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媒介研究新范式-传媒艺术研究

孟　建　胡学峰

内容摘要：数字人文，正在实现着一场超学科背景下的由媒介驱动的学术研究新范式变革。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崛起，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数字技术发展和传统人文研究的相遇引发了人文学科的历史性变化。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从现有研究来看，对这一历史性变化的深入分析还亟待展开。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域出发，将数字人文研究置于历史的维度，在学术场域中审视这一变化，我们将会发现，数字人文研究绝非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简单应用，它是可以和印刷媒介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彻底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是对旧范式的更新，而且是以更包容的姿态对实证与诠释两种方法论取向进行整合，力图超越学科“文化”之间的壁垒。这一真正意义上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为包括新闻传播、影视艺术、视觉文化等在内的研究领域所进行的学术生产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数字人文；超学科；媒介研究

2000年，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弗朗科·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1]。莫瑞蒂是美国知名的现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文章中谈到了研究中的一个困惑：为了研究世界文学，我们究竟要读多少书才够？莫瑞蒂感叹自己研究1790年至1930年间的西欧叙事文学时就已经感到自己像个“假内行”，面对数百种语言的文献，靠传统的“细读”（close reading）来研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很多学者，无论是人文还是社科领域的学者经常面对的难题。现在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资料堆积如山，仅凭个人有限的研究能力只能望洋兴叹。莫瑞蒂没有止步于感慨，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远读”（distant reading）。相对于针对少数经典文本的“细读”方法，“远读”可以借助一些手段来忽略细节信息，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把握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莫瑞蒂的“远读”概念迅速在人文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在《世界文学的猜想》中提到用计算机来实现“远读”，但是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数字人文是最近20年来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就其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显然是一个“合力”而致。在这个“合力”中，科学哲学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显露出超越“人本哲学”的特殊力量。数字人文最初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使用计算机来解决传统人文研究中遇到的、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概念风行一时之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近十年来，这一研究潮流开始在中国勃兴，人文研究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对其异常重视，新闻传播学界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就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回顾性、反思性乃至批判性的资料已经不少，但是对数字人文研究兴起的内在机理、潜在影响和现实意义的思考还缺乏理论深度和系统建构，无论赞同的声音还是反对的意见都体现出对数字人文理解的表层化和片面化。本文将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域出发，通过分析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来理解数字人文研究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在历史维度中聚焦于学术场域，阐述其对学术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就其对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研究的价值进行简要评估。

“数字人文”概念在2004年才被提出并逐渐为该领域的多数学者接受，最初学者们把它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2]。鉴于数字人文研究还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数字人文”这一概念尚无统一认识。总的来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它看作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引入计算机工具来处理传统人文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二是把它视为一个研究领域，是跨学科的、文理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三是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学科，在欧美的很多高校已经进入正式的教育体系，成立了相关的教育机构，开设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系列课程；四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践，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是一组相互交织的实践活动。^[3]

数字人文学者通常把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1949年起和IBM合作开展的把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著作以及相关作者的文献制作语词索引的项目作为人文计算的起点^[4]。如此算来，数字人文的历史到2019年正好是70年。有研究者把2004年以前人文计算在欧美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历史回顾^[5]。目前，国外已经成立多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比如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其他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和组织还有牛津大学数字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数字人文研究联盟，分别是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ADHO）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国外主要的数字人文学术期刊有Digital Studies、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DHQ）、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DSH）等。

2009年前后，“数字人文”作为舶来概念进入中国学界^[6]。虽然在此前国内已经有了数字人文实践，比如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禹贡”（CHGIS）项目，以及台湾“中研院”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CCTS）项目，但是无论在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研究项目、参与学者、研究成果方面均和国外尤其是欧美相比有较大差距。到目前为止，国内大陆地区仅有武汉大学一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术刊物、出版专著的数量都是个位数。从中国知网检索的数据来看，自2012年起国内才开始有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其数据库中所有相关文献总数只有150篇左右。文献中的很大部分是对国外研究的综述和介绍，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期刊上。由此可以看出，国内采用数字人文研究理念开展的研究以及对数字人文本身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回顾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历程，考察其研究实践，我们认为，数字人文是研究者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一系列方法构成的跨学科实践。这一理解突出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四个关键特质。首先是“数字”，即数字技术（主要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也可称为信息技术）在所有数字人文研究当中的充分使用，这是数字人文最为关键的特征；其次是“人文”，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主题还是集中在传统人文学科（文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宗教等）范围内，数字人文的主要影响也还局限在人文领域；再次是“方法”，在最微观具体的层面上，使用计算机软件工具来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及视觉呈现是数字人文的核心方法；最后是“实践”，虽然把数字人文视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学科”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引起的争议也更多，而数字人文无疑是一种已经产生一系列成果并取得重要影响的学术生产实践，是技术主导的以行动和产出为指向的全球范围的研究活动。

