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生成的传播学研究新范式

在反思传播学的相关文献中，“跨学科”成为诸多专家学者除去应用实践价值之外，对传播学研究发展方向的普遍共识。正如黄旦[19]所言：“传播学研究不是要回归某一个唯一和本质的‘家园’，相反，是要构建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平台”；“网络化关系时代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借助交往、分享、杂交、重组来创新，不是依赖知识生产或地盘的‘垄断权’。一小块深掖密藏的‘馍馍’，即便很香也瞬间就锼，哪能为整个传播研究提供养料。传播是要敞开门户，让天下各路英雄尽入我毂中，方能显出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杜骏飞和周玉黍[20]认为“学科界定狭隘化”是限制传播学、令其产生学科危机的束缚之一；本身传播学“并非天赋学科”，“它本身来自多种学科的培养”；应该将传播学视为一个不同学科交互的场域（field）；“对于传播学而言，需要有包容多学科的宽容度和理性汇集能力，建构一个跨越学科鸿沟的‘元模式（metamodel）’，从而有利于传播学的健康发展”；“众多的学科正在对信息传播这一文化、认知和社会行为的中心要素进行探究，多学科的合作和整合是研究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认知、行为、生命科学，再到计算机、数学等学科，都应该围绕信息互动和传播行为，加速理论概念和文献上的统合。传播学的学生们应该涉猎媒介学、文化学、批判研究、认知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来加深他们对于传播行为的理解”。韦路[21]在对中国传播学者在传播学SSCI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高产作者和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具有“学科交叉，主体多元”的特点，“可以明显感受到学科的多元化”。

从起源来看，传播学本身就有着多学科的根源。张涛甫[22]认为：“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的依附有目共睹。传播学起家，多靠社会科学的支持。在很多传播学的理论家中，他们原初身份并不是传播学家，他们多出身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不同学科的介入带来了传播学知识资源的多元杂陈。”

从学科本质来看，传播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领域”。郑北渭[23]于1983年即指出传播学“主要是一门研究人际讯息各种交流过程和传播效果的跨学科的行为科学”。克雷格[24]认为，传播领域既具有学科性也具有跨学科性（the communication field is both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朗（Lang[25]）将传播重新定义为相互嵌套（nested）的动态系统（dynamic systems）的内嵌于（embedded in）并不断适应（adapting）环境的基本和自然的一面。未来的传播学将需要研究者对动态系统的充分理解，并且具有建构复杂的认知的（cognitive）、情感的（emotional）、动机的（motivational）、关于传播讯息和遇到传播讯息的人的交互的模型能力。朗认为，传播学对于跨学科研究进路的需求以及团队协作很可能才刚刚开始。张国良[26]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社会的结构大体对应，可以被划分为纵向型学科、横向型学科和综合型学科三种。纵向学科“与社会结构（即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领域）相对应”。纵向学科“都有产品，具有产品性”，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横向学科则“与人类特性有关”，其“没有产品，因而都有工具性”，包括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横向学科与各个纵向学科都交叉，但距离相等。而综合性学科同时包含（“包容、关涉”）所有社会结构和人类特性，包括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张国良认为，纵向学科从关注物质到关注精神即从人文科学偏向社会科学，横向学习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即从人文学科偏向了社会科学。传播学是典型的横向型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分野，具有跨界性的特征。张涛甫[27]认为：“传播学是由多学科合力围垦的新兴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在此交汇，很多理论大家和学者经此穿越，各显神通，展示各自的智慧以及多学科光华，将传播学这个年轻的学科迅速发展起来”；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传播学“身处多学科交汇处，受到多学科话语的影响，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多重影响”。邵培仁[28]认为，传播学是“学科渗透、融合、交叉、互动的催化剂和黏合剂”，“传播学诞生以来，一方面她以极强的扩张性姿态向其他学科迅速渗透，另一方面她又以宽广的开放性势态接受其他学科的新知输入，造就了融合性、整体性、适应性和包容性的秉性，从而建构、开拓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学术成果，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为建构人类整体传播学提供了养分和材料”。殷晓蓉[29]认为“传播学自诞生以来，‘跨学科’的特点就一直伴随其左右。它也是目前这个学科在一般层面上谈论较多的字眼，甚至可以说是有关传播学描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介绍传播学、论述学科建设或学科转向常常一再强调的问题”；“‘传播’具有复杂多变的向度和过程，必须借助‘跨学科’的视野才能够予以洞察和认识”。

