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区分了“苏格拉底文化”、“艺术文化”和“悲剧文化”三个类型，也可以称之为“苏格拉底—理论文化”、“艺术文化”和“悲剧—形而上学文化”。前二者是尼采要批判的，后者则是尼采要肯定的。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主义是古希腊悲剧文化的毁灭者；以阿波罗艺术（史诗和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希腊艺术文化虽然创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假象—幻想世界（即古希腊神话里的奥林匹斯诸神世界），以某种类似于“神正论”的方式为人类此在生活做了辩护，但终究难免虚妄和自欺；而尼采本人所推崇的“悲剧—形而上学文化”，在思想起源上要回溯到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及其对悲剧艺术的理解，在尼采看来构成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1]
看得出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主要是以“悲剧—形而上学”或者说“艺术—形而上学”来反对旧形而上学，亦即“苏格拉底—理论文化”，或者说“苏格拉底主义”，尼采也称之为“科学乐观主义”。这种旧形而上学，在后来的尼采著作中，则被表述为“柏拉图主义”，至20世纪也被了解为“本质主义”。
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谈到《悲剧的诞生》形成的“世界构想”，说在该书中“没有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的对立：只有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毫无意义的……一个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残忍的、悲苦的，而为了生活，我们就必需有谎言，而主要的“谎言”形式有“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等，通过它们，人们才会相信生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人必须天生就是一个说谎者，人必须更多地是一位艺术家，更甚于所有其他的……而且人确实也是一位艺术家：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力求艺术的意志、力求说谎的意志、力求逃避‘真理’的意志、力求否定‘真理’的意志的怪胎而已。人正是藉着这种能力，通过谎言来对实在性施暴的。这种能力本身，人的这种卓越的艺术家能力——人还与一切存在之物一道共有这种能力。人本身其实就是现实、真理、自然的一部分——人本身也是一个说谎的天才……”[2]这已经是晚期尼采对于前期《悲剧的诞生》的一次回顾和反省，个中况味已有所变化了。现在，形而上学与宗教、道德、科学一道被视为基本的“谎言”形式，人的这种说谎能力也被叫做“艺术家能力”，但显然，这里所谓的“艺术家能力”不是在尼采晚期所讲的“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意义上来讲的。
如果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批判的苏格拉底主义就是“柏拉图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尼采自始就对起源于希腊的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进攻。不过，在《悲剧的诞生》中，“苏格拉底—理论文化”首先是作为悲剧的“杀手”出现的，尼采并未对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做细致的讨论，直到《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尼采才启动了这项工作，并一直延续到晚期未竟之作《权力意志》。
《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章标题叫做“论最初之物和最终之物”。这个标题已经为我们暗示了尼采对于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批判的着眼点，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一种穷根究源的本源性思维，总是美化“起源”，总是认为“起源”包含了真理，总是盯着“最初之物和最终之物”。尼采有言：“——对起源的美化——此乃形而上学的后冲动（Nachtrieb），它在历史考察中重新发芽，并且让人完全以为，在万物的开端处矗立着最有价值和最本质性的东西”。[3]
我们都知道，哲学起于对“开端、本源”（Arche）的追问，尼采以“后冲动”（Nachtrieb）一说很好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思维特质。而这种美化的本源／起源的形而上学自然地演变成了柏拉图主义者，或者说“另一个世界”论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中有一节题为“彼世论者”，所谓“彼世论者”，德文原文为Hinterweltler，如若按照字面直译，可为“后世论者”，但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它译为“遁世者、隐秘世界论者”。尼采以Hinterweltler（彼世论者）一词指那些相信在虚妄的此世（现实世界）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即“另一个世界”）的人们。那个世界却完全对人类蔽而不显，“那个非人化的、无人性的世界，它乃是一种天上的虚无”。[4]
尼采要人们回归“大地”和“身体”。那些蔑视身体和大地、发明了天国和救赎的人，尼采称之为“患病者和垂死者”。尼采的教义则是从天上回归大地：“我的自我教我一种全新的高傲，我又把它教给人类：不再把头埋入天上事物的沙堆里，而是要自由地昂起头来，一个为大地创造意义的大地上的头！”[5]
愈到后期，特别在19世纪80年代，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主义本质及其起源的认识就愈加清晰明了。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一节文字最具典型性，这节文字题为“‘真实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一个错误的历史”。尼采这样写道：
1．真实的世界，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可以达到，——他生活于其中，他就是它。／（理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巧妙、简单、令人信服。是下述命题的改写：“我，柏拉图，就是真理。”）
2．真实的世界，现在无法达到，但许诺给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许诺给忏悔的罪人”）。／（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精致、更困难、更难以理解——它变成了女人，它变成了基督教式的……）
3．真实的世界，无法达到、无法证明、无法许诺，但被视为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律令。／（其实还是旧的太阳，只不过被浓雾和怀疑笼罩着；理念变成了崇高的、苍白的、北方式的、哥尼斯堡式的。）
4．真实的世界——无法达到吗？总之未达到。未达到的也就是未知的。因此，也就不能是安慰性的、拯救性的、有约束力的：某种未知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对其尽义务呢？……／（天蒙蒙亮。理性的第一个哈欠。实证主义的鸡叫。）
