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精神的灵魂∶民主与自由

四、民主与自由——西南联大精神的灵魂

在西南联大，民主与自由可以说无处不在，已成为联大精神的灵魂。没有民主，自由无从生长起来，没有自由，民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西南联大校内的民主与自由是通过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得以实现的。

民主与自由的精神已外化为西南联大的制度性规范，成了西南联大的“大经大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不仅说明广大教师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还表明了大学的自由民主空气很浓。教师的作用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最主要的方面说来，他们是学校文化价值观念的忠实维护者，起到了核心与监督作用。对于任何有违民主自由的做法，他们都会予以坚决抵制。从以下事例便可说明这一点：

国民党虽然针对抗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一些政策调整，但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教育界，仍然坚持“党化教育”，他们不仅公开反对教育独立，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高校的控制。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后，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严重窒息了校园的自由空气，因而引起联大教授的反感和抵制。即使面对外界的种种压力，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原则也从未动摇。国民党在联大实行的党化教育也形同虚设，并没有落到实处。据说当时讲党义课的老师怕被学生抵制，上课时往讲台上一站，马上就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教育部多次想从校外委派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企图从思想上控制西南联大，但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必须予以尊重为由推却，并任命口碑佳、学识好的查良钊教授出任训导主任。西南联大对教育部干预其校歌创作也进行过抵制：由罗庸写词、张清常谱曲的校歌报教育部后，教育部突然发出“训令”，说什么“该校歌之曲系西洋成曲，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令即另行作曲配词”，梅贻琦没有退让，批示文书组：“本校校歌并非西洋成曲，可将歌词及曲谱检呈”，并不理睬教育部的“训令”。^[47]

1940年5月，教育部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欲在全国高校统一课程，由此发生了西南联大与当时的教育部就是否统一课程设置及考核方法的激烈冲突。教务会议致函常委会坚决反对教育部统一课程的行为，明确提出“道尊才能师严，课程要交教育部批准，必然在学生心目中产生教授地位不如科员的印象，而教师也不能自展其才，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致使教育部默认了西南联大在课程设置上的自主。此事无疑捍卫了大学的尊严，维护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是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生动体现。^[48]1940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定大学教师的资格，联大教授会认为，管理教师是学校的事，这超越了教育部的权限，拒绝填报。

1943年6月，教育部代表刘健群到西南联大，带了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打算以中文系为突破口再次统一西南联大的课程。此举遭到闻一多等西南联大许多教授的反对。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的普遍的反感”。^[49]

1945年，在西南联大将要结束、三校复员北归在即时，在北大教师中却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倒蒋（梦麟）兴胡（适）”风潮。其表面原因是蒋梦麟要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要职，根据蒋本人参与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职”，因而北大教师请其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要求胡适回国接替蒋梦麟。然此事背后实有其深层原因：一是认为蒋梦麟在抗战时不尽校长管理学校（主要是北大）之职责；二是蒋梦麟在北大时曾违背过“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而后者是主要原因。此事表明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惜一切维护教授治校这一根本原则的坚定性。^[50]

包括教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也必须恪守自由和民主的精神而不得破坏。据《联大八年》记载：联大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了一次宣言，有些同学认为教授们未得到正确消息之前，不应有所行动，便在联大校门口贴了一张：“呜呼！大学教授”的壁报，这样一来，一些教授觉得受到了“冒犯”，跑去要求训导长查良钊进行制裁处罚。查先生则笑对教授们说：“现在是讲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要说让他说好了。”^[51]这说明了西南联大教授们对外、对内争民主自由的同时，自身也必须恪守这种精神和规范，其行为同样受到制约。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与民主的精神确实已成了规范西南联大人行为的“法律精神”，是不可逾越的。

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联大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不是个别单独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就会以教授会的名义或联名发表宣言表示不同的意见。

对历次学潮，联大教授基本上采取的是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然后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劝告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进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有部分人甚至参与学生的游行行列。在对学生的态度中，教授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专业虽然都远离政治，但对国家的前途同样抱有强烈的责任感。比如联大教授陈序经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据联大学子林元回忆：虽然他从不参与学校或社会上的任何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却是十分清楚的。记得1941年前后，国民政府通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先生把此事告诉我之后淡淡一笑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52]

联大全体教授曾于1945年发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行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再次重申了西南联大师生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权利的思想，表达了教授们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心声：“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固社会进步之常理，经世建国之要道，而为政府与人民共晓者。”^[53]因而自由之权不容破坏。

在教授治校的制度下，大学教育的另一主体——学生的管理也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精神，一方面是教师对学生在学业上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学生日常管理上，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生自主管理的模式。训导处的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54]对此联大学生赵宝煦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对于同学，学校领导似乎放手让学生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如果把学校比作个大花园，那么，除去自然供应的阳光、雨露之外，作为园丁的校领导，则只管培土、施肥。……学生进了学校，完全自由发展。学校并不企图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铸造学生。有人苦读书，有人忙于社团活动，甚至有人在学校注册后，就跑滇缅路，在仰光和昆明之间跑单帮做买卖。”^[55]在不违反校规和法律的前提下，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自律来进行。除了训导处外，学校没有设置其他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学生进行管理。

总之，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之所以成为一种民主管理模式，是因为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师、学生三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管理机制，并相互制约。在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构和机制中，学校的建设、招生、教学、科研、教师聘任、经费使用等等事项，都按教师的意志做出决定，使学术权力处于学校的核心地位，成为学校的凝聚力量。而教师以学术为本位，自然把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贯穿到管理行为中，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了学术至上、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这种以教授为重、以学术为本理念的回归，是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根本体现。

【注释】

[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1页。

[2]眭依凡：《“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高等教育专刊，2002年，第2期。

[3]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9、第280页。

[4]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页。

[5]高伟强，余启咏，何卓恩：《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4页。

[6]于化民：《“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7]梅贻琦：《在昆明公祝会上的答辞》，清华校友通讯，1940年9月，第6卷，第9期。见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1～92页。

[8]盛冰：《浅析西南联大联办的特色》，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10]参阅《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11]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8～639页。

[1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

[13]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文集》（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3、第445页。

[1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15]何兆武：《联大七年》，http://www.publishblog.bogchina.com

[16]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17]林文勋：《李埏先生传略》，中国经济史论坛，2002年。

[18]胡庆钧：《费孝通及其研究工作》，观察，第4卷，第23页。

[19]张杰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6页。

[20]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21]王敦书：《雷海宗与吴于廑——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杂忆数则》，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www.xing528.com)

[22]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117页。

[23]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1页。

[24]冯尔康等编：《郑天挺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9～50页。

[25]《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6年，第32期，第52页。

[26]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15～116页。

[27]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

[28]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29]钱理群等编：《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3、第64页。

[30]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31]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32]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33]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

[34]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8、第189页。

[35]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4、第265页。

[36]郑敏：《思维·文化·诗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第270页。

[37]《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38]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四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39]《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1925年，第360期。

[40]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现代评论，1925年9月，第2卷，第39期。

[41]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42]王浩：《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中国哲学》第十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3]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第18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44]殷海光：《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45]《闻一多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59页。

[46]杜汝揖：《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4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4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18页。

[49]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4、第665页。

[50]《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36页。

[51]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88页。

[52]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5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4页。

[5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55]《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