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现代性：尼采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序曲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与瓦格纳的矛盾涉及两个方面：“其一，瓦格纳对内在感情和真正风格的蔑视。尼采曾对此作过如下表达：在瓦格纳那里有的是‘飘荡和漂浮’，而没有‘行进和舞蹈’，这就是说，只有模糊状态而没有尺度和步伐。其二，与淫情和眩晕相混杂，瓦格纳滑入一种虚伪的道德化的基督教中了。”[33]概括起来，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对瓦格纳的指责就是：一是在艺术上，瓦格纳音乐具有无尺度的浮而不实性质，二是在哲学上，瓦格纳终于倒向了虚伪的基督教道德。

在《瓦格纳事件》序言中，尼采说自己与瓦格纳完全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是一个“颓废者”（décadent），区别只在于“我理解了这一点，我抗拒了这一点。”[34]在尼采看来，瓦格纳非但没有“抗拒”，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颓废艺术”。有论者概括了尼采对瓦格纳浪漫主义艺术的批评，盖有如下四点：其一，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的内在匮乏导致了虚伪的激情和做作，肆意渲染激情，偏爱刺激性题材，好新骛奇，追求异国情调，对神经施暴，使麻醉剂和鸦片在艺术中占了优势。在此意义上，尼采说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其二，瓦格纳是史无前例的最狂热的“大戏子”，是无与伦比的“演员”，他把音乐变成了“戏剧的婢女”，制造了“剧场迷信”。其三，瓦格纳式的浪漫悲观主义艺术不是对生命的肯定，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关注过去和彼岸，其中充满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迎合了现代人寻求麻醉和解脱的双重需要。其四，瓦格纳音乐追求音色的华丽和强烈，音调的象征和暗示意义，成了仅仅满足和主宰官能感受的艺术。[35]

艺术表现是与思想观念和立场紧密相关的。尼采反瓦格纳的核心点还在于：瓦格纳早年是一个具有激进自由主义倾向的革命者和反基督者，晚年竟然倒向了基督教，成了一个基督徒。对此，自称为“敌基督者”的尼采自然要深感失望了，他写道：“瓦格纳身上我曾经赏识的东西，乃是他以自己的艺术和风格所支持的反基督的美好部分……我是全体瓦格纳信徒当中最失望者；因为在前所未有地适合于成为异教徒的时候，他却成了基督徒……假如我们德意志人在严肃的事情上向来是严肃认真的，那我们其实统统是德国的无神论者和嘲讽者：瓦格纳亦然”。[36]我们看到，在“敌基督”这一点上，尼采确实始终保持着不懈的战斗精神，而且可以说愈战愈勇，从而越来越与瓦格纳拉开了距离。在《瓦格纳事件》一书的“附言”中，尼采的一段话具有总结性的意义：“瓦格纳是一个大气派的蛊惑者。在精神事务方面没有任何疲惫的、早衰的、危害生命的、诽谤世界的东西，是瓦格纳艺术不加以隐秘地保护的——此乃最黑暗的蒙昧主义，他却把它隐藏在理想的光环中。他迎合任何一种虚无主义的（——佛教的）本能，在音乐中加以美化，他迎合任何一种基督教义，任何一种宗教上的颓废（décadence）表达形式。”[37]

虽然在《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一书中，尼采已经流露了疏离瓦格纳的心意，但真正与后者彻底地决裂，则是在尼采读了《帕西法尔》剧本以后，因为他在其中读出了十分强烈的基督教意义。1876年11月，尼采与瓦格纳在意大利的索伦托见面，那是这两个“冤家”的最后一次聚会，两人在一起谈论了《帕西法尔》一剧的脚本，但瓦格纳当时跟尼采讲的主要内容，却是基督教圣餐以及基督教世界里的忏悔和拯救。尼采遗憾地看到，瓦格纳在早年的音乐作品和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悲剧性”，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原是尼采强调希腊悲剧艺术的主要动因），而只留下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颓废文化”气息，只留下对生命的腐化和毒化。尼采称瓦格纳的这部晚年作品是“蛊惑天才的一大手笔”，[38]甚至断言：“《帕西法尔》是一部充满险恶、复仇欲的作品，一部掺杂了对生命前提的隐秘毒药的作品，一部坏作品。——有关贞洁的说教始终具有一种激发反常的作用：只要人们不认为《帕西法尔》谋杀了品德，我都蔑视之。”[39]

