尧想让我当天下的首领,我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来这里洗耳。”巢父则说:“你要是早躲得远远的,没有路可通的地方,那么就没有人能找到你。我看你是故作姿态,以求得更高的名誉,你的做法污染了我饮牛的水。”为了不让许由洗耳所用之水沾染牛嘴,巢父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这个故事虽然不一定确有其事,但对后人影响深远。所以,很多读书人都以避世田园、耕读教子为人生最高境界。

夏商西周时期的隐士

夏商西周的隐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蛰伏济世的隐居,第二种是孤傲霜雪似的隐居,前者以傅说、伊尹、姜尚为代表,后者以伯夷、叔齐为代表,他们成了中国隐逸文化发展的楷模和奠基。夷齐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隐士。据《史记》记载,在商代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国王很钟爱叔齐,想把王位让给他,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国,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西伯昌死了,周武王继位。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进军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后,便跑上去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攻伐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拔出剑来要杀他们,被太公望制止住了。太公说:“这是讲道德的人。”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等到打败了殷纣王,天下人尊奉周武王为天子时,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在首阳山(在渭源县城东南约30公里)隐居下来,后来就饿死在那里。对于伯夷、叔齐的行为,今天的人看来自然迂腐可笑,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古人却认为他们是忠孝两全,高风亮节的人,因此甚为推崇。

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战争频繁,对于礼乐制度的践踏和破坏非常严重。与之相伴随的更有道德的崩溃。这种社会现实给文人知识分子带来的道德危机感和社会危机感无疑是很强烈的。这样的社会还可以拯救吗?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德行)的完整?与此相关的,是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还是避开滚滚浊流的社会现实?当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选择后者的那一部分人就成为隐士。

从散落在诸子中的记载可以看到,隐士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以《论语》为例,论语记载的隐士,除去西周初期的伯夷叔齐之外,其他的都生活在春秋到战国初期。老子据说在留下五千言后也飘然归隐。战国中后期,隐士更为流行,隐士一词就出在这个时期。《庄子》一书提到的隐士甚多,如务光、许由等,这些人物虽然可能出于杜撰,却颇能反映当时部分隐士的隐逸精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庄子就是一名隐士。而《荀子》更把社会是否有隐士作为治乱的一个标准。这些事例一方面说明隐士可能在当时社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隐士的存在对社会秩序潜在的冲击作用,可以说,隐士的出现,也是一种与世抗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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