从应用实践目标对象来看，传播学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力量注入。斯坦福（Stanfill[30]）认为，传播学研究总尝试将所有与传播学相关的内容都纳入传播学范畴。陈力丹等[31]认为，传播学应该“更多地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说明各种新传播现象，通过更多的对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研究，形成新的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理论假设。而在这种情形下，传播学不大可能再作为独立的学科创新理论假设，而需要与相邻学科合作，甚至融合，才可能取得较为公认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建构起适应各种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理论假设和模式公理”。吴予敏[32]认为，传播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存在着深度交叉。威尔逊（Wilson[33]）认为，传播学的学科性追求和跨学科追求非但不应该产生矛盾，反而可以互补，这体现在通过跨学科，其他学科与传播相关的研究可以吸纳进传播学当中，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以促进传播学研究。

可以说反思传播学文献对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视是一种对传播学本源本质的回归。而对人文、科技、艺术的跨学科的呼唤，则是一种对传播学研究应实践应用之需求跨越狭隘的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再认知。然而，不少专家学者发现，虽然传播学这一跨学科领域拥有着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固守自己一方的小天地，真正意义上跨学科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亟待提升。李金铨[34]认为，传播学研究目前呈现出“内卷化”（involution）的问题，研究人员“抱住一个小问题，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结果“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张涛甫[35]认为：“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播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邱林川[36]认为：“批判学者过去说主流行政研究格局太小、分工太细，此时自己也陷入类似境遇：这个分支的批判与那个分支的批判缺乏交集、难以对话。更糟糕的是，大家都只在大学里务虚，结果是一堆无现实意义的形而上学。”(www.xing528.com)

有研究者甚至悲观地认为，跨学科是造成传播学这一内卷化局面的“罪魁祸首”，认为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了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分崩离析”。这一说法看似有道理，实则不然。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问题，正如在传播学的世界中出现了麦克卢汉所言的“文化部落”。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跨越时空界限相互实时交流的限制被不断打破，人类产生了“我和你、心连心、共住地球村”的文化联结和归属感。但伴随着“地球村”的演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文化部落”亦涌现出来。人们开始只和自己类似的伙伴进行交流对话，形成了独特的传播媒介和彼此认可、但不同于他人的传播讯息形式和内容，产生了高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小族群的文化联结和归属感，即彼此相互隔离的“文化部落”。文化部落的出现毫无疑问降低了社会的内聚力（societal cohesion）。这与传播学的内卷化问题极其相似。若将“文化部落”的出现归咎于人类自身背景的不同明显是有失偏颇的，交流对话的匮乏才是其泛滥的核心原因。事实上，早有传播学的专家学者对跨学科对话交流的重要性予以疾呼：祝建华[37]等认为，即使将计算社会科学引入传播学领域，也存在着“跨学科对话不足”的问题。孙玮[38]认为，“隔绝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以求所谓的传播理论自主性，抵御其他学科的‘入侵’”，是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之一；“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是学术共识，不是对所谓学科边界的固守”。卡斯特的观点“可成为传播学重建的一种学术共识”：“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

有研究者乐观地认为，传播学当前的碎片化问题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要会将之妥善的运用——“变废为宝”。龙强和吴飞[39]认为，传播学的碎片化特性这一多样性恰恰是“传播学最强大的生命力”，其“使得传播研究拥有很多其他学科所缺乏的认识多元性、历史偶然性和实践参与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密切联系”，“这些使得传播学可能成为泽利泽（Zelizer[40]）所言的学科扇（fan of disciplines）的把手。泽利泽认为，尽管传播学也许不会成为所有学科的把手，但“至少它独特的跨越性确实可以让我们在边界之间获得更多米尔斯所说的想象力”。有研究者进而对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式提出了设想。例如，张国良[41]认为跨学科研究可以将“A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搬到B学科”进行一个基本的创新，但“这种创新的价值主要是应用的而非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让A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B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开发出C理论、C方法来”。

此外，面向传播实践、解决应用问题，被认为是破解传播学研究内卷化问题，充分发挥传播学跨学科研究优势的有效“法门”。克雷格[42]认为，之所以各种传播理论不能涌现演化成为一个自洽（coherent）的场域（field of study），就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跨越不同学科实践的鸿沟的方法。在论述中，克雷格指出，传播学本身具有非自洽（incoherence）的根源（roots）。这可以用传播理论的多学科起源来解释。而研究者则可以通过将“传播”理论化为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方式重构传播学理论的多学科传统。吴飞[43]认为：“传播学研究需要走出学科的迷障，以研究问题而不是学科定位为出发点。”

进行“人文”“科技”“艺术”的跨学科研究正是“新塑传”的研究进路（approach）。这既是对传播学研究根源传统的回归，更是对传播应用实践问题多学科需求的回应。这一跨学科研究进路并非仅仅在社会科学狭窄范围中。正如张涛甫[44]所言：“传播学倚重社会科学，却不能从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况社会科学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新塑传”需要进行社会科学、人文（如人文哲学思想、文学等）、艺术（如音乐、视听通感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如计算机科学、仿生学等）的融汇交织，面向研究问题和目标对象进行解决方案建构内部的多学科交流对话，以形成跨学科的全新传播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