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及核心观点

（一）现代新儒学的发生

儒家学说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谓新儒学只是一种相对理解，因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称之为“新儒学”，这里的新儒学指近现代以来儒学在中国的新发展阶段。近现代新儒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以国学大师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为渊源，到40年代贺麟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正式提出“新儒学思想”这一概念。“新儒学思想”是指现代新儒学，即儒学第三期。

（二）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发展阶段

1.产生阶段

20世纪20—40年代是新儒学产生与形成的时期，代表人物为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梁漱溟作为东方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健将一派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儒家文化，并高举儒家旗帜来倡导捍卫儒学的存在价值，反对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化主张。他通过对美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三种文化的对比分析，得出每种文化的价值只存在于其所存在的特定群体中，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文化为标准作价值判断。他欣赏儒教的生命哲学和人生智慧，在他看来这是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缺失，中国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陆王心学可以为弥补西方现代性危机提供一种普世价值，他预测世界未来的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重新评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提出了东方精神文化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著名论调，无可厚非地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者。此期对新儒学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他致力于儒学本体论的阐释，继承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援佛入儒的传统，以儒学为基础，兼采佛学，重新阐发了儒家精神，提出“体用不二”的理论，给传统的陆王心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还有张君劢，他认为所谓的科学精神不是万能的，尤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宋明理学的一些关注人的心性的哲学，在对人的人文关怀中更具优势。此阶段的新儒学较为强调儒学的价值，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常有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

2.发展与传播阶段

主要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代表人物主要以港台和海外学者为主，如唐君毅（1909—1978年）、牟宗三（1909—1995年）、徐复观（1903—1982年）、钱穆（1895—1990年）等。这一阶段新儒学的特点是：对儒学的现代价值重新进行阐释，从传统儒学中寻找现代科学和民主的特质，他们通过援西学入儒，以儒学化西学，给予儒学以现代诠释，使儒学重焕光彩。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四教授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之共同认识》一文，集中表达了此阶段新儒学的观点和主张。他们也指出中西文化间各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但是毕竟西方文化之本身，是否即足够领导人类之文化？除东方人向西方文化学习以外，西方人是否亦有须向东方文化学习之处？或我们期望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者是什么？由此东西文化之互相学异互相学习，我们所期待于世界学术思想之前途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但其本身也能发展出科学和民主。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缺失，也有其明显的优势。中西文化的关系不是谁单向地去影响谁，而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3.反省和总结阶段(www.xing528.com)

主要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此阶段新儒学的主阵地依然在海外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儒学在国际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其以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和《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刘述先的《当代新儒家探索》、余英时的《现代儒学论》等。此阶段的特点是：他们已放弃梁漱溟、熊十力等前辈对中国儒家文化偏爱的态度，力图克服前辈们的缺陷，以更加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来审视中国儒学，在对中国新儒学的推介中，以西学解释儒学，使儒学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最终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彰显中国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文价值。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核心观点

现代“新儒学”的出现是中国儒学在现代发展的新阶段，其之所以“新”，被称为“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所体现的新特征不无关系。李泽厚这样概括道：“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续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的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现代新儒学的核心观点如下。

1.返本开新

这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集中诠释了传统与现代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新认识，也是他们提出“新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的观点的基础。所谓的“本”就是传统儒学，“新”则是现代民主、科学。在他们看来，现代民主科学并非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独创，中国传统儒家中也包含着现代民主科学的因素，中国在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进程中，不能只是机械地移植西方现代民主科学，而是要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即返本开新。通过对传统儒家予以新的阐释，使得中国传统儒家所蕴含的现代民主科学的基因得以发挥出来，即“开新”必须以“返本”为前提，不开新就不能返本。

2.新内圣开新外王

传统儒家主张内圣外王，这是传统儒家的一种人生追求，即一个人只有内在具有圣人之品质，才能走向社会治国平天下。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同为一个新字，在于其自觉地以内圣之学为主导，是在对儒家传统继承基础上的现代创新。因此，现代新儒家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内圣思想，站在儒家传统的立场，主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并将其予以新的思想内涵，形成了其所说的“新内圣开新外王”，也就是在讨论“学统”和“政统”的关系，即从“学统”开出“政统”。

3.开三统

这是牟宗三1959年在《道德的理性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目的在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所谓“三统说”，指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等三统并建系统。牟宗三的开三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等“新外王三书”中是在讲如何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的延伸与再创造。牟宗三这样解释：“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这里的民主政治就是“新外王”，其开出建立在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的“新内圣”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