5．“真实的世界”——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不再有任何约束力的理念，——一个变得无用的、多余的理念，因而是一个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大白天；早餐；好的感觉（bon sens）和愉快心情的回归；柏拉图的脸红；一切自由精神的喧嚣。）(www.xing528.com)
6．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不！随着真实的世界的废除，我们同时废除了虚假的世界！／（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的错误的结束；人类的顶点；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始。）[6]
在这段文字中，尼采揭示了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或“另一个世界”观念的演变史。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线条来加以概括：
第一步是古典时期的柏拉图哲学。对柏拉图来说，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这个真实的世界乃在洞穴之外。只有通过哲学、宗教和道德才能达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分享“理念世界”。这是柏拉图主义的成型阶段。尼采为何说它简单而比较令人信服呢？似乎在尼采看来，在这个阶段，“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之二分虽然已经被确立起来，但两者还是有粘连的，也可以说，这时候的idea还不完全是“理念”，而是“形相”。
第二步是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尼采说这是“理念的进步”，因为真实世界成了彼岸世界，是被许诺的，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达到彼岸世界，于是，“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的二分变得更加分明了。
第三步是近代的康德哲学。通过理智化的现象—本体之二元划界，康德证明作为超验领域的本体世界是知识无法达到的，也是无法通过知识方式来证明的；康德甚至杜绝了基督教神学的许诺方式，把作为本体界（Noumenon）的真实世界假设为理性的目的王国，归诸道德生活。尼采一言以蔽之：其实还是旧的太阳！
第四步是后康德的实证主义。有关“真实世界”的观念开始受到怀疑了。既然真实世界不可知、无法达到，如何可能有约束力呀？实证主义者发问：“某种未知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对其尽义务呢？”尼采所谓“理性的第一次哈欠”指的是柏拉图主义理性哲学传统开始消解——开始打呵欠了。
第五步可能是指尼采本人的早、中期哲学，但也可能包括尼采之前或同时代的其他“自由精神”，比如费尔巴哈、叔本华之类，在今天看来，我们甚至可以加上马克思。在这个时候，“真实的世界”观念变成无用的、多余的了，被废除掉了，柏拉图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尼采的戏谑之言：柏拉图再世，一定会脸红的。
第六步（最后一步）则是尼采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哲学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或者说“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既然构成一个二元对立，那么，如若废除了前者，后者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一个长达2 500年的错误终于结束了，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出现，开始了一个新的千年王国。
在清理形而上学史的同时，尼采试图揭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基础。形而上学是怎么产生的？尼采认为，对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的需要是由于，人们知道从现实世界中得不到任何意义、任何目标，于是人们便推断说这个世界可能是虚假的。[7]尼采也经常以“蜘蛛”来类比形而上学家：“对蜘蛛来说，蜘蛛就是最完满的动物；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上帝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这就是说，他在编造……”[8]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题为“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笔记中，尼采讨论了形而上学的心理起源：
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因此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因此有一个无条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因此有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成着的——因此有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纯属谬误推论（对理性的盲目信赖：如果A存在，则它的对立概念B也一定存在）／此类推论是由痛苦激发出来的：根本上乃是一些愿望，想要有这样一个世界；同样地，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世界的仇恨，也表达在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想象中：在这里，形而上学家对现实的怨恨乃是创造性的。[9]
尼采说形而上学起于一种“谬误推论”：若A在，则A的对立面B也在。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逻辑，一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10]然而，尼采认为，这样一种推论方式又是有心理基础的，是起于痛苦，基于形而上学家们对现实的厌恶和仇恨。尼采进一步要追问这种痛苦和仇恨的来源，认为“痛苦的原因乃这样一种迷信，即相信幸福与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11]追求真理才有幸福可言，这正是苏格拉底哲学的要义，通常被解为“知识就是德性”。[12]
尼采不仅要追问形而上学的心理基础，而且试图进一步来探讨形而上学的生理学基础。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题为“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笔记中，尼采指出，哲学家虚构了“理性世界”、宗教家虚构了“神性世界”，道学家虚构了“自由世界”，这三者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构造，都不外乎是“心理学的错误……生理学的混淆”[13]，也就是厌世本能和生理颓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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