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一）儿童建构论

儿童研究突破传统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生物主义支配框架，转向新的思考架构，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19世纪以来古典社会学、心理学的建构基础是以理性的男性为对象，在父权氛围的主导下，女性和儿童被排除在学科范围之外。直到社会变迁使女性大量接受教育、走出家庭、参加工作，逐渐提升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才使女性研究受到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专门的领域。研究方法也出现性别化，性别变项被有系统地纳入研究设计里，研究者的性别意识也受到重视。当女性受到重视，儿童研究也从以往的家庭领域转变为公共领域的议题。去父权化的思考模式也开始让儿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思考典范转向新的视野和研究路径。“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意识的突破，儿童从以往的‘被观察客体’转变为具体的主体，其独特的社会参与和内心世界开始受到重视。”^[5]新兴童年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取向。

路径之一是心态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儿童史的研究兴起。与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不同，儿童史学将儿童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开始关注儿童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等问题，同时，将儿童作为单独的基本变项来设计和研究，使原来在方法上缺乏本体地位的儿童逐渐受到重视。第一章所述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便是研究范式转型的典型代表，是公认最早挑战现有正统的童年研究。阿利埃斯认为中世纪童年并不存在，从17世纪开始，随着家庭生活的私人化和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生，童年观念才开始浮现。

路径之二是物质主义的研究。不同于心态史对于态度的研究，以波兹曼《童年的消逝》为代表的物质主义认为童年的形成和瓦解是科技变迁的结果。印刷术导致儿童与成人的区别，电视和电脑则瓦解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

路径之三是结构主义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丹麦社会学家延斯·库沃特普（Jens Qvortrup）主持一项国际课题项目“作为社会现象的童年”后，发表系列文章，勾勒出童年研究的结构视角。该方法立足于三个核心的假定：（1）童年期有其特定的结构形式。童年是一种结构形式，如此则可超越个体性的、成人导向和有时间边界的童年观念，探索解决更广泛的社会学问题。（2）童年期和成年期面临同样的社会力量。同成人一样，儿童在特定的童年时期参与一些规范活动，他们影响，也受影响于重大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发展。（3）儿童自身同时建构童年和社会。将童年视为社会现象和强调儿童积极建构社会环境，使得儿童社会化理论发生重大转折，即从个体儿童内化成人知识和技能的单向的社会化理论转向儿童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维护方面的角色、位置及重要性。儿童不仅直接建设自己的童年，还积极为构建成人文化添砖加瓦。^[6]

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和艾莉森·詹姆斯总结社会建构的儿童研究具有六大特征：^[7]

第一，童年是社会建构。儿童不应以生理不成熟来理解，也不具备自然和普遍特征，而是一种不同社会的特定结构和文化要素。

第二，儿童是社会分析的变项。儿童应与阶级、性别和族群结合思考。跨文化和比较分析能够揭露各种不同儿童的面向。

第三，儿童有其独特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不同于成人观点，值得研究。

第四，儿童主动建构和决定其社会生活，及其与他人生活的方式，儿童不是社会结构和历程的被动主体。

第五，民族志是研究儿童的有效方法。它能直接聆听儿童的声音，也能直接主动参与社会学资料的生活，不同于传统实验调查法。

第六，童年研究具有双重诠释的现象。因此，新兴儿童研究的社会学能投入社会中童年的重构历程。

社会建构的儿童理论试图打破生物主义儿童观单一、线性的发展模式，将儿童从成人理性的压迫中解救出来，但社会建构主义对童年的解读，导致社会与生物的极度分离，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依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框架。对建构论的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点：^[8](www.xing528.com)

其一，童年物质性与经验的忽视。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将儿童视为论述的产物，与儿童相关的物质性问题和儿童的经验，如儿童贫穷、虐待、街头游荡等问题都被忽略。

其二，全面性与普遍特质的忽视。如果童年是论述的产物，则不同的论述会形成不同的建构，由此，社会建构论无法适度处理普遍性观点，如儿童福利。

其三，儿童的被动性。建构论认为儿童由成人创造，童年观念经由不同的成人利益交错而发展。

其四，单一的童年模式。从建构的角度，尽管不同的童年意味着多元的社会样貌，但阿利埃斯和波兹曼的研究却产生一种单一的、现代的和资本主义模式，而且预设一种普遍和自然的状态。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并没有任何空间允许其他竞争的或不同的童年理解的存在，我们见识到的只是单一主流形式的童年概念史而已。

