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四十周年而作

“推陈出新”提出的历史依据——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四十周年而作

1942年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延安评剧院。毛泽东同志给该院庆贺成立的题词，提出了“推陈出新”戏曲改革的总方针。这一方针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历史依据。揭示提出这一总方针的历史依据，对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它所包藏的深刻的理论内涵将是有益的。

自1840年到19世纪末叶，在某些受帝国主义戕害比较深重的地区的戏曲舞台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映帝国主义欺压、毒害中国人民，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历史内容。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是反帝反封建民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戏剧领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柳亚子等人看到了戏曲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精神联系，和它的巨大的社会教育功用，纷纷发表文章倡导利用戏曲小说宣传改良、宣传革命。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开拓民智”以及“戏园是民众之大学堂”、戏曲演员是“民众之大教师”的地位。一时产生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歌颂民族英雄的新剧本，出现了一批以演革命戏曲为无上荣耀的戏曲演员，这是中国近代史由于时代的变化引起戏曲艺术的第一次大变革，也是戏曲艺术反映新的时代内容出现的第一次高潮。

然而这一高潮很快便冷落下来，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主要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原因。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戏曲改良高潮，与其说是戏曲改良高潮，莫如说是人民群众（包括剧作家、演员）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热情在戏曲领域的大爆发。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军阀的混战，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革命丧失了信心。于是对戏曲改良也丧失了热情。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来自戏曲艺术的自身，即旧的戏曲形式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期，人们只顾利用戏曲艺术表达人民群众的革命的思想要求，却不顾忌表现形式是否完整、表演是否合情合理，只顾讲革命道理；观众也从不在艺术上挑剔，台上台下都为革命热情陶醉了。一旦革命热情消失，改良新戏在艺术上的种种缺陷便裸现出来，而成为不屑一顾的东西了。这样，辛亥革命前后轰轰烈烈的戏曲改良热潮如同花炮一样，一时虽然也明亮耀眼，却霎时烟消雾散了。它給人们留下来的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却已引起人们注意的旧戏曲形式与新内容的严重矛盾。

五四运动前夕，尽管戏曲舞台一时出现了彷徨、迷惘，乃至在某些地区的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堕落的状况。但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一些有理想的表演艺术家，如王瑶卿、梅兰芳等人，他们发现前一时期改良新戏忽视艺术性的倾向，而以使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矛盾不大的古装新戏，在编剧、服装、化妆、灯光、布景乃至表演艺术等方面继续从事舞台艺术改革，取得不少成绩。但就在此时出现了一股否定戏曲的浪潮，知识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文艺家，如胡适、傅斯年等人，他们以急进派的立场，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将传统戏曲文化作为集封建社会污秽之大成的“遗形物”，给予全盘地否定了。而主张引入西方戏剧取代传统戏曲。由此在知识界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中国戏剧向何处去，在一片低声调中议论它的出路问题。这时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青年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等人，他们看到了西方“写实派”戏剧正“眼巴巴地望着东方”，企图从东方“写意派”戏剧中寻找出路，摆脱困境。在这个世界戏剧发展大势中，使他们看到了代表东方写意派戏剧的戏曲艺术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1925年前后，余上沅、赵太侔、徐志摩、闻一多、熊佛西等人倡导“国剧运动”，试图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种新的戏剧模式。他们对东西方戏剧进行了比较分析，肯定传统戏曲是“最高的戏剧”。并认为发展未来的中国戏剧，“不能不从整理并利用旧剧入手”。但是在他们批判辛亥革命以来忽视戏剧艺术性的“问题剧”的同时，却走上了一条脱离群众、脱离中国舞台实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形戏剧”的道路。这是导致“国剧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现代戏曲史中，欧阳予倩的戏曲改良活动是值得一提的。欧阳予倩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是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1915年以后，他开始从事戏曲演出。作为辛亥革命前后新剧运动的参加者，他对该时期忽视戏剧的艺术性的倾向进行了反思；而对他刚刚迈入的戏曲舞台存在的种种颓风也十分不满。他独树旗帜，编演了大量的以《红楼梦》、《聊斋》为题材的古装新戏，为喧闹的上海戏曲舞台凭添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从1919年到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建立起我国第一座新型的戏曲学校。他追求的是戏曲的全面改革，在内容方面要求反帝反封建，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精神。在形式方面则主张借鉴话剧，吸收话剧的长处，采用新的编剧方法，运用导演技术，使用布景和现代舞台装置，运用西洋乐器增加表现力，并要求象话剧那样注意戏剧的综合性和集体性。从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上看，他的探索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戏曲如何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如何创造具有戏曲艺术特征的新的戏曲形式，欧阳予倩对这一问题同样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田汉于1929年提出了“新国剧运动”。他在《新国剧运动第一声》一文中，阐发了“新国剧运动”的内涵。他在该文中首先对“新剧”、“旧剧”的概念重新加以界定，认为“完全承袭前人死的形式，而忘了它的活的精神，便是旧剧；能够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的性格与情绪，而加以个性的自由选择的，便是新剧”。而田汉理想中的“新歌剧”（指京剧）应该是：“音乐价值更高，思想内容更丰富，尤其使它成为民众全体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专供某一阶级的消遣品。”这就是田汉最初倡导的“新国剧运动”的基本内容。1940年田汉在重庆主持召开了“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他在这次会上对戏曲发展问题提出了更为深邃系统的理论见解：

在旧有民族戏剧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磨练，从而创造新的民族戏剧形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武器。也即要求作品能充分有效地表现现代激荡、复杂波澜壮阔的民族生活，同时能充分有效地获得全民族的理解与爱好。(www.xing528.com)

可以看出这是对《新国剧运动第一声》一文提出的戏曲改革宗旨的发展，这些见解更加符合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律。

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文化界的先进人物一直为戏曲艺术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进行探索。时代要求对戏曲改革的方针问题需要有一个总纲性的回答。毛泽东同志作为近现代戏曲改良的目击者，他在1942年庆贺延安评剧院成立的题词上提出的“推陈出新”四个大字，可以认为它囊括了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戏曲改良、戏曲改革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半个世纪以来，旧的戏曲艺术形式与新的时代内容的矛盾，是困扰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人们在这一问题面前徘徊犹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提出“推陈出新”正是针对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而发的。这一题词从根本上既反对全盘否定戏曲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为当时有争议的中国戏剧出路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

1952年，第一次全国戏曲会演期间，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解放后戏曲艺术百花竞艳的戏曲发展现实，又为“推陈出新”这一戏曲改革总方针增添了“百花齐放”四个字，而使这一戏曲改革总方针更加全面了，更加符合全国解放后戏曲发展的形势。它为改造旧戏曲创造社会主义时代新戏曲确定了基本发展途径。在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发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学习这一总方针，使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沿着健康的发展道路继续前进。

原载于《中国京剧》第一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