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

六、西南联大的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往往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以出版的形式被传播。西南联大时期，在教授中先后办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

西南联大在学生管理上坚持学生自治。学生在校的学习不限于课堂学习和专业学习，在课余，联大学生组织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学生社团。对于这些社团的管理，校方曾经通过一个《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但事实上，学校只是例行公事地规定，学生只要在训导处登记一下，并写明社团负责人和指导教师的姓名就行了。无论左中右的社团，学校一视同仁，从不作过多限制。因而西南联大社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西南联大前后成立了一百多个社团，以性质而论，有以群社为代表的综合社团，以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以联大剧团、剧艺社为典型代表的戏剧社团，还有以学术为主的学术社团。

联大师生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在课外活动中，形成了各种学术组织、社团。联大每个系都有自己的学会，如国文学会、历史学会、法学会、经济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经常定期举办学术讲座、读书会、报告会、讨论会、座谈会等。

1942年11月，由国文学会、历史学会联合主办了文史讲座。讲演者以文史两系的教授为主，邀请外文、哲学系的教授参加，共讲演56次，直到1943年暑假才结束。第一次讲座是闻一多讲的《从人首蛇身说到龙的图腾》；以后罗常培讲过《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雷海宗讲过《西汉皇帝的私生活》；杨振声讲过《书画同源考》；唐兰讲过《甲骨文》，吴晗讲过《唐宋时代的战争》等。^[70]1 943年以后，许多学者都能结合当前形势及学生思想，做一些学术讲座，张奚若讲《一年来国内政治及其演变过程》；曾昭抡讲《一年来的军事情形》；伍启元讲《一年来之经济》；李树青讲《一年来之社会》；吴晗讲《一年来之教育》，等等，都很受欢迎。

1944年，法商学院主办了宪政系统讲演。从1944年4月7日开始，每周五晚举行，分别由社会学、政治、经济、法学等系的教授陈序经、潘光旦、邱之椿、陈岱孙、周炳琳、赵凤喈主讲，题目有《“中华民国”与宪法》、《民治与社会基础》、《宪政与自由》、《宪政与预算制度》、《宪草中之经济改革》、《宪政与司法制度》等。^[71]

1944年5月8日，联大国文学会组织召开文艺晚会，讲的总题目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闻一多、罗常培担任大会主席，到会者有3千余人，不仅有联大的教授与学生，还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的学生参加。

在联大，不仅文科的学术演讲颇多，理科也是如此。杨振宁就说过，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物理系举办了一系列讲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麦克斯韦方程的讲座与王竹溪所做的关于相变问题的讲座。^[72]

涂光炽则说，当时地质系里举办的报告会、讨论会相当频繁，举凡省外地质学家专访，系里教师野外归来，都要报告、讨论一番。“这对于在十分闭塞的环境中学习的同学可以起到拓宽知识面、启发思路的作用。”^[73]

除了正式的学术组织、社团外，在联大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学术团体，它们有的是以学生为主体，有的是以教师与学生混合组成。这些团体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一些报告、讨论之类的学术活动。

以学生为主体的“法语友谊会”是李赋宁、李鲸石、严倚云、杨周翰等人在法国学者邵可侣、美国学者温德、及联大教师吴宓、吴达元的帮助下成立的，其主要活动便是定期用法语举行学术报告会及讨论。^[74]

大概是1942年春天，由教师发起组成了“十一学会”，其成员中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教授，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吴征镒、王瑶、季镇淮、李埏等人那时还尚在助教之列。最初每两周聚会一次，由一人作学术报告。不管是教授还是助教，大家一视同仁，机会均等。后来，因为学会的部分成员准备参加留美公费考试，不能保持每两周一次的频率，但学术报告、讨论的活动一直在持续着。^[75]

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西南联大对社会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各种期刊的出版上。

以西南联大名义创办的第一份期刊为1938年7月6日在昆明出版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刊》周刊，共办七期。其内容主要为发布各种通知，昭示校内各种学术团体的各项活动，每期都附有该校新编中、西文图书目录。

