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具体体现

三、中国的“皇家学会”

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具体体现在学校与师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校与政府四重关系之中。

西南联大延续了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联大能够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属于左派政党的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属于民主社会党的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无党无派但时常抨击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比较中立而又不忘关心时政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属于国民党开明分子的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在这些教授中，可喜的是没有顽固派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或极右的人，联大也能包容而不加排斥。正因如此，才可以使许多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共事而没有派系之争。^[18]

西南联大八年来学派林立，诸说同存，有“共产主义”派；“三民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也有“战国策”派、“野玫瑰”派等。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民主宽容的精神，使得西南联大师生能够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彼此相安无事，各得其所。

西南联大的教授从年龄结构、求学背景、学术观点和人生经历等方面来看，可以分成好几种类型。但无论你是留洋的，还是本土的；也无论你是主张“全盘西化”，还是“中西合璧”，只要你有真才实学，都可以被延聘。这样，学校教师群体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色，既可以实现学术的争鸣与互补，又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学术退化。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自由精神在大学教育中的反映。有了自由的精神理念，校方才可以自由地聘任教师，教师也才可以自由地教学和科研。

因此，西南联大的学术活动相当活跃，自由争鸣之风盛行。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自由的研究，把研究的心得充分运用于教学之中，自由讲学十分兴盛。教师在教学中观点对立、讥讽时政，学校从不干预。甚至有教师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课程，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校方也未横加干涉，确实是最大限度地在提供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对于学生，西南联大在学术和思想方面也给予了他们高度的自由。

联大学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博采众长，可以说是他们提升治学境界的“法宝”。

在西南联大，教师之间尊重彼此在自由研究和探讨中形成的学术观点，成了一个基本准则。如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庸与闻一多都对《楚辞》有较深入的研究，但观点大相径庭。两位教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讲演，都讲《楚辞》中的《九歌》，见解却很不一样，但都各有卓见。1942年，罗常培出版《恬庵语文论著甲集》，附录《文史讲坛》第一辑，将罗庸的《九歌解题及其读法》及闻一多的《什么是九歌》两文一并收入，并作序云：“闻一多和罗膺中两位先生关于九歌的新见解，观点虽然不同，却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我们连续请两位先生自由发挥，并继之以多次座谈，不厌反复地研求真理，正足见北大文科研究所治学态度的一斑”。^[19]罗常培的话，不仅说明了坚持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研求真理”，而且也体现了西南联大教师间在学术上能够自由探究，又尊重彼此学术观点的风气。

这样的事例在西南联大还可以找出很多：一次中文系开师生茶话会，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罗常培批评一位学生只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说中文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平时处世稳健、说话委婉的朱自清却“挺身而出”，支持这位学生，并主张“既把古汉语、古代文学学好，又能学好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这应该是中文系的方向”。^[20]朱自清在任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时，就坚持新旧文学贯通的思想，此时是重申观点。这件事说明在西南联大学术争鸣已是“家常便饭”，并不因师生聚集一堂就有所顾虑。罗、朱二先生也未因此事而“翻脸”，而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是联大中文系的前后两任系主任，一直都是相互尊重和支持，携手合作，共同扶持着中文系度过了战时的艰难时光。

又如公共课中的“中国通史”课，由雷海宗、吴晗、钱穆三位先生同时开讲，三人政治、学术观点各不相同，讲法自然有别。雷海宗遵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说，宣扬历史周期理论，侧重历史的编年；而吴晗宣传唯物主义，重视以专题为线索；钱穆则注重中国文化的递进嬗变。三人在课堂中各持己见，自由发挥，并不会相互诋毁，水火不容。

就是教师之间因所持的学术立场不同而展开的学术辩论，也以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不存门户之见。如：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后的第一次学术讨论，即冯友兰和洪谦在联大关于形而上学的辩论；文学院关于大学能否培养文学家的讨论，涉及文学和语言学分野的问题；费孝通与陶云逵关于社会学理论的作用的辩论等等。费孝通曾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云逵和我两人师身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个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引申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21]

联大教授之间除了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论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外，在发表著作和文章之前，也喜欢拿去给相关专业的同道征求意见，特别希望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这种征求意见及其回应往往又引起学术上的争鸣。

前文已提到郑天挺根据自己在读《新唐书，吐蕃传》时的感悟，写成了《发羌释》一文。写完后，随即向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等人征求意见。几位学人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郑天挺在吸收众位学人意见的基础上，多次修改，最后撰成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的论文。(www.xing528.com)

从冯友兰与钱穆之间的一段学术因缘中，也许更能说明联大学人那种求教与回应式的讨论的具体情景。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一文中这样写道：

一日傍晚，冯芝生来余室，出其新撰《新理学》一稿，嘱余先读，加以批评，彼再写定后付印。约两日后再来。余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诸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入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序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可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22]后来，冯友兰在长沙迁往昆明的途中，因病住院，但他并未忘记此事，40多天过后，冯友兰告诉钱穆：“南岳所言已在河内医院中细思，加入鬼神一章。即以首章移作序论。唯关心性一部分，屡思无可言，乃不加入。”^[23]这种讨教、回应、再回应，应该是当年联大学人进行学术争鸣的一种独特方式。

