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生活儒学研究成果

徐庆文

现代新儒家群体尽管从建构的思想体系开始就备受争议，但是他们在20世纪儒学发展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不论赞同也好，不论反对也罢，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后人可以超越它，但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现代新儒家群体复兴儒学的愿望，虽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而儒学的复兴却在20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开展得有声有色。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已出现了一个与现代新儒家迥然不同的儒学群体，被称为“新世纪大陆新儒家”^[2]，也被称为“当代新儒学”^[3]。他们继续从事现代新儒家的重构儒学事业，延续着复兴儒学的使命。“在学术渊源上，此群体既呈现出与现代新儒家的承继关系”^[4]。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在以下方面继承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

其一，当代新儒学继承了现代新儒家积极回应当下问题的特点。这其实正是儒学积极“入世”的特点：儒学的生命力在于关注当下生活，回应当下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已经为儒学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现代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学恰恰都是对当下问题的关注。

其二，当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都是在儒学发展遭遇困境之时寻求新突破、实现儒学复兴的尝试。

其三，以重建儒学本体论为己任。这一点无论是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代新儒学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意识。

当代新儒学的儒学建构理路与现代新儒家的儒学本体建构如出一辙。《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列举了6家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人物，他们尽管建构的儒学理论不同，但均以建立儒学本体论为主旨。蒋庆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进行二分，将“心性儒学”定义为“内圣之学”，将“政治儒学”定义为“外王之学”。蒋庆认定此二者属于不同的传统，并将儒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儒学形态来对应这种分派，认为“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公羊学为政治儒学”，由此建构起“政治儒学”本体理论。^[5]陈明的“即用见体”更像是熊十力“体用不二”理论的翻版。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的建构与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并无二致。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也是旨在建立一种儒学本体论，“当代的张祥龙、黄玉顺二先生之现象学化的儒学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针对此传统的儒家形而上学的无根性，要求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心性本体论，从而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本源性的生存体验或生活境域之中，以期让儒学重新恢复它的思想活力。”^[6]而在“生活儒学”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梁漱溟“走孔家的路，过孔家的生活”的传承关系。

其四，现代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学均借鉴西方文化理论建构新儒学。

但是以上四个方面的一脉相承并不能掩盖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或许是现代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学所遭遇的际遇不同，或许是这两个群体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尽管当代新儒学表现出很大的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传承脉络，但在具体的儒学发展和复兴的理路、方式及建构新儒学的形态上，都表现出了不同于现代新儒家的一系列根本特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新儒学是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例如说“当代的张祥龙、黄玉顺二先生之现象学化的儒学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针对此传统的儒家形而上学的无根性……如果说，以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仍然局限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架构与视域中，那么，以张、黄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大陆新儒家学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进入了一种比形而上学更加本源的生存体验或生活境域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前概念化、前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层级，在此本源性的生存体验或生活境域中所蕴含乃是一种纯构成的终极意义。后者无论对于中国哲学自身来说，还是对于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转向，因为它开启并呈现出的乃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意义领域”^[7]。

那么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家的不同、抑或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的理路是不尽相同的，尤其表现在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的差别。

