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掌握权力的制衡之道

一税二税连三税，美利坚人抗税不为税——从税收视角看美国的独立进程

2010年11月2日，在美国议会两院的中期选举中，一年前刚刚兴起的茶党犹如黑马，一举夺得了联邦参议院的两个席位，搅乱了美国传统政治格局，使未来政策走向添加了变数。这愈发引起观察者对茶党的兴趣与关注。

这个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禅味的政党，在美国语境中却有着政治的意涵，它是尊严、反抗的象征，若追溯其历史，它还是最终导致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1773年12月16日夜，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波士顿城港口一群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自由之子”成员潜入在锚地停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三艘商船，把装载的300多箱茶叶全部扔到海里。东印度公司的损失高达9万多英镑。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毁坏茶叶是严重的犯罪，但波士顿的绝大多数人却赞成这一行为，一大群人聚集在港口为他们欢呼。这些反抗宗主国对殖民地茶叶征税的人被称为“茶党”。当“茶党”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怒火中烧，他们叫嚷要用大炮将波士顿夷平。几乎所有人，包括自称为美洲殖民地朋友的议会下院议员埃德蒙·柏克，都同意给殖民地人一个教训。英王乔治三世说：“我们要么成为其主人，要么让其完全自行其是。”英国的报复和殖民地的反抗终致独立革命由此揭开了序幕。但要知其详，还得从美洲的历史与发展说起……

一、稀里糊涂得来的土地，自由放任成长的孩子

1492年，接受西班牙王室资助的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由东向西在浩渺的大西洋上航行了3000多英里，33天后，船员在帆船的桅杆上看到了月色下的一柱白光，尽管哥伦布当时认为这是他正在寻找的印度，但他的航行却开启了西欧人对超过世界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美洲大陆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开发活动。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从欧洲各国拥来了大量的殖民者，安居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到1600年，大约24万西班牙人进入美洲，西班牙人建立了新西班牙。法国人在北美洲建立了新法兰西。1607年，英国建立了詹姆斯敦城，这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自17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宗教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美洲，到18世纪中叶，已形成了13块各自独立的英属殖民地。

欧洲的大部分移民，并非国家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基本上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经济机会才离开家园的。这种动机又因为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逃避政治压迫的决心而变得更加强烈。特别是1620年席卷英国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底层贫民为了生计，远渡大洋来到美洲这块“新大陆”寻找新的机会。

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乘船抵达北美洲，这就是被后世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五月花”号。他们因为主张宗教改革而遭到排挤和迫害，被迫辗转来到美洲。登陆前，他们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这样，在美国历史形成的初始阶段，就有了这样的信念：一个社会应以一整套由其成员制定出的规则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础。而“政府来源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

比起西班牙人，甚至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向北美殖民的进程要晚了近一个世纪，在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的1603年，英国人才开始在美洲大规模地建立殖民地，即使在那个时候，建立殖民地的组织力量也主要是来自于商业资本，而非皇室的推动。但是形式上，这些联合股份公司是经过申请，得到国王批准的。1606年到1622年间，伦敦公司对英国人在北美占据并命名的第一块土地“弗吉尼亚”（纪念处女的女王伊丽莎白）投资超过16万英镑，并派遣过大约6000多名移民。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秩序，商人们任命其中一位殖民地人充当总督，其次，他们制定相关政策，以使殖民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土地到1619年，一个自治政府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由各个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下议院，在詹姆斯敦召开会议对地方事务向总督作出建议。公司虽然不受这些议员的限制，但是就此开始，代议制政府体系扩展开来，并形成了后来的美国模式。

联合股份公司的垦殖计划并没有实现，在恶劣的环境和与印第安人不断的血腥战争双重打击下，殖民者士气一落千丈。1624年，公司的特许状被詹姆斯一世废除，弗吉尼亚成为皇家殖民地。

