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宗教观点

第一节　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梁漱溟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曾经发生过多次转变。在其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曾这样说道：“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1]尽管如此，梁漱溟归宗儒学后并未彻底地放弃佛学，他对佛教学理的眷恋始终渗透于他的文化理论当中。正因为如此，其人文关怀的终极性质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说他是“当代最后一个儒家”（艾恺语），也有人说他是“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黄克剑语）。他究竟是一个儒者，还是一个佛家，或是一个兼具儒佛二重性的学者，也一直没有定论。本文认为：儒佛二重性是梁漱溟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他的这种矛盾性是他对“人生”和“社会”两个问题作出不同选择的结果：在“人生问题”上他选择了佛家，而在“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上则选择了儒家^[2]。人生问题是冥悟生活、生命的终极意义，回答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佛家哲学能够给梁漱溟更多人生上的彻悟和慰籍；“中国问题”则关涉到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与未来走向，回答的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消极避世的佛家哲学提供不了担当中国未来和前途的精神动力，而对现实积极关注的儒家哲学则为他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3]

梁漱溟指出，儒佛两家都以人生为研究对象，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儒家强调生命之乐，佛家强调生命之苦。儒佛两家虽然同为人类生命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门学问，但是在具体的修行功夫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笃于人伦，积极乐观地面对世间的一切事物；而佛教则主张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儒家修学不在屏除人事，其紧要功夫是在日常人事生活中得到提升；而佛家则期于成佛，祈求从现有的生命中解脱出来。就个人层面而言，梁漱溟还是认为佛家对于生命问题的真切了悟，在价值上是高于儒家的；但是儒家将人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我”与人世的关系上，并积极用力，这种精神对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而言是急需的。(www.xing528.com)

如果说“儒佛二重性”是梁漱溟思想的外在表征，那么，“生命本体论”^[4]则是梁漱溟思想的内在特质。这一特质从其思想来源而言，主要是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思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的唯识学。在梁漱溟看来，宇宙就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5]在宇宙自然的不断演变过程中，其他生物都陷入盘旋不进的状态，而唯有人类还保持着生生不已的创造能力。经过梁漱溟的这般解释，就把宇宙的大生命同人的生命、人的创造、人的智慧联结在一起，并有力地突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位置。进一步，梁漱溟将生命与生活统一起来。他认为生命和生活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一为表体，一为表用”^[6]。可以说，生命与生活是即体即用的，不能离生活言生命，同样也不能离生命而言生活。因此，宇宙就是人类生活的本身，不必在生活之外去预设一个独存的宇宙和生命本体。宇宙生命不断创造的结果，就产生出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梁漱溟认为，文化是宇宙大生命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生活样法的表现。人类的创造总是表现为生活上、文化上的不断进步，总是在拓展着人的文化世界。而他的著名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理论却正是这一文化生成论直接运用的结果。由于文化的发展受着生命流行、生活前进的规定，由此展现为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特点，因此也就出现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别：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其中西方文化为第一期，中国文化为第二期，印度文化为第三期。三个层次的问题循序递进，故尔三期文化相续繁盛，各领一段风骚。由上可见，梁漱溟的新儒学确立了一种与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本体论不同的生命本体论，而且还进一步把“生命、生活、文化统一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创性的文化哲学”^[7]。

“儒佛二重性”和“生命本体论”思想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也深深影响着梁漱溟的宗教观。由于“生命本体论”的特征，梁漱溟在解释宗教时，总是脱离不了从人的存在、人的本性等角度，把宗教诠释为人类生命在宇宙大世界中得以顺畅流行的必备条件；他思想中的“儒佛二重性”的特征，使得他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性质也往往呈现出亦儒亦佛的特征：他以印度佛教为标准来解释一般的宗教，并且深切认同宗教中的“安慰、勖勉”对人生安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涉及到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他又将宗教在这个问题上的有效性放置一边，而主张通过儒家哲学来重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