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18世纪与尼采后形而上学

尼采一生讨厌绝大多数死人和活人，而最讨厌的历史人物当中，大概要以苏格拉底和卢梭两位为首，他甚至经常对这两位有恶毒的攻讦和谩骂。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厌恶是自始至终的，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即已有了表现，在那里，尼采把苏格拉底处理为毁掉了希腊悲剧文化的主要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的笔记中，尼采把苏格拉底称为“民族的丑八怪”、“颓废的典型”等，说像苏格拉底这等“强大的怪物”，有一个就够了，就足以对民族文化造成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了。“在苏格拉底身上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5]尼采认为，早期哲学（前苏格拉底的悲剧时代哲学）是非道德主义的，没有他所谓的“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6]道德主义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其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因为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对于自己的焦虑变成了哲学的中心”。而更为重要的是，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为“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原型和始祖”，因为在苏格拉底那里，最早形成了一种牢固的“知识信仰”：“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7]

这种“知识信仰”演化为近代启蒙理性，成为启蒙运动的根本信念，盖有两条：其一、自然是可知的；其二、知识是万能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其“哈曼书”中把启蒙传统的精神内质概括为三个“信仰”：其一、对理性的信仰，即对一个由可证明和阐明的规律和普遍性构成的逻辑结构的信仰；其二、对人类本性同一性和人类共同目标之可能性的信仰；其三、对通过理性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可能性的信仰。看得出来，伯林这个概括实质上与尼采所讲的“知识信仰”一脉相承。[8]

从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中，我们其实已经不难见出他对于启蒙以及启蒙运动的基本态度了。尼采在苏格拉底身上破解出欧洲主流文化传统中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特征，从而也揭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前提，即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就此而言，尼采必定持有一种反启蒙的思想立场——尼采是一个反启蒙的哲学家。

在1887年秋季做的一则题为“我的五个否定”的笔记中，尼采总结了自己思想的几个主要反对目标，除了哲学和价值评估中的道德化、基督教理想、浪漫主义以及群盲本能的优势地位，还有一条专门指向卢梭——“卢梭的18世纪”。尼采的完整说法是：

我反对卢梭的18世纪，反对他的“自然”，反对他的“善人”，反对他对情感的统治地位的信仰——反对人的娇弱化、虚弱化、道德化：一种理想，它产生于那种对贵族文化的仇恨，实际上就是那种放纵无度的怨恨感的支配地位，被虚构为斗争的标准。／——基督教徒的罪感道德／怨恨道德（一种贱民态度）。[9](www.xing528.com)

在尼采这里，卢梭实际上成了18世纪的修饰词，或者说启蒙运动的一个集中标识。18世纪为后世留下了什么？18世纪的遗产就是启蒙运动的遗产。这个遗产的主体，尼采看得明明白白，无非有两项：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和哲学上的康德哲学。在1888年春季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把两者称为“18世纪两个最丑恶的畸形产物”、“两个后果严重的闹剧”，并认为两者都基于“对生成的仇恨”。[10]这所谓的“两大闹剧”，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康德哲学，无论是革命理性的实践还是实践理性的革命，都与卢梭难解难分。正因此，尼采才一言以蔽之，要反对“卢梭的18世纪”。

尼采敏锐地看到了卢梭思想中的革命主题，说来简单：人性本善，但不幸被腐败的社会制度腐化而转变为恶了，所以才需要革命。[11]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463节（题为“颠覆学说中的妄想”）中，尼采把现代革命者的信念归结为“卢梭的迷信”：“有一些政治和社会的幻想家，他们热烈而雄辩地要求颠覆一切秩序，相信这样一来，至美人类最自豪的殿堂就立即会自动地矗立起来。在此类危险的梦想中依然回响着卢梭的迷信，后者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奇迹般的、原始的、但仿佛被埋没了的善，并且把这种埋没完全归咎于社会、国家、教育等文化制度。”[12]在这里，尼采找到了卢梭的革命理想的道德前提，从而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道德主义基础。

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欢迎态度完全相反，尼采从来都没有对法国大革命有过积极的评论。[13]相反，尼采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基督教道德文化的一部分，从而是推动现代虚无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平等”、“自由”之类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在尼采看来无非是基督教教义的世俗化，也就是把上帝面前所有灵魂平等、意志自由等教义世俗化了。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尼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卢梭与康德道德哲学的解读来解释法国大革命这个“文本”的。[14]因此尼采难免误解了这个“文本”，更不可能正面对待大革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及社会政治公正问题。

尼采对卢梭的批评集中在“平等”观念上。黑勒也指出，尼采所谓的“卢梭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极端乌托邦的平等主义”，尼采的全部思想“充满了对平等的不信任”。[15]在我看来，尼采这种“不信任”并不是无来由的，而是基于其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的根本目标，那就是：生命意志的丰富、提高和强化。由此目标出发形成的对高贵生命的强调，使尼采远卢梭而近伏尔泰，使他反对一切弱化生命的道德化倾向，从而走向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