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南弱楚国遭重创

秦国兼并巴蜀之后，向南方强邻楚国展开了攻势。当时楚国与齐国结成联盟，于惠文王后十二年（前313）发动了对秦的战争，两国联军合力攻占了秦国的曲沃之地。面对两大强敌的联合，秦惠文王非常忧惧，“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69]于是，如何拆散这两大强国的联合，以打破秦国的困局，便成为秦国的当务之急。

秦国的对策是先向三晋施加压力，使三晋不敢轻易攻秦，接着拆散齐楚联盟，最后削弱楚国。惠文王后十一年（前314），秦国伐韩，在岸门大败韩军，斩首一万。韩国被迫送太子入秦求和，向秦国屈服。同年，秦惠文王派樗里疾率兵攻魏，占领曲沃和焦。第二年，惠文王和魏襄王在临晋相会，魏国向秦国屈服。惠文王后十二年（前313），秦向赵国进攻，在蔺（今山西离石西）打败赵军，俘虏将军赵庄。

三晋相继屈服后，秦国开始将目标对准齐楚联盟。当时的楚王是昏庸的楚怀王，大臣们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以屈原、陈轸为代表，主张联齐抗秦；另一派以靳尚、公子兰、怀王宠姬郑袖等人为代表，主张事秦远齐。公元前313年，张仪出使楚国，用礼物收买亲秦的靳尚、郑袖等人，对楚怀王施加影响，张仪又游说楚怀王：“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70]如果楚国能够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拿商於六百里之地献给楚国。“无战而得地六百里”的诱饵让楚怀王大悦，当即宣布要绝齐联秦。朝堂之上，楚国公卿大臣无不称贺，唯独陈轸不道贺。陈轸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先后在齐、秦、楚入仕，对各国国情非常了解，颇有权谋。他劝楚怀王：“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71]认为秦国讨好楚国，原因在于齐、楚联盟让秦国害怕，楚国如果与齐国断交，秦国就再不会把楚国放在眼里。此时的楚怀王已经被张仪的花言巧语迷惑，丝毫听不进不同意见，派出使者去齐国宣布绝交。

见目的已经达到，张仪便带着讨地的楚国使者回到秦国。一回到秦国，张仪便称病不上朝，一连数月割地之事都未办成。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楚怀王竟然以为自己与齐国断交不够坚决，导致秦国迟迟不肯割地。于是，楚怀王派使者去齐国再次宣布绝交，并对齐王进行辱骂。楚怀王的做法激怒齐王，齐国与楚绝交而暗地与秦国结交。秦国与齐国结成同盟之后，张仪才露面接见楚国使者。楚国使者讨地的时候，张仪装傻充愣地回答道：“从某至某，广袤六里。”^[72]楚国使者回国汇报，到这时楚怀王才知道自己上当。

楚怀王不肯罢休，下令兴师伐秦。陈轸对楚王献计道：“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73]建议暂且忍下这口气，与秦国结盟，共同伐齐来讨还损失。但此刻的楚怀王满脑子的复仇，坚持出兵伐秦。就这样，齐、楚联盟被拆散，两强对秦的困局被打破。

秦国庶长魏章率军南下迎战楚军。惠文王后十三年（前312），秦楚双方在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一带）展开激战，秦国大胜，俘虏楚将屈匄、逢侯丑^[74]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楚军，重创楚国。丹阳之战后，秦军乘胜南下，攻占楚国汉中之地六百里，设置汉中郡。

楚怀王不甘心失败，“悉国兵复袭秦”，^[75]孤注一掷调动全国兵力再次攻秦。楚军越过商县，进入秦国境内，秦用诱敌深入之计，与楚军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展开大战，楚军再一次惨败。这时，韩、魏两国看到楚国陷于困境，乘机袭击楚国后方，并直逼邓城（今河南南阳境内）。楚怀王看到形势危险，只得下令攻秦的楚军撤退回国。秦国大军乘胜追击，楚怀王不得不割地向秦求和。

秦惠文王欲拉拢楚国对付齐国，便假言要拿武关之外的土地与楚国交换黔中郡（今湖北、湖南西部交界）。楚怀王怨恨张仪，对秦国说道：“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76]张仪再赴楚国，怀王本欲杀之，张仪通过楚国大夫靳尚，买通楚怀王宠姬郑袖。郑袖在楚怀王面前为张仪求情，楚怀王放张仪回秦。而秦国得到了黔中之地。

秦、楚之战是秦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战役，拆散了齐、楚之间的联盟，重创了楚国。楚国经此一役，元气大伤。虽然它依然是诸侯国中的大国，但从此失去争锋天下的实力与锐气，数十年之后亡于秦国。在对楚之战中，秦国获得了楚的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从此排除了楚国对于秦本土的威胁，秦国因而更为强盛起来”。^[77]

对于秦惠文王，以往学界更多关注此时期巧妙用连横之策挫败六国的合纵，但是，连横毕竟只是一种外交方式，不能赢得土地。要想削弱六国、扩张领土还是要使用武力。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东夺河西、西并巴蜀、北服义渠、南弱楚国，又挫败五国合纵，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对于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东夺河西，占有黄河和崤函天险，使得秦国获得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78]所谓“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79]的地理优势形成。其次，兼并巴蜀、汉中，不仅扩大了秦国的领土，使得“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齐、楚、三晋之命”，^[80]而且进一步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巴蜀物产丰富，俗称天府，丰富的物质资源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学者认为“秦国的富强，是在商鞅死后二十二年灭了巴蜀实现的”。^[81]最后，在惠文王时期，秦国彻底摆脱了以往的被动地位，获得了对东方六国战略上的主动。秦国获得易守难攻的优越军事地理形势后，对东方六国在战略上变被动为主动。自春秋以来秦不断向东扩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阻于河西。掌握黄河和崤函天险后，秦国出兵东进、与六国争雄变得更为容易。“不但秦东进的愿望变成现实，而且打通了其南进、北出的道路……秦军不仅浩浩荡荡地东出崤函，进军三川，逐鹿中原；亦可从东南出武关吞楚，向长江中、下游发展；还可从华阴河曲渡河北上，进逼山西、河北，攻灭燕、赵”，^[82]秦国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总之，惠文王之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实力都超过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国真正进入了战略反攻兼并天下的历史阶段。秦惠文王时期的对外战争为百余年后秦国兼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统一迈进了一大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2页。