少年司法从福利国家的刑罚—福利模式到晚期现代严罚模式的变迁，体现出从生物儿童到社会儿童的面相变革，儿童反而从非理性的实体转变为童年消逝的论述。

（二）超越现代——新童年社会学

“童年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对立的两极中曲折前行，这两极分别将童年定位于生物学一端和社会性一端。”^[9]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化分析范畴无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童年的多样性和童年与成人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不确定性。新童年社会学提出了新的思考框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

1.生态系统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在过去二十多年成为儿童发展领域的主流理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儿童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中发展着，而这个系统受多层外界环境的影响。儿童生物性影响的气质与环境共同铸就了儿童发展。布朗芬布伦纳将环境想象为一系列嵌套性的结构，包括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恒系统。最里层的微系统包括儿童所处的直接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等当中的活动和互动模式。系统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中系统是指家庭、学校、社区等微系统之间的联系。外系统是不含儿童的社会影响环境。宏系统影响上述所有系统活动与互动的价值观、法律、习俗和文化资源。恒系统不是一个特定的情景，而是指个体所处环境的动态、恒变的本质。^[10]环境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新条件的变化都会对发展产生影响。当然，变化可能是源于儿童外界环境的作用，也可能是源于儿童自身，“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儿童会选择、修正和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和经验”^[11]。而儿童选择、修正和创造环境及经验的方式又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身体、智力、人格特点和环境机遇。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发展既不是由外界环境所控制，也不是由个体的内部倾向性所决定，儿童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缔造者，儿童与环境共同建构起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的网络。

现今，研究共识认为一致性与异变性共存于儿童的发展当中，发展心理学的学者们接受了动态系统观。根据该观点，“儿童的心理、身体，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引导儿童掌握新技能的整合的系统（Integrated System）。这个系统是动态的或者说是一直运转着的。系统的每一处变化（从大脑的成熟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都会破坏当前的机体——环境关系。当这样的变化发生时，儿童会重组他的行为，以使多样的系统成分以一种更复杂、有效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12]。持动态系统观的学者承认，人类的共同遗传基因和儿童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基本规律使得儿童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发展面貌，此即发展的一致性；然而儿童的生物性构成、日常任务及支持他们掌握任务的人具有极大差异，致使儿童在特殊技能方面也表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由此，“发展不能以单一的变化路线来加以刻画……发展更像一张到处分支的纤维网，每一根分支都代表一张可能经历连续性和阶段性变化的技能领域”^[13]。

2.行动者网络理论

以Bruno Latour为代表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跳出社会是由人建构的思维，认为社会是由人类和非人类实体等各种物质所连接成的网络所构建的。人类和非人类的界限是变动的、不确定的和主观存在的，即“类主体”（Quasi-Objects）和“类客体”（Quasi-Subjects）。ANT理论背后蕴含了一整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现代’这个形容词标识了一种新政体、一种加速、一种断裂、一种时间上的革命。”^[14]加速，指现代开始“向前飞奔”——既是物质上也是观念上的。而断裂，不只是与传统社会的断裂，更是自然与社会的断裂、人与非人的断裂。“用Latour的隐喻来说，这是现代用以构成自身的‘宪章’（Constitution）所规制的断裂。借此，‘人’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而自然则成了被发现、被使用的客体。两者纯化为两极，并确保了‘人’的例外与中心性，以及非人的可剥削性与可弃性。”^[15]拉图尔通过重置人与物的关系，超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人/非人的二元对立，将人与物都推向中间，成为中介物甚至是人与非人的网络。无论是社会建构论者，还是自然实在论者，都犯了单向度的错误，用一种资源去解释另一种资源。网络则提供了一种秩序的话语，矗立在现代社会理论主张的两级对立之间。“‘网络’这个隐喻表明童年是各种不同的、时而竞争、时而冲突的异质性秩序的集合体。”^[16]儿童与成人，人与非人类，都可以成为行动者，每个行动者背后都有一个人与物共同作用的复杂网络。一旦新的网络发生连接，新的童年形式也就出现了。通过异质性物质的流动所建构的童年，体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和加剧的流动性。例如学校与游乐场、家庭、少年法庭相联，不同界限的流动带来不同的观点、经验、价值观和景象及不同的物质资源，事物也跨越界限并参与进多种角色，如不同的教材、计算机的运用等。“复杂的行动元，即人与物的混合，在不同环境下彼此流动，从而在‘儿童’与‘成人’的建构中都发挥了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