1941年6月，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联大青年社在昆明创办《联大青年》综合性不定期刊，当年12月即停刊。主要刊载有关民族、民生、民权、知行、人才等问题的论文。

1942年1月1日，西南联大中国学术研究会在昆明创办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术季刊》，共出1卷3期，停刊于1943年9月1日。主要开设论著、哲学、文化科学、宗教、历史、文艺等栏目。闻一多、闻家驷、冯至、罗常培、郑昕、汤用彤、顾颉刚等人都在其中发表过论著。

1942年，西南联大人文科学编委会在昆明创办《人文科学学报》半年刊，出版至1945年，共出2卷4期。它是以西南联大名义出版的期刊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种学术期刊。

以西南联大为主的昆明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社于1946年1月19日在昆明创办《学生报》周刊，出版至1946年3月2日，共出6期。该刊以反内战、争民主为主，并以“报道真实消息，发表公正言论“为宗旨。张奚若、钱端升、洪深、吴晗等教授均在该刊发表有对时局的评论。

另外，西南联大还主办有《联大通讯》报（1945年5月21日创刊）、《冬青》、《十二月》、《时与潮文艺》、《民主周刊》、《现代文录》、《文聚》、《五华》、《青年与科学》、《中央日报》之《平明副刊》等报刊。

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于1942年创办的《语言人类学专刊》不定期刊，以及于1943年9月在昆明创刊的《边疆人文》双月刊。这两份期刊集中反映了南开大学远迁昆明时期，在云贵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主动将学术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清华学报》是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由创刊于1915年5月的《清华月刊》发展而来，1941年4月在昆明出版的《清华学报》，被编为第13卷第1期（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由邵循正任学报编辑部主任，成员有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闻一多、潘光旦五位。

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抗战八年来，西南联大共出版期刊32种，其中文理综合性期刊10种，占31％，纯粹人文社科期刊10种，占31％，纯粹理工科期刊11种，占34％；32种期刊中以西南联大名义出版的有15种，以北京大学名义出版的有3种，以清华大学名义出版的有13种，以南开大学名义出版的有2种。

西南联大的所有期刊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今日评论》，这是一份由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发起并主编的刊物，1939年1月1日正式创刊。

钱端升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20世纪20年代就在中国政治学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钱端升创办《今日评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联大师生开辟一个比较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渠道。钱端升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又留学美国学习政治学，因而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信奉言论自由原则。他在《今日评论》上指出：现在要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做应声虫，不许其自由思想，不许其自由发表意见，在事实上是绝难做到的……思想自由为自由中的最重要者。要各个人能取得自尊心，要各个人能得到人格上最高的发达，要民族的思想文化有久远的进步，各个人的思想自由决不可少的。这是西方民主各国由经验而得的真实……如果我们决计向民主的道上迈进，我们更不应忽略这些自由。”^[76]这篇由主编执笔、发表于创刊号的文章，其实可以看做“办刊宗旨”。

《今日评论》是一份周刊，到1941年4月13日停刊，两年零四个半月当中共出版五卷114期。作者多为西南联大教授，也有其他高校教授、研究人员和政府职员。《今日评论》内容丰富，以政论为主。它被报刊史的研究者称为“抗战间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各种观点的文章兼收并蓄，蔚为大观”。^[77]还有学者认为，“此刊是抗战期间刊载国内各界著名专家学者著作的重要论坛”，“是当时西南乃至中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类刊物”。^[78]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易社强教授指出：“在战争初期那些刊物中，最突出的就是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它使得一批新一代学者崭露头角……由于《今日评论》致力于自由地传播不同观点，因此在战争早期，即1939年到1941年4月，这份杂志成了吸引联大知识分子讨论时事的论坛。”“《今日评论》为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编辑们讨厌的评论开创了一个自由论坛，它是知识分子正直、自由表达意见，容忍异议的杰出代表，这些原则也是联大精神的基础。”^[79]

