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王兴楚，楚国与秦国并力讨伐

第四节　威王兴楚

威王在位时,楚国已积蓄了足以与任何强敌争胜的实力,其他大国则都遇到了出自内部的或者来自外部的困难。

公元前338年——威王二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君继位,商鞅遭车裂。商鞅之死并不意味着秦国变法的失败,正像吴起之死并不意味着楚国变法的失败。然而,内部的动乱终究暂时地锉钝了秦人的锋芒。这时,楚、韩、赵三国都奉行联秦以制魏的方针,因此,在公元前337年——即秦惠文君元年,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都派使者到秦国去,向秦惠文君致贺。与他们不约而同去拜贺秦惠文君的,还有蜀王的使者。《史记·秦本纪》说:“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这是以秦为本位的笔法,并不表明楚、韩、赵、蜀四国臣服于秦国。

齐国虽战胜了魏国,自己却受到越国和楚国的双重威胁。越师北上,侵入齐国的东南部;楚师东下,危及齐国的西南部。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齐威王派使者对越王无强说:“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无强争胜心切,麾兵西上,攻掠楚地,事在公元前335年。

魏国自从败于马陵之后,君臣危惧。魏惠王以惠施为相,用其计,会齐威王于徐州,尊之为王。惠施的真正目的是要激怒楚人,促使楚师讨伐齐国。齐威王以田婴为相,受其惑,不知惠施的甘言美辞是计,欣然到徐州与魏惠王相会,并相约并力讨伐楚国,事在公元前334年。

如上所述,齐企图嫁祸于楚、越,魏企图嫁祸于齐、楚,两场国间阴谋在伐楚这一点上联结起来。楚人求置身事外而不可得,于是毅然决然实行反击。公元前333年——威王七年,楚师以景翠为元帅,歼灭越师主力,杀死越王无强,尽取越人所占吴地。越人从此离散,诸贵公子争立,乃至各霸一方,但都是楚国的附庸。同年,景翠移师北上,大破齐师于徐州。魏人坐视,不敢救齐也不愿救齐。

威王七年——这是值得楚人为之自豪的一年!在楚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楚国后发制人,尽管变防御为进攻,在国间舆论上也是无可非议的。战胜攻取之后,楚国成为东周的第一大国了。威王后期楚国的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沂、泗,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水流域。当时最有才华的纵横家苏秦来到郢都,对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语见《史记·苏秦列传》。

七雄并立的局势,是在楚人击破越国之后形成的。七雄之中,可以与楚国抗衡的是秦国。这时的秦国,版图和财富虽不及楚国,兵威则与楚国相伯仲。《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向威王指出:“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从(纵)合则楚王,衡(横)成则秦帝。”

纵横家之名源于纵横术,纵为合纵,横为连横。使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以东诸侯南向与楚联合,是为合纵;使这些诸侯西向与秦联合,是为连横。合纵、连横之争,究其实,即楚、秦之争。纵横术既可以为楚所用,也可以为秦所用。纵横家对有关的各国无好恶可言,他们只有智术,没有理想,所追逐的只是自身的富贵。

韩、魏、赵三国是当时的“中国”,如《吴子·料敌》所云:“三晋者,中国也。”《战国策·秦策》云:“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赵,中央之国也。”据《史记·苏秦列传》:韩国方圆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魏国方圆约一千里,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5],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国方圆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韩国的优势在于兵器精良,魏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赵国的优势在于民气剽悍。无论合纵、连横,所要争取的都是三晋。三晋如能同心同德,它们的力量足以自卫,甚至有余。无奈它们总是离心离德,偶尔合兵抗秦也是同床异梦。《战国策·赵策》说:“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这个近乎常识的道理是连愚夫愚妇也不难明白的,三晋的君臣却视之为迂谈或空论。《战国策·秦策》记秦惠文君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三晋就是这样,像三只连成一串的鸡,因争栖而俱弊。《战国策·燕策》记有苏代所讲的一则寓言:“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这个文辞浅显而意味深长的寓言,足为三晋与秦写照。

齐、燕两国,一在三晋东,一在三晋北。齐早就是一个强国了,燕在七雄中却是后起的。据《史记·苏秦列传》,齐国方圆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燕国方圆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齐国的富庶可与楚国媲美,齐都的繁华则超过楚都。齐都临淄有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燕国不如齐国发达,但也比较富庶。燕下都城垣的面积,为战国都城之冠。(www.xing528.com)

