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会学校，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事业服务人员的学习为目的所创设的各级学校。教会学校的基本性质是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侵略。关于这一点，侵略者自己也不否认。1836年9月28日，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会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些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32]。事实也正像侵略者自己所估计的，“学校在所有的教区内都做了很多开辟传播福音道路的工作”，“很多的学生受了感化，变为我们最得力和最有智慧的基督教传教士”[33]。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02年上海年会上，会议得出的重要认识是：教育是传教最有力的助手。并得意洋洋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使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其侵略者的嘴脸可谓一目了然。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当然，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起到了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客观作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是因为，体育具有培养人的自信、勇敢、规则和忍耐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和教会学校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诸如爱、诚实、自主、勇敢等品质具有许多的契合之处，正是在这个平衡点上，所以体育一直为教会学校所重视。当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教会学校的体育比起今天我们所说的体育，可能在概念上要宽泛一些。除了运动、游戏以外，事实上还包括手工、劳工一类的教育。
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学校，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1839年在澳门兴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后迁香港），第一批学生是6个穷人家的孩子。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和著名西医黄宽，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传教士的纷纷来华，使教会学校数量不断增多，也使更多的中国青少年有机会接受西方科技文化教育。有资料显示：到1860年时.江南一带就有天主教小学90余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开始由沿海伸向内地，在1860年到1875年期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已达800余所，学生数超过2万人[34]。1877年，全国仅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就有350所，学生5975人[35]。20世纪以来，在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总体调整的背景下，为适应“以华治华”的战略，教会办学的重点开始转向高等教育，其中美国基督教会兴办的大学最多。(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当时的教会学校没有体育课程，大多在课外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但是，王华倬考评认为：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1vinW Nateer）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毕业的邹立文、李秉义和李青山三人1876年所获的毕业文凭中得到证实，该校是最早设立体育课程的学校，该校原是一所教会小学，三年学制，1873年起增设高等科，是中学程度，学制六年[36]。
教会学校开设课程情况均大同小异。如1881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中所列“课程汇表”更为详细。1884年基督教会在江苏镇江设立女校，教学科目虽列了“体操”，但无学时安排。该校《校规》规定：“本校上课从8时开始，11时半午食，午后上课从1时到4时结束。在休息时间中可使用己备好的器具各自进行游戏。学生不得私自出校门。”1890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烟台开办的汇文书院，每日上午有一次课间活动，称为“放小学”，常作“抢球”游戏。下午有一次课外活动，多作“夺旗”（亦名跑趟）游戏[37]。在当时，这种简单的游戏，有人还认为是“误人子弟”，甚至引起少数学生退学，可见我国儒家教育思想影响的深远程度。又如北京的汇文书院，1895年就有棒球队，1901年有足球队；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890年就举行运动会，1901年成立足球队；山东烟台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1898年开始举行各种游戏性赛跑项目为主的具有田径雏形的运动会，1903年后，增加了一些正规田径项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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