钱端升在编辑《今日评论》和为其写稿时也确实努力贯彻言论自由原则。当《今日评论》因发表潘光旦等作者反对学生入党、主张言论自由的文章而受到国民党系统刊物批评时，钱端升不但在《今日评论》继续发表此类文章，使其成为与国民党系统刊物论战的阵地，还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今之反对自由者大都是根本不要自由，而不仅是抗战期内不要自由。而且在民治国家，即在作战时期，人民自由的限制亦仅以不妨害作战为限……我们国人，尤其我们国民党人应自己检点一下，我国今日所施行的各种限制自由的办法固全是为作战而限制的呢，抑有许多是为限制而限制的呢？”^[80]钱端升对国民党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今日评论》的主要作者大多受过留学教育，欧美化程度很高，倾向自由主义。从发表的言论看，他们虽然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但基本上是疏离于统治中心的，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有恳切的建议，也有严厉的批评。《今日评论》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氛围，是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的前提。

虽然在战争当中，《今日评论》的发行范围仍然甚广，全国各书局都有代售，不但在内地发行，还远销香港和国外。至于销量，“每周已销到将近四千份”，^[81]这在当时的刊物当中是比较大的。

西南联大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文化，它发扬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并突破了“师道尊严”的局限，发展出了自由、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精神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的第一次驻足。由于大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站，大学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引领大众前行的带头人，因此西南联大创造的大学校园民主文化，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它不仅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榜样，也为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杨振宁演讲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http://www.China1840-1949.com。

[3]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新青年，1918年7月15日，第5卷，第1号。

[4]刘桂生等：《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8、第9页。

[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6]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44页。

[7]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7、第508页。

[9]《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1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11]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12]梅贻琦：《大学一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第28页。

[13]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14]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8页。

[15]刘晓林：《动荡困厄中的精神守望》，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16]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6页。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18]《观察》，1946年，第1卷，第6期，第17页。

[19]刘又辛：《治学纪事》，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67、第68页。

[20]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12～216页。

[21]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22]《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23]《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37、第39页。

[24]《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58页。

[25]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26]费孝通：《逝者如斯》，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www.xing528.com)

[27]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见《校友文稿资料选编》（清华校友丛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8]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02、第103页。

[29]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30]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3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3页。

[32]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33]《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84页。

[34]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35]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36]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37]《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38]北京大学校友会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07页。

[39]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2006年，第219页。

[40]何兆武：《联大七年》，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

[41]何兆武：《联大七年》，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

[42]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66页。

[43]李赋宁：《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44]刘又辛：《治学纪事》，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71页。

[45]许渊冲：《诗书人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46]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47]何兆武（2001）：《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9、第710页。

[48]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0页。

[49]张杰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03、第418页。

[50]刘祚昌：《西南联大忆旧》，学术界，2000年，第1期。

[51]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52]何兆武：《联大七年》，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

[5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54]北京大学校友会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

[55]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4、第25页。

[56]张杰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57]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58]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5、第16页。

[59]北京大学校友会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60]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教书和育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6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6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63]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

[64]《蒋梦麟、梅贻琦致三校院长以上负责人函》，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65]《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9页。

[66]《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第18页。

[6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33、第334页。

[6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69]李赋宁：《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70]《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72页。

[71]同上，第182页。

[72]《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11、第12页。

[73]《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111页。

[74]《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75]参见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76]钱端升：《统一与一致》，今日评论，1939年1月1日，第一卷，第一期。

[77]叶再生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78]马勇，刘丽：《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介绍》，近代史资料，第11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8～259页。

[79]［美］易社强：《大学教授的论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楚德天译，学海，2004年，第5期。

[80]钱端升：《论自由》，今日评论，1940年10月27日，第四卷，第17期。

[81]江浦：《昆明的文化动态》，中央日报（昆明版），193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