按常理看来，一个教授经常与学生坐在同一课堂，去听另外一个教授讲课，在从来很看重“面子”的中国人那里，似乎有点难堪。可是，在西南联大，一个教授到别的教授课堂上去听课，却是太平常不过的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开讲魏晋玄学时，冯友兰“每堂不缺地去听”，听者与被听者都是哲学史大家，汤、冯二人专业相同，相互吸收所长不难理解。但更多的情况是，不少教授走出自己的院系，到其他院系教授的课堂上去听课。

沈有鼎是哲学系的教授，却去听中文系闻一多教授所讲的《周易》和唐兰教授所讲的《说文解字》，还听外文系冯至教授所讲的《歌德》。当时的大学生闻山就曾向冯至的儿子说过，沈有鼎去听冯至的《歌德》课时，沈氏“头戴一顶缺了边的破草帽，穿灰布旧长袍，坐在第一排，旁若无人地专心听讲”，这让他这个刚走进联大校门的年轻人感到很新奇。从冯至残缺不全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仅在1942年6月到11月，冯至“就听了陈康的‘柏拉图的年龄论’、冯文潜的‘美与丑’和朱自清的‘宋诗的思想’等”课程。^[24]

更让人有些不解的是，物理系年轻的教授王竹溪到中文系去听似乎与自己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文解字》课程。“一位是哲学系的沈有鼎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他们两位每堂必到，整整听了一学期。”^[25]

在联大，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习以为常，其目的是为了学习别人在学术上的长处。在听课之中或之后，教师之间总会有一些交流与讨论。比如，对被称为中国哲学之源的《易经》，沈有鼎从逻辑学角度讲授，闻一多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授。在沈有鼎的课堂上，闻一多常坐在第一排充当最热心的听众，反之亦然。在相互听课的过程中，两位先生常常当堂进行学术交流。

西南联大学人之间自由交流成为风气，还可以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领域有名的典故“魁阁”说起。“魁阁”是当时人们熟知的一个绰号，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设在云南呈贡县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1945）。它的领导者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由于工作站设在当时呈贡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上，后来即被称为“魁阁”。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当时经常聚集在魁阁中的成员，都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副其实，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其实，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还有一个类似“魁阁”的自然科学团体，这就是“大普集”。大普集是位于昆明北郊七八里的一个小村庄，1940年春天，出于安全考虑，西南联大将原属于清华名下的农业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金属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迁到了大普集。在这一时期，这三个研究所都作出了很多学术贡献。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汤佩松领导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即生理研究室。费孝通先生认为：“‘大普集’从1940年到1946年成了我国抗战时期有名的科学中心之一，聚集在这个中心里的人也就自称是‘大普集人’，其中最活跃的，起着核心作用的就是汤佩松先生。”^[26]在汤佩松先生的回忆录中，他指名道姓列举的他这个研究团队的人，共有27人。这27人后来都成了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分散在全国有关的学术机关里。1949年之后先后成为学部委员（即院士）的就有汤佩松、殷宏章、王伏雄、娄成后等人。

三个研究所迁到“大普集”不久，由金属研究所的余瑞璜发起，组织在这三个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学者，再加上当时家住在“大普集”附近梨园村的西南联大教授，每月定期选一个星期天在“大普集”和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由每人轮流作自己的工作报告或专题讨论，学术空气十分浓厚。集会是在无拘无束的形式下进行的，既无正式组织形式，也无正式负责人，只是在每次会后根据论题，推举出下次集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这样的集会形式很显然是他们在西方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汤佩松回忆说：“人数虽少，抱负颇大。余瑞璜（在那不久前从英国留学回国）在首次集会上称：‘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London）就是由少数几位热心的科学家以友谊集会学术交流方式开始的。’当然我们这个学术交流会的目的和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这些人中，虽然有的在不久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乃至建国后几乎全部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但最使我们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成员们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27]据汤佩松回忆，当时在“大普集”经常参加这种集会的就有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范绪筠、孟昭英、赵忠尧、黄子卿、华罗庚、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娄成后和汤佩松等。另外还有几位专门从昆明城内来参加讨论的，如张文裕和戴文赛，大约有15人。

我们说“大普集”的集会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皇家学会，”这是—种比喻。众所周知，英国皇家学会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私人性质。它由会员组成，自己制定章程，自己任命负责人，无需政府审批，费用自理，活动方式是成员经常聚会，举行茶话座谈或书信往来，交换科研成果和想法，还举办不定期的科学讨论会。当时在“大普集”的许多西南联大教授，差不多都是“海归”，早已习惯了西方科学家自由讨论的学术活动方式，所以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自然就会选择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那种活动形式。

任之恭回忆他在“大普集”的时光时曾说：“当我回顾当年的往事，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一开始什么资源也没有，甚至没有书，但这些东西的缺乏并没有阻止我们通过心灵的自由探索去追求知识。”“我觉得教育者和研究指导者的真正报酬来自看到青年的天才和心灵在丰沃土壤上开花结果。在昆明的教室和实验室，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是防止那种土壤变得贫瘠荒芜。我想做的就是让新一代研究者在智力上保持活力和健康，使他们有可能追求科学的生涯，并总是鼓励他们无拘束地发展革新的思想，像任何地方的教师们一样，我常常为没有直接获得成功而感到沮丧。然而，由于我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28]

透过任之恭的这段话，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战乱中局居于云贵高原边陲，物质条件又异常地艰苦，但学术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了有着“思想自由”的文化精神外，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拥有一批中西兼容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坚忍、持久的努力，不懈地进行着学术传统的延续与学术的创造之中。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忘我的境界，求实的作风，这些都是学术独立精神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