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妥协与对抗——为维护学术的尊严

五、妥协与对抗——为维护学术的尊严

学术独立、自由不但是联大学人的自觉意识，更是他们的行为规范和行动纲领。这集中体现在学术对政治干预的抵抗中。

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民主自由的堡垒，尽可能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以下略举几例：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正值国民党政权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控制之际。其中，直接影响联大学术事务的有下面几项：

其一，教育部用行政手段强行贯彻所谓“部订”规章制度，如“部颁”大学课程表，“部订”教科书，“部令”教师资格审查等规定。其二，国民党中委会组织部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1939年7月23日，联大三常委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蒋梦麟在梅贻琦家约请联大院长以上负责人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64]其三，国民党重庆当局派人到联大，邀请各院教授20多人，“劝请”他们加入国民党，甚至未经他们本人同意，就擅自在发放薪水时扣了他们的党费，企图造成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既成事实。

这些控制措施与联大学术事业的发展是相抵触的，西南联大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允许西南联大被动地接受政府政策的支配。在联大，教学是自由的，教师讲什么，如何讲，都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而且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教育部要求统一课程与教材，那就不仅是对联大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自主权的干涉，同时也是对联大教授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干涉。另外，教师资格的基本资格是学术资格，联大的教师之所以能获得某一任职资格，是以联大的专家对其学术水平的认可为前提的。教育部对教师进行资格审查，实质上是对联大学术独立之尊严的一种侵犯，这必然会引起联大教授的反感。此外，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要求或“劝请”联大院长以上的负责人与教授加入国民党，意在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控制联大的学术与教育，将其纳入“党化教育”的轨道。这对于坚持学术自由的学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诸种控制措施，教授们从各个方面予以抵制。不少教授把教育部发的教员资格审查表扔进了纸篓。有的院长虽迫于国民党的淫威，表面上加入了国民党，但从来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而像陈序经那样极有“个性”的院长，则明确表示，宁愿辞去法商学院院长的职务，也不会从命。对于未经教授本人同意，就擅自在发放薪水时扣了他们的党费的行为，刘仙洲等教授表示严词拒绝。^[65]这些都彰显了联大学人坚持学术独立的风骨。

如前所述，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大学所开课程须经部里指定，课程内容需上报部里批准，遭到西南联大教师的一致反对。学校召开了教务会议，提出了四条意见：一、大学为最高学府，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课程不能千篇一律，即使同一课程，内容亦非一成不变，“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令其整齐划一，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二、教育部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应分职，”事情才能办好。教育部可以考核学校的教学成绩，实施奖罚，但如何研究教学，是大学的权利和自由。三、教育部为政府机关，机构设置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如果课程设置要听命于行政，将发生朝令夕改的事，教师和学生将无所适从。四、道尊才能师严，课程要交教育部批准，必然在学生心目中产生教授地位不如科员的印象，而教师也不能自展其才，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总之，教育部的做法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这是不懂教育的表现，无法执行。^[66]这一公函在教务会议通过后，即上交联大常委会，经由梅贻琦签字后迅速转呈教育部。

这四条意见无疑是学术自由的宣言，它捍卫了大学的尊严，维护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是西南联大学术治校的体现。联大教师倡导并践行学术独立，因此，他们对政治势力侵犯教育事务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坚决予以抵制。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大学既然不能独立，这种抵制就必然是与妥协相伴随的。(www.xing528.com)

从表面看来，西南联大建立了国民党党部和三青团；西南联大教师中出现了国民党员骤增的情况，联大似乎成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冯友兰说过，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67]

事实上，由于联大对国民党政治控制采取表面妥协、实质抵抗的态度，使得国民党的政治控制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成效，但实际上是收效甚微的。

国民政府对联大教育进行政治控制的具体举措主要有：成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又被称为党义教育）、实施导师制、统一教材和课程等。

虽然设立了训导处，但西南联大改变了国民党企图通过训导处“严密训导”学生思想的主旨，而将训导工作与西南联大注重学生人格培养与完善的教育目标联系起来，把工作重点放在“注重（学生）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上。通过上书教育部激烈反对对大学课程的统一设置，西南联大表达了坚决捍卫学术自由与自主的意志。对于“三民主义教育”这一课程，联大并没有依照国民党政府的意旨开展教学工作，而是做了很大程度的变通。在作为所有学生共同必修课的前提下，联大采用开讲座的方式，确定了10个讲题，由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的成员轮流主讲，后改用交读书报告代替。事实上，联大对这门课的教学与考核放得很松，有些学生从来都没有听过课，也没有交过读书报告，但所有学生成绩单上的这门课都列为及格。^[68]可见，西南联大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化教育”对学生的思想桎梏，采用的是表面照部定标准执行，实质上自行其是的权宜之策。

与“三民主义教育”并行的是“导师制”。国民党虽然打着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给学生以必要的品德修养指导的幌子，但是，其实际上是将大学生置于被监控地位，其用意在于限制大学生的独立思考，使其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框定的范围内思考、行动。这是一种政治对大学生精神成长的摧残之举，这与现代大学的崇尚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联大虽然在表面上推行了导师制，但实质上却对国民党政权的这一举措采取的是对抗之策。其表现在，联大的所谓导师尽可能地少介入学生的政治生活。如身为训导长的查良钊“很少公开过问学生的思想，更多的是关心学校的纪律和生活困难的学生”。^[69]连专门负责训导事务的领导人对学生都是这样的态度与做法，其他的教授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说明，尽管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中，政府有主导权甚至支配权，但大学的文化主体不会被动地接受政府政策的支配，在主体意识较强的大学中，大学会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学校价值观等，对政府的政策有批判性地选择和接受。这一点在1943年以后西南联大捍卫民主自由的民主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学术因素的作用，联大的教育对政治的姿态是二元的，既有自觉介入政治，力图对政治发生影响的成分，也有努力独立于政治，避免政治毒素侵害的倾向。这对联大教师及其后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