如前所述，尼采区分了“完全的虚无主义”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并且把瓦格纳及其艺术列入“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行列。所谓“不完全的虚无主义”，以尼采的说法就是“没有重估以往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瓦格纳艺术就是“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的典型，因为它并没有彻底重估一切价值，而是做了个半拉子，总是希望用一种新价值来取代旧价值。尼采这时指责的瓦格纳，恐怕还是《帕西法尔》之前的瓦格纳，具有回归基督教倾向的晚年瓦格纳，在尼采眼里大概连“不完全的虚无主义”都谈不上了。

或问：为什么尼采可以把瓦格纳看作一个“现代性”的个案，说艺术和艺术家倒是可以避开瓦格纳，但哲学和哲学却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瓦格纳的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尼采是对的，瓦格纳音乐和瓦格纳著作确实表现了颓废现代性的人性冲突，也包括古今冲突，也包括革命意志与虚无主义的冲突。

综合起来，我愿意说，瓦格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多面体”：瓦格纳在生活上是一个“非道德论者”（此公人品也多让人非议），在政治上是一个浪漫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至少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在哲学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艺术上是一个志向高远、具有未来指向的“浪漫主义大师”。这些个因素叠加起来，瓦格纳可能就是尼采所讲的“现代性案例”了。——我们不妨再来说一句：瓦格纳不是个好人，但真是个大艺术家。[40]——其实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尼采。但，尼采反瓦格纳，恐怕是因为瓦格纳越来越成为一个“好人”了，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好人／善人”。尼采讨厌“好人”，一个讨厌“好人”的哲学家可能是好哲学家吗？

尼采与瓦格纳，尼采反瓦格纳——这个公案难断。尼采说得在理，瓦格纳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而到如今，问题还在于：不但瓦格纳是一个“案”，尼采更构成了一个“案”，一个错综复杂的现代性的案子。

[1]本章依据拙文“一个难断的现代性公案：尼采与瓦格纳”（系作者为《瓦格纳事件》中译本所写的“译后记”，载《文景》2010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8期；后收入孙周兴：《边界上的行者——孙周兴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在此做了大幅增补和改写。

[2]《瓦格纳事件》是尼采对瓦格纳的终结评论，可与早期《悲剧的诞生》对观；是书完成后，尼采仍心有不甘，从自己的著作中辑录了相关材料，编成《尼采反瓦格纳》，希望对他与瓦格纳的关系做一个梳理。我们把两者合成一本小书，补以科利版的完整注释，或可为尼采／瓦格纳课题的讨论提供助力。这两篇著作此前均已有了中译本，《瓦格纳事件》先有周国平译本，载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81页以下；《尼采反瓦格纳》先有一个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陈燕茹、赵秀芬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译文准确性和可靠性略差；近有卫茂平的合译本，参看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11页；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页。

[4]参看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5]2013年10月初我在德累斯顿，游古城时问德国友人，瓦格纳当年在哪几个胡同里闹革命呀？友人说不知道。不过在德累斯顿通往小城皮尔那（Pirna）的路上，德国友人忽然指着车窗外说：喏，那里就是当年瓦格纳住的。

[6]瓦格纳：《1849年革命》，转引自汉斯·约阿希姆·鲍尔：《瓦格纳家族》，一人、陈巍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7]参看汉斯·马耶尔：《瓦格纳》，张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8]这显然不是瓦格纳的个人主张，而是之前和当时一批德国文人和学者们的共同认识，如威廉姆·洪堡即认为，人性中包含着三对基本“矛盾”：自由与规律（自由与必然）、想象力与思辨力（具象与抽象）、个人与民族（个体与群体），这三个对立面必须统一起来，人性才可能趋于均衡、和谐、完美。而纵览历史，达到这种和谐的完美人性的“完人”只有一个民族，就是古希腊人。洪堡：《文集》第二卷，斯图加特，1982年，第65—66页。参看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与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9]瓦格纳说此话时，艺术中的资本逻辑尚未充分突现，若要活在今天，他岂不是要被活活气死？