尽管不少学者已经对数字人文强大的影响力和未来前景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意识到了技术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为其辩护，但是在很多反对者尤其是传统人文学者看来，数字人文无非是科学主义思维对人文领域的强势入侵，是自然科学实证量化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解诠释方法的全面替代，由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连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技术对人文精神的侵害。这种对待数字人文研究的批判立场虽然不是多数，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技术的问题却是数字人文的倡导者必须认真面对的。传播学媒介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诸多进展，对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概念和阐释框架，可以为回答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提供新的观察视域，为我们理解数字人文所带来的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数字技术是“数字人文”研究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里的数字技术指的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计算机通过将信息转化为二进制代码来利用高速芯片进行数值和逻辑计算，以产生软件预设的结果。二进制计算不仅可以进行数学运算，还可以对文字、图像和声音等对象进行处理，其原理不外是将这些信息转换为二进制数值来进行，这就是“数字化”。在技术哲学家伊德看来，技术是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不存在没有技术的人类“伊甸园”^[7]。当然，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很多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使得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已经脱离人类控制，具有了自主性，而哲学家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视为座架（Gestell），成为摆置人的力量，使得人丧失其本来的生存论地位。不过，这种对人和技术的关系的悲观看法近来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以及媒介研究等领域均有积极的转向。

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技术就是媒介（Media）。“媒介”是传播研究的关键词，一般指报刊、广播、电视等发送新闻、娱乐或其他信息的技术形式和媒介机构，但究其根本，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代理（agency），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8]。具有中介作用的媒介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它实际上是建构社会关系、生成社会意义的枢纽和节点。尽管“媒介”和“技术”两个概念颇有差异，但是传播学媒介研究一般持有大媒介（Big Media）的观念，将媒介和技术放在几乎同一的角度来理解。麦克卢汉以“媒介即讯息”理论把媒介置于人类传播的中心位置来考虑，他的广义媒介观认为电光源、铁路和飞机皆是媒介。德布雷也把中介（媒介）理解为：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类似的图像等）；社会交流规范（说话者或者作家所使用的语言）；记录和存储的物理载体（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带、光盘）；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9]。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或是作为数字技术的媒介都涉及人类社会本质意义上的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整个人类世界联系紧密。因此，不能仅仅“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者生产过程”^[10]，要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媒介实践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世界背景中考察其冲击力和影响力。

在媒介研究领域，新近兴起的“媒介化”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关于数字媒介的全新观点，他们关注媒介技术影响社会的过程。克罗兹（Krotz）将媒介化视为与全球化、个人化概念类似的一个元过程，它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社会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与文化景观，并与全球化和个人化的浪潮产生共振^[11]。舒尔茨（Schulz）认为媒介化是一个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接纳（accommodation）的过程^[12]。其中，延伸是指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和传播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并产生互动；替代意指媒介部分或者全部取代了社会行动以及社会机构的职能，改变了这些行动或者机构的形态；融合则是指媒介行动与非媒介行动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媒介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以及专业化领域之中；接纳则表明经过了一个适应的过程，人们更加愿意在媒介构成的环境下行动，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按照媒介操作信息的方式进行互动。

由此看来，数字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实际上就是一个“媒介化学术”的元过程。数字技术“延伸”了人文研究者获取资料和相互交流的能力，使得基于跨越时空的数据库计算分析成为可能，数字技术作为沟通媒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协作；数字技术使得传统图书馆的角色被“替代”，图书馆是传统人文学者依赖的核心资源，而数字图书馆使得这一角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实际上，不仅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技术使得学术研究和非学术研究的界限趋于“融合”，无论是资料的获得、加工、分析，还是研究者活动空间的改变，甚或学术成果的产出都越来越去专业化。如今，无论是否从事数字人文研究，学者们都已被纳入数字和网络化逻辑之中，“接纳”各种数字化带来的社会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数字人文研究走过了一条伴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而演进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计算机在20世纪中叶最初发明时，仅是作为一种计算的工具，布萨最初的人文计算研究也正是利用了计算机快速数值计算的能力。但是随着计算机发展成为一种通用的信息处理设备，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印刷文本被数字化，并从图像扫描转换为文本字符，依靠快速进步的计算机语义识别能力，人文计算或数字人文学者可以处理更大量的文本数据，从而发现文本中潜藏的宏观结构，甚至通过确定作者的写作风格来协助鉴定作者身份。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多媒体化并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处理文本对象，也可以处理图像、声音，同时用大规模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这些多媒体信息，更多的语料库、声音和图像数据库被建立，与此同时，研究者所阅读的历史文献材料和新近产生的研究文献大部分被数字化了，整个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学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特殊而重要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学术的重要性是通过专业知识来体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实践，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从西方发端的知识研究体系和传承方式以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为根本标志，塑造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主要学术生产方式。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以研究主体的专门化和职业化，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研究对象的广泛化和多样化，研究成果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为主要表征。学术生产是人类群体中一小部分经过长期而严格的专门训练的“学者”（主要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职业化的方式所从事的针对自然、社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研究行为；其研究的成果主要通过期刊、书籍的出版来发表和传播，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教学为主来进行传承；学术生产的影响则通过与学术“场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来改变人类世界的表面和深层结构。