詹姆斯敦城和后来的弗吉尼亚州的形成与开发过程,是北美各个英国殖民地形成的缩影。在随后的100多年中，这些或主动或被公司派遣来的新殖民者怀抱着发财和坚守的信仰，开始在这片广袤的新大陆进行艰苦卓绝的拓荒活动。他们从母国引进了耕畜和种子，也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种植玉米和烟草。当然他们也与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由于争夺土地与财富发生了无数的冲突和血腥的战争。为了解决种植人手不足问题，还从非洲大规模买入了奴隶。

虽然殖民者的权力来自于英国王室或者议会授予的特许状，但除了投资者和伦敦官员偶尔的一些干预外，殖民者基本上自我管理，只关注纯粹的地方性事务。殖民者从母国移植了政治与法律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教育等社会事业也受到了同样的重视。1636年，马萨诸塞议会拨款400英镑，以建立“一所学校或一所学院”，这所最初以培养清教牧师为主的学校最终因一位早逝的约翰·哈佛先生遗留下的800英镑和一座图书馆而逐渐发展壮大为著名的哈佛大学；1701年，另一所以赞助人伊莱修·耶鲁命名的学校创立，它就是以后同样驰名的耶鲁大学。

然而，在早期殖民阶段，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仍然非常明显，没有任何人对英国的主权提出异议。殖民地对外事务完全由伦敦控制，对内政策则由皇室在美利坚的代表指导。在18世纪以前，除两个殖民地外，各个殖民地的总督都是由英国官方任命的。皇家殖民地的总督由英王挑选，宾夕法尼亚等3地则由业主决定。总督的权力与英国国王相似。他们必须执行当地法律、有权任命许多小官员、有权召集或解散议会、有权向议会提出立法建议等。他们也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同英王一样，在大多数殖民地，总督仍在财政上依赖自己的“臣民”。

每个殖民地也都有自己的议会，除宾夕法尼亚外，这些议会都由上下两院构成。上院成员由英王任命。法官亦由英王任命，只要愿意就可以任职终身。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拥有包括控制财政在内的广泛权利。几乎在每一个殖民地，下院都占有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一方面来自其财政权力（包括给总督设定工资收入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公众舆论这一强大的后盾。大部分议员都把下院当做英国下议院的缩影，一步步蚕食着英国皇室的权力。

英国政府内，国王的枢密院有制定殖民地政策的责任，它起着针对殖民地事务争端的最后上诉法庭的作用，但每个案件都是单独处理。并没有一个人或机构对海外帝国的管理进行全面思考。当英王詹姆士二世试图统一行政管理时，他的行为引起了殖民者的极度憎恨。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再也没有企图采取措施统一美利坚殖民地。

1696年，英国政府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贸易委员会”，有权任命殖民地总督与其他高官，并主持制定一整套殖民地政策；它复审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并将与英国政策相矛盾的法案统统建议废止。殖民者当然不喜欢自己制定的法律被废止，不过伦敦当局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也很克制，被复审的法律只有百分之五被废止。

美洲殖民地对于大英帝国，如一句老话所说是“稀里糊涂得来的”。因之，英国对其除了主权的控制和商业的管制以外，其他的一切，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柏克称之为“善意的疏忽”。可以说，英国从来没有对北美殖民地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制的管治。它的殖民地“臣民”基本上是在自己管自己、自由放任的环境中成长并逐渐壮大起来的。

二、重商主义的原料与商品市场，启蒙主义的理性与自我意识

最早登上美洲大陆的哥伦布与其说是一个航海家，毋宁说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在熟读了马可·波罗笔下对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日本、印度的描述以后，他被那遍地流淌的金银财富迷醉了。他断定从欧洲向西一直航行可以到达这块富饶的土地。在此之前，通过陆上通道，亚洲的产品可以到达欧洲。来自东方的产品在欧洲价值不菲，无论是诸如胡椒、肉桂、姜、肉豆蔻丁香