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奢侈品该不该降税的问题，2011年下半年，商务部与财政部的论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观点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
围观的我，忍不住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战如要有建设性，双方首先应该寻求共同点，然后逐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
回看争议焦点——对奢侈品加征重税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征税的目的是什么？
基本一致的意见有二：一是保护民族产业；二是对非生活必需品予以调控，以缩小贫富差距。
那么，是否达到了这一目的。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调查显示，中国2012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但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境外购买奢侈品的金额4倍于国内，每年数百亿美元流失海外，也创下了世界第一。
看来，目的远未达到。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显然，过高的税收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
这使我想了悖论——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按常理，重税必然传导到价格上，而严重背离价值的价格会导致消费减少。但是具体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上，这一命题却出现了相反现象，这就是高税非但没有达到限制消费的目的，反而在国内外存在较大价差的情况下，驱使消费者绕过高税壁垒，前往国外购买。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涉及手表、箱包、酒、电子产品、服装这5类产品的20种高档消费品牌的价格，内地市场销售价格比香港高45％左右，更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巴黎春天百货商店”门外中国人排队的长龙，已成为当地一道风景。
看来，在国门逐渐打开的情况下，此招不灵；但是若国门紧闭呢，已往的案例证明，只要有畸高的利润，就会有人甘愿冒触犯法律的风险去走私，这方面赖昌星等著名的案例不胜枚举。
这说明，在税收上也存在悖论，这就是过高的税收（税率）并不一定能达到限制或增收的目的。
还可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其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这是一条关于税率和税收收入的抛物线。当税率为零时，税收量也为零；当税率比较高时，税收也比较多；但是当税率一味提高时，这条曲线就掉头向下，税收就逐渐减少；当税率提高到100％时，税收收入又降到零。
美国已故总统里根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那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能拍4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因此，我们拍完4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西方供应学派经济学家对高税率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说造成美国经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滞胀”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税制。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弊端“都是被一种违反常情的具有破坏性的税收制度造成的，或者是被它弄得更糟的”。税率的提高在现代大多数民主国家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过某一点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就会导致富人们的生活更加奢侈浪费，而不是节约。增税产生的影响“只会使税收减少，特别是从高收入等级中得到的收入会减少”因为他们会“从生产性用途中抽回财富，去储藏黄金或其他可收藏的东西，或躲入税金庇护所”。所以，当里根1980年出任总统以后，先后进行了两次税制改革，中心内容一是减税，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畸高的边际税率。1981年把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了25％，由原来的最低税率14％和最高70％分别降为11％和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1986年进一步降低和简化税率把原来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25％、34％的三档税率；降低和简化公司所得税，由最高税率为46％、最低1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逐步改为15％、18％、25％、34％的4级超额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由20％降为17％；等等。
看来，在调控奢侈品的问题上，政府碰到了“税收悖论”。以化妆品为例，目前在进口环节要交30％的消费税、17％的增值税和10％的关税，三者相加高达57％，在国际上属于中上水平。
税收悖论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任何措施都有一个度，一旦越过度，必然会出现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情况。二是税收虽有奖限作用，但其能力始终受到种种限制，并不是法力无边。
解铃还靠系铃人。
既然高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适当降税就是应当的。
降多少？我不是专家，无从谈起。但标准应是既能保护民族产业，又能调控产业导向，还能阻止奢侈品消费外流。这才是真正考验专家智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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