历史上，媒介在改变学术生产方式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印刷革命”就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变革。现代西方人文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兴起和文本资料的抄写、翻译、阐释分不开，印刷术推动了人文主义文化资料的标准化传播，彻底变革了人文学乃至所有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13]。很多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是可以和印刷革命相提并论的另一场媒介技术变革。与印刷媒介相比，数字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变革充分体现了融合的特征。数字人文研究所依赖的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它保留和延续了所有之前的媒介特性，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实现了真正的“媒介融合”^[14]。

第一，学术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整合。计算机只能处理二进制数据，利用计算机来开展人文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将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数字化。以文学研究为例，虽然可以通过人工阅读纸质书籍资料来收集和分析可量化数据，但是面对大量的文本，人工操作将无比枯燥与费时。将文本进行数字化，以计算机的快速、准确特性来处理数据则能极大提高效率。如今，通过平面和立体扫描、智能文本识别可以将过去遗留的所有印刷文本和手稿甚至艺术品、建筑等数字化，数字录音、摄影、摄像技术可以将早期模拟时期产生的声音、影像资料数字化。从技术角度而言，几乎人类迄今产生的一切符号形式都可以数字化，这些研究资料加上数字时代原生的数字资源构成了数字时代学术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它的技术形态是统一的，即全部由二进制数据构成，以数字形式被编码、存储和处理，但它的内容形态是融合的，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媒介形式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获得。从时间维度上来讲，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所有资料都存储在网络上，理论上，只需一台计算机就能获取并处理共时或历时的任何资料，资料的时间差被消弭。数字化整合的学术生产资料减少了学者搜集资料的工作量，也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使得随时获取资料成为可能。虽然就当下情况而言，并非所有的资料都能够数字化，不是所有数字化的资料都可以免费自由获取，但是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上，学界正在向建立理想化的数字学术生产资料方向努力。数字人文研究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领域对学术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整合已经并且将持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跨学科研究的数字化超越。数字人文研究引发了跨学科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其在起源阶段就是人文研究领域与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这一融合是建立在现代学术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专业化所导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长期对立和割裂的基础上的，它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思想更显可贵。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版图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涉及的学科范围从传统人文学科逐渐向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渗透，凸显较强的学科交叉性。研究表明，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分布在 102 个学科领域之中，主要学科领域集中于文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以及文化研究等^[15]。从数字人文研究来看，数字研究领域和传统人文学科，比如文学、历史、艺术等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交叉，如计算语言学、计量史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从人文学科内部来看，作为平台的计算机技术同时提供了人文学科内部的交叉，如历史和地理融合形成了“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领域，而历史和文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人文学科领域日益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生产格局，打破了固化的思维习惯，转而根据问题的特性采用多维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定量和定性的分野，试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量化和质化研究中的长处，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用跨学科来解释数字人文的超越已经相当困难，也许用超学科来解释更为确切。超学科不是一般的跨越学科界限，而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一种临界突破的力量，让学科与学科之间实现真正的化合交融^[16]。当然，超学科研究还面临很多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这既是长期专业化形成的不良后果的持续，也有超学科研究机制的内在融合困境，但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超越理念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学术生产的项目化、团队化、技术化。因为人类自身学习能力的限制，也因为学术生产长期专业化的影响，在跨学科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合作。传统人文学科具有个人自主探索的显著特征，但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人文研究领域，通过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平台和通信工具，为合作性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创立了新途径。协同工作不仅扩展了研究网络，也让交流与沟通渠道更加透明，形成了开放的学术文化。数字人文研究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且把项目化、团队化、技术化的学术生产作为自己的内在特色。项目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动力内核，团队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实现基础，而技术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可能前提。比如“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序列”项目（Leipzig Open Fragmentary Texts Series，LOFTS）就是由莱比锡大学数字人文中心（Humboldt Chair of Digit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Leipzig）、美国塔夫茨大学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PDL）和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联合开发的^[17]。此类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学者个体，乃至一个研究机构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项目化、团队化的学术生产方式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沟通，而数字媒介平等透明、及时高效、打破壁垒的传播特性为有效的团队合作奠定了基础。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先驱者往往是较早使用并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通信工具的研究者，电子邮件技术刚一出现，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邮件列表、新闻组，开始了跨国界的通信合作；万维网的出现使得学术信息的交流更为便捷，数字人文学者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论坛、及时通信软件、博客、微博、社交媒体等媒介技术开展广泛交流。除了媒介技术中介的交流，数字人文学者建立了跨国界的研究机构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多种沟通形式进行协作。有人认为，一种“研究人员+技术开发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的运作方式将成为数字人文研究及相关项目建设的标准配置。