[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

[3]《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48页。

[4]《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48页。

[5]《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9页。

[6]涉及惠文王时期对外战争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张卫星《秦战争述略》，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蔡锋《春秋战国时的秦晋河西之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赵泽光《评惠文王灭蜀》，《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晁福林《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7]《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

[8]《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92页。

[9]《战国策》卷一四《楚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1页。

[10]《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2页。

[11]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2]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13]《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7页。

[14]《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6页。

[15]《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3页。

[16]关于此战的时间，有三种不同说法：《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君）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载虏龙贾于秦惠文君七年，魏纳河西在惠文君八年。《史记·魏世家》：“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予秦河西之地。”记载两件事都在惠文君八年。《史记·六国年表》魏栏载“秦败我雕阴”于秦惠文君五年。三处对于此战发生的时间的记载皆不同，杨宽先生《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认为龙贾之战发生在惠文王七年，持续两年（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4—455页）。关于此战中秦军斩杀魏军的人数，也有不同说法：《秦本纪》说八万，《魏世家》说四万五千。《史记志疑》卷四说“斩首之数，亦宜依《世家》作‘四万五千’，盖秦尚首功，《纪》仍秦史之虚语耳。”（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142页）

[17]《史记·秦本纪》和《史记·魏世家》中都说魏予秦河西地，而《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魏给秦的是少梁河西。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盖孝公取河西地之时，尚有未得者，至是乃尽有之耳。而并不言少梁，前二十五年孝公已取少梁矣，何待是时乎？秦、魏两表均误增，当衍‘少梁’二字。”（梁玉绳：《史记志疑》，第423页）杨宽先生认为秦孝公时，秦仅一度占有少梁，不久仍为魏有，所以这次魏把少梁连同整个河西予秦（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455页）。笔者认为杨宽先生的说法更符合情理。

[18]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848页。

[19]一说公子桑。

[20]《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4页。

[21]李久昌：《战国时期秦国的崤函古道攻略》，《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

[23]《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5页。

[24]杨宽：《战国史》，第534页。

[25]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26]《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2页。

[27]《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2页。

[28]［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2页。

[29]［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452页。

[30]张仪入秦的时间，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根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赵肃侯后，秦发动雕阴之战，苏秦害怕秦军攻赵，于是激怒张仪使之入秦。雕阴之战发生于秦惠文君七年，由此推测张仪可能是次年入秦。

[31]《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30页。

[32]《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4页。

[33]《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4页。

[34]参加合纵的国家有不同记载，《史记·秦本纪》：“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史记·六国年表》“秦”栏：“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五国指楚、魏、韩、赵、燕。《史记·楚世家》：“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据王云度《秦汉史编年》，苏秦当为公孙衍之误（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晁福林认为这次合纵的发起人是苏秦之兄苏代（晁福林：《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35]《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303页。

[3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85页。(www.xing528.com)

[37]《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88页。

[3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97页。

[39]《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00页。

[40]《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0页。

[41]《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13页。

[4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第187页。

[43]《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第2039页。

[44]［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二七《沔水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86页。

[45]《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2页。

[46]《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2页。

[47]《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2页。

[48]《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3页。

[49]《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3页。

[50]《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3页。

[51]《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史记·秦本纪》都称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伐蜀。扬雄《蜀王本纪》称是张仪伐蜀而灭之。《华阳国志》等书称张仪、司马错共伐灭蜀。杨宽先生认为秦惠文王末年蜀相陈庄反，杀秦王所封蜀侯通国，王遣甘茂、张仪会司马错伐蜀诛陈庄。疑《蜀王本纪》将伐蜀、诛陈庄之役与伐灭蜀之事混为一谈，遂误以为张仪与司马错共伐灭蜀（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542页）。

[5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第32—33页。

[53]《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后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公子通当为原蜀王子弟，非秦之公子。《华阳国志》言“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杨宽先生认为通国即公子通，是原蜀王之子，而《华阳国志》误认为是秦惠王之子（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497页）。

[54]《史记·秦本纪》为陈壮，《史记·张仪列传》和《华阳国志》为陈庄。

[5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第196页。

[56]《史记》卷五五《留侯列传》，第2044页。

[57]《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4页。

[5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第175页。

[59]《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90页。

[60]《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

[6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3页。

[6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4页。

[6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4页。

[6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4页。

[65]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426页。

[66]《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4页。

[67]《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303页。

[68]《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303页。

[69]《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3页。

[70]《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第134页。

[71]《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第136页。

[72]《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4页。

[73]《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第137页。

[74]《史记·楚世家》：“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

[75]《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4页。

[76]《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8页。

[77]杨宽：《战国史》，第329页。

[78]《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

[79]《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9页。

[80]《战国策》卷一《东周策》，第19页。

[81]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82]蔡锋：《春秋战国时的秦晋河西之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