当代新儒学显然与现代新儒家的建构理路大相径庭。就思想资源而论，当代新儒学复兴儒学的理路不是将宋明心性儒学作为儒学的嫡传道统，而是抛弃了儒学哲学化的宋明理学，回到汉代经学，甚至先秦儒学和“六经”中寻找儒学发展的思想资源。无疑，在当代新儒学成员的视野里，宋明理学只是儒学的一种哲学化形态，而不是儒学的全部或真正的儒学（本源性儒学）。在当代新儒学群体的视野中，宋明心性儒学虽然承接了儒家思想道统，却只是“均得孔子之一体”（蒋庆语），即儒学的“内圣”层面，而于儒家的“外王”层面殊难建树。当代新儒学群体不仅要建“内圣”儒学，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外王”层面的儒学。蒋庆的“政治儒学”、陈明的“即体见用”、盛洪的“经济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等，还有黄玉顺近两年所致力的“中国正义论”建构，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外王”儒学层面。^[8]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更强调的是儒学的本源，构建起“我们的全部观念、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生成过程”。^[9]用黄玉顺自己的话说，“生活”不是什么。既不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所谓的‘生命’（Leben），也不是存在主义、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生存’（Existent）；既不是梁漱溟所谓‘生活’，也不是唐君毅所谓‘生命’”。^[10]他所要寻求的儒学本源（真正的儒学）才是建构新儒学的基点，也只有在儒学本源中开出的儒学，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也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代新儒学群体在建构思想体系时不限于易学，甚至不关注易学。“政治儒学”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即用见体”“现象学儒学”“生活儒学”“经济儒学”“制度儒学”均没有用易学建构思想体系的痕迹。

其次，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家所建构的新儒学形态也不同。

当代新儒学群体显然不认为形而上的存在者或哲学性是儒学的“体”，而是寻找更为本源的“体”，用这个本体来建构新儒学，才更适合儒学的发展。他们一开始就抛弃了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化儒学形态，认为哲学化儒学不是儒学发展的必然之路。“以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可能是为了让儒家现代化，让西方人能听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传播，但是为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东西’，这样的传播是没有意义的，‘新儒家织就的这张网是有漏洞的。’”^[11]在当代新儒学的视野中，比“体”更为本源的是“用”，是儒学的当下存在。他们意欲建构的新儒学从某种程度上抛开了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化建构，而是热衷于儒学“外王”层面的政治化建构。蒋庆提出了让儒教“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的“上行路线”和“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团体法人”（即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的“下行路线”。^[12]张祥龙提出的“儒家文化保护区”等都想借助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主张儒学的复兴要有国家行政权力的参与。黄玉顺则是从儒学的本源——仁爱情感出发，建构一种“生活儒学”。显然，当代新儒学建构的新儒学形态不像现代新儒家那样单一，而是多元化的。相对来说，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陈明的“即用见体”等更接近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形态的儒学建构，尽管他们追寻一种比哲学性的“体”或“形而上存在者”更为本源的“用”或“存在”；而蒋庆的“政治儒学”、盛洪的“经济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其建构的形态完全不是哲学形态，而是现实层面的思想。相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当代新儒学所建构的儒学本体论是“用”强而体“弱”。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代新儒学更像是现代新儒家的超越，或者说两个群体的关联并不大。

现代新儒家所开拓的儒家思想哲学化的路径并没有解决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甚至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哲学化的路径也受到多方的质疑，许多学者试图超越现代新儒家，建立一种新形态的儒学，解决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群体就是这样一群学人，他们试图超越现代新儒家，在更本源层面上建立一种新的儒家思想。有感于现代新儒家由形而上（“内圣”）开出形而下（“外王”）的困惑，当代新儒学群体几乎抛弃了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而是寻求一种更本源的本体（如“生活儒学”）或直接从现实层面复兴儒学（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诚然，当代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也受到了学者质疑，他们复兴儒学的思路也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他们自身的理论建构中有诸多的困惑需要消化和解决。(www.xing528.com)

【注释】

[1]本文节选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最终成果、黄玉顺主编、徐庆文等著《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导论第四节“当代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超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此处标题“生活儒学对现代新儒家的超越”为编者所拟。

[2]201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将蒋庆的“政治儒学”、陈明的“即用见体”、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盛洪的“经济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列为当代新儒学。

[3]关于“当代”概念的辩析，是一个大话题，这里简要分析一下。从中国史学上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1919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从学术研究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近三十年时间由于中国大陆继起各种政治运动，学术研究为政治运动服务，很难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说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4]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5]参见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第49页。

[6]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第89页。

[7]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第89页。

[8]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93页。

[11]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第143页。

[12]参见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