第四，学术产出的多样化、开放化、复杂化。印刷技术主导的学术生产方式的最终成果是通过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期刊向同行和公众提供的。这一产出方式已通过印刷技术的媒介逻辑在学术评价、商业利益、个人发展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模式，至今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学术成果除了是对新发现知识的总结和报告，也是学者在机构中晋升的主要途径，而由此形成的印刷出版利益格局更是决定了知识传播和扩散的方方面面。作为元媒介的数字技术除了是量化研究的工具，也是新形态出版的工具，它使得学者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印刷出版机制而通过网站、博客、社交媒体等直接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变更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传统印刷出版对学术产出数量控制的进一步消失，对制约学术成果传播的政治、经济壁垒的进一步打破。多数数字人文学者都同意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理念并参与其中，很多数字人文机构和期刊出版单位也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商业数据库在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向学者甚至公众提供更为廉价或免费的学术资料获取服务。另外，数字人文研究倡导知识产出的多样化，成果本身并非一定要通过程式化的学术文本型论文来体现，它也可以通过在线访问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比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以及多媒体交互形式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在线游戏等形式呈现。这种多样化的产出实际上模糊了学术成果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差异，使得学术产出的影响可以在公众中产生更多影响，这一开放性也使得更多的公众有机会参与学术活动，进一步改变整个学术生产领域的面貌。应该说，对数字人文研究驱动下的学术产出变革的理解和接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至少在国内，它还远不是为学者和公众接受的模式，制约因素是多样的，除了有学术场域内部的评价机制，还有场域以外的资本力量。但是，按照媒介化的逻辑，这一历史性转变将不会停步。

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科乃至所有学术生产的持续深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并非是要用“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来塑造数字人文研究未来发展的某种神话。如果需要强调媒介或技术的重要性，它更多体现了一种“最初决定论”^[18]，数字人文研究绝非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简单应用，它是可以和印刷媒介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彻底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这一变革

不仅是对旧范式的更新，更是以包容的姿态对实证与诠释两种方法论取向进行整合，力图超越学科“文化”之间的壁垒。数字人文研究的实践提示我们，量化统计与意义阐释两种方法论范畴是可以相容的。华康德在梳理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时曾提出过“双焦解析透镜”^[19]的隐喻。布迪厄认为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是“过着双重生活”的，既有可以客观考察的结构和功能，也有需要意义阐释的行为意图和价值判断，研究社会现象本身就需要双重解读，这类似“双焦解析透镜”，在揭示“社会宇宙”的深层结构时，需要吸收两种解读方式长处又要避免其短处。布迪厄的思想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内在理念是一致的。我国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屈指算来也就是十年的光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但是，它已经快速地改变着人文研究乃至社科研究、艺术研究的认知思维和知识结构，导致了学术研究范式的一场革命。数字人文的定义是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而变化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在改变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必将带来学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www.xing528.com)

（作者孟建系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学峰系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

[1]Moretti F.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vol.1-2. 2000， pp.54-68.

[2]王晓光：《“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 《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武汉：武汉 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3]［美］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 恩费尔德、托德·普雷斯纳、杰弗里·施纳普：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121-125 页。

[4]戴安德、姜文涛、赵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 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山东社会科学》， 2016 年11 期，第26-33 页。

[5]Hockey S.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In： Schreibman S， Siemens R， Unsworth J.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4-17.

[6]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07 期，第59-63 页。

[7]［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 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2 页。

[8]［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 化研究词典（第2 版）》，李彬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161 页。

[9]［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7-38 页。

[10]［ 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8-39 页。

[11]Krotz，Friedrich.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3，no.3，Dec. 2007，pp. 256-260.

[12]Schulz，Winfried.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19，no. 1，Mar. 2004，pp. 87-101.

[13]［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 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 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2 页。

[14]［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 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 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67-74 页。

[15]柯平、宫平：《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 域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 年06 期， 第13-30 页。

[16]陈娜：《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的突破——访复旦大 学教授孟建》，《新闻爱好者》，2013 年12 期， 第50-55 页。

[17]赵洪雅：《数字人文项目“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 序列”（LOFTS） 探究》，《图书馆论坛》， 2018 年01 期，第10-20 页。

[18]［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 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第65 页。

[19]［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 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 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