连绵不绝的战争冲击和震撼着各国的社会结构,但是各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大致说来,在西部和北部的各国,奴隶制还占着主导地位;在东部和南部的各国,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农奴制。这是一个铜铁并用的时代,铁器的推广使生产力和战斗力都得以提高,但一时还不能为奴隶制的全面覆没创设充分的条件。山西侯马乔村1969年发掘的一座战国中晚期墓,中间是两个墓主的遗骸,周围有18个殉葬人的遗骸。在这18个殉葬人中,青壮年占16个:10个是男的,6个是女的,其中4个带有铁颈锁。殉葬人的尸骨有不少断裂、破碎、挤压、扭曲的痕迹,狼藉不堪,可见是受强制、遭虐杀甚至被活埋的。此等杀殉制与贵族和近侍的从死制有别,带着鲜明的奴隶制烙印,在楚国是不可见的。

当时的战争,从兵器、兵种到兵法,都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剑和弩的普及,提高了徒兵的地位。当时的徒兵有重步兵和轻步兵两类,前者着金属盔甲,后者着革甲、木甲或者不着甲。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楚国的剑和弩最多而且最好。战国中晚期的楚墓,无论墓主为贵族或平民,大抵都有剑随葬。下等的平民,即使没有任何礼器,通常也有剑一柄随葬。上等的贵族,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墓主邸阳君番,其墓中竟有剑32柄出土。须知,此墓共7个墓室,6个墓室已被盗,这32柄剑都出自未曾被盗的北室。弩在战国楚墓中已有多件实物出土,湖南所出最多,虽已残破,但弩机仍完好,尚可复原。江陵秦家嘴47号墓出土有双孔连发弩一件,每次可射出短箭两支,连扣连发。但其形制较小,射程较近,可能只用以射鸟,并非兵器。《吴越春秋》卷5记楚国的一位善射者说,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于是,“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创造了弩。按,琴氏精通射艺,是楚国的传说人物。弩的发明者应是南方山地民族,非蛮即濮。琴氏则可能是弩的改进者,将木弩机和骨弩机改进为铜弩机,使弩成为正规的兵器。

车兵仍是平原野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兵种,冲锋陷阵之际仍有强大的威力。但在战国中期,车兵已开始为骑兵所取代。骑术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长技,先传到中原,又传到南方。车兵与骑兵,前者逐渐减少而后者逐渐增多。战国中期的骑兵部队大概都是轻骑兵,还对付不了装备精良、阵法严整的步兵和车兵,但它有迅捷和灵活的长处,善于迂回、穿插和突袭,在追击逃敌时尤有用武之地。

楚师的优势不在骑兵,而在步兵和车兵。

秦号称虎狼之国,贪得无厌。与函谷关以东的六国相比,秦国是落后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精神文明尤其落后。在秦人眼里,六国都是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在秦人胸中,燃烧着掠夺的欲火。秦国的体制适应于侵略和征服,是极端军事化、极端专制化的体制。秦国有用不完的将才,可是没有土生土长的学者和谋士。学者可以不要,谋士却不能没有。秦国引进的重要人才,无一非谋士。在秦国的征服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谋士,无一非客卿。这时,秦人避强就弱,锋芒指向魏国和韩国。

公元前332年——威王八年,魏国献阴晋(在今陕西华阴东)于秦国,从此兴起了割地赂秦之风。《史记·魏世家》记苏代说:“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阴晋易手之后不过两年,河西魏地全部被秦人攻占。又一年之后,秦人便开始侵占河东的魏地了。

公元前329年,威王去世,在位不过11年。子熊槐^[6]继位,是为怀王。

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正在登上强大和繁荣的顶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使土地私有制更为流行,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证明当时的田地可以买卖,产权受到官方保护。^[7]奢华和贫困,幸运和危机,同步增长。到威王末年和怀王初年,楚国已是东方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国,版图仅亚于西方的亚历山大帝国。才雄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这时为捷报和颂歌所陶醉,既不知人寿之将终,也不知国祚之将绝。威王不像亚历山大大帝那么能征善战,头脑却比亚历山大大帝清醒。他的大臣给他带来胜利和光荣,这使他不胜感奋。然而,他的大臣关心爵禄甚于关心社稷,这却使他不胜忧虑了。《战国策·楚策》记威王问莫敖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莫敖子华列举了五位以忧社稷闻名的先大夫,即令尹子文、叶公子高、莫敖大心(沈尹戌)、棼冒勃苏(申包胥)和蒙穀。威王叹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

楚国极盛时期疆域略图(公元前3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