[10]参看汉斯·马耶尔：《瓦格纳》，张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11]参看汉斯·约阿希姆·鲍尔：《瓦格纳家族》，一人、陈巍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78页以下。

[12]瓦格纳：《瓦格纳戏剧全集》，高中甫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如前所述，除13部歌剧外，瓦格纳还写作了《歌剧与戏剧》、《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等重要理论著作，至今未见中译，殊为可惜。

[13]尼采：《不合时宜的考察》，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370页。

[14]参看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15]参看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瓦格纳的《尼伯龙族的指环》深受尼采赞赏，但稍后的《帕西法尔》因其基督教色彩而深受尼采指责，导致尼采对瓦格纳的背弃。

[16]战后德国当代艺术大师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年）提出“通感艺术”概念，特别强调艺术活动的综合性，试图打通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意识，其思想完全可与瓦格纳的“总体艺术概念”相接通。

[17]瓦格纳：《艺术与革命》，载《诗歌与论著》第5卷，美茵法兰克福，1983年，第311页。(www.xing528.com)

[18]尼采：《瓦格纳事件》，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

[19]许多人甚至认为尼采与瓦格纳之争是由于尼采暗恋柯西玛，更有人认为是尼采嫉妒瓦格纳的艺术成就。凡此种种说法显然冤枉了尼采。哪怕到了后期，尼采依然对瓦格纳心怀感激；在与瓦格纳的关系上，尼采自己给出的最佳定位：“对跖者”。

[20]参看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刘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39页。

[21]1872年1月28日致罗德的信，参看科利版《尼采书信全集》第3卷，第279页。

[22]参看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以下。

[23]尼采：《悲剧的诞生》，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第154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76页。

[24]转引自马塞尔·施奈德：《瓦格纳画传》，翁冰莹、冯寿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25]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175页。

[26]参看《尼采编年史》，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5卷，第84页。

[27]《尼采反瓦格纳》其实不是尼采1888年写的著作，而是他的一本自选材料。完成《瓦格纳事件》一书之后，尼采似乎意犹未尽，进而决定搞一本类似于“读本”性质的资料辑录，内容多半辑自《快乐的科学》和《人性的，太人性的》等著作，立题为《尼采反瓦格纳》。此书在尼采精神崩溃之前未能公开出版。显然此书可与《瓦格纳事件》相互参照。中译本参看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28]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12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5页。

[29]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23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23页。

[30]尼采：《权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1［314］；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830页。

[31]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指出了现代艺术的“残暴性”：“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粗糙的和鲜明的线条逻辑（Logikdes Lineaments）；动机被简化为公式，公式乃是折磨人的东西。……色彩、质料、渴望，都显出凶残之相。……总的说来就是逻辑、巨量和凶残”。参看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10［37］；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543页。

[32]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8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45页。

[33]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3页。

[34]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11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4页。

[35]参看汉斯·约阿希姆·鲍尔：《瓦格纳家族》，一人、陈巍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以下。

[36]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9［65］；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422页。在早些时候的一则笔记中，尼采直言：瓦格纳像所有浪漫主义者那样倒在十字架下了，“我只爱我认识的瓦格纳，也即一个正直的无神论者和非道德论者”。参看尼采：《1884—1885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1卷，34［205］，第491页。

[37]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43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51—52页。

[38]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43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52页。

[39]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431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96—97页。有论者站在尼采立场上分析了瓦格纳《帕西法尔》的精神特征，认为这部作品所体现的瓦格纳神学，乃是一个由古波斯、古印度和基督教神秘仪式组成的混合物，一个由青年德意志的感官性和叔本华的救世哲学组成的混合物，并且认为这出舞台庆典剧表现了强烈的天主教信仰的特征，同时又有一种明显的加尔文教宿命论。在其中，“悲剧性”没了，预定的救世计划决定了一切。参看汉斯·马耶尔：《瓦格纳》，张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269—270页。

[40]这是我在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吴丹采访时使用的一个标题。全文发布于孙周兴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37829664。关于“好人”，我在这篇访谈中说过一段：“瓦格纳与尼采都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但并不影响他们对人类艺术和哲学的贡献。一味从道德上判定一个艺术家、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是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