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美育代宗教
在旧时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而中国将来之时则会“以美育代宗教”，这是梁漱溟在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所提出的观点。
“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不是梁漱溟首创的，它是由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4月8日到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中首先提出来的。[59]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指出：一、美育是自由的，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遍的，宗教是有限的。[60]很显然，蔡元培先生的这一观点，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他把宗教看成是落后的、愚昧的旧文化代表，是科学与民主的对立面。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在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差异时，注意到西方宗教对西方人道德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宗教救国论”。于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重提“孔教”，有些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宣传基督教等等。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直接针对当时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他之所以反对“宗教救国”的主张，一方面同他历史地把握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退过程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的启蒙主义立场相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蔡元培对宗教是持批判的立场的，因为宗教与主张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要提倡美育，要以批判宗教的形式来批判旧的文化，以提倡美育的形式来提倡新的文化。
梁漱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虽然，梁漱溟的这一主张没有那么强的时代性和目的性，但是，他也同样看到了宗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所导致的日渐衰落的局面，才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不过，梁漱溟虽然看到了宗教在世界范围内日渐衰落的趋势，但是，梁漱溟仍然肯定宗教在慰籍人生、安顿精神方面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洋人科学知识猛进之后，对于宗教信仰若依若违，不能遽然舍弃，正为情感上远有不能断然出之者耳。”[61]所以，梁漱溟在此并不是要彻底地否定宗教，他所否定的是宗教在认识论的层面和科学发生冲突的内容；肯定的是宗教中艺术、礼乐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艺术和礼乐又恰恰是通过美育来完成的。
从历史上来看，早期的美育总是附属于宗教之下的。原始的巫术和艺术之间，就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至少在调动情感上是如此的。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许多地盘和领域都被科学所占领，但是附属于宗教的人类的艺术创造，并不能完全被科学所代替。宗教的文化遗产，会成为人类审美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发挥美育的功能。因此，梁漱溟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初衷，也反映了宗教和美育的关系。但是，美育是否能够取代宗教，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梁漱溟虽然看到了艺术、礼乐能够给人精神上的慰籍，但是，礼乐和艺术毕竟只是宗教用来加强对神圣物信仰的一个手段而已。艺术、礼乐虽然可以勖勉人的感情，但是却无法取代宗教对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秩序进行调整的功能。(www.xing528.com)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梁漱溟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这其中发挥美育作用的是艺术、礼乐：“宗教在过去人类历史上是大有助于社会人生之慰安行进的，而种种艺术——礼乐——则是其起到作用的精华所在。今后很长时间宗教落于残存，而将别有礼乐兴起，以稳度新社会生活。”[62]晚年梁漱溟对礼乐的解释，试图超越儒家的立场，把它规定为一个一般的概念：所谓的礼乐，即是人类生活中每到情感抒发流畅时种种的活动表现，“就是在社会人生各种节目上要人沉着、郑重、认真其事，而莫轻浮随便苟且出之”[63]，这是世界各个民族都具备的。
当然，梁漱溟这些“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好愿望，是建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物质条件极端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到那时，人类的感情、情绪不再需要安慰、勖勉；人们也不再需要伪装自己的情感，大家彼此坦诚相待，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国往古之世，是以“道德代宗教”，道德和宗教之分，仍然说明了对人类生活进行内外的二元划分：宗教以其出世之方法来维持世俗生活，借助宗教道德来提高人的精神和品质；而道德本身就是人世间的绝对价值。宗教所起的作用是从外向内的；而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发自于生命的内在，而不是外烁的。宗教和道德的存在，是生命仍有内外之别的缘故。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命不在有内外之分，也就不会有目的、手段之别，人类生活也就进入了“悠然自得”之境，这种境界是“没有道德之称的道德生活”[64]。到了这种境界，宗教借助艺术所起的作用，就被由古代宗教转化而来的中国礼乐制度所代替。涵养礼乐的美育就能予以人高尚的品质，超脱于求外的鄙俗心理，使人进于清明安和的人生境界。
虽然，梁漱溟试图隐藏他的儒家立场来对礼乐作普遍意义的诠释，但是，所谓的“以美育代宗教”也不过是将人类对于完满的追求，对价值的渴望化为理想状态下道德情感的自然流露，延续的依然是“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理路，不过是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因此，“以美育代宗教”体现的依然是儒家思想的进路。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印度佛教的理解，还是对周孔教化的诠释，梁漱溟对宗教理解的出发点却始终是从“生命本体论”的人本主义[65]立场出发的，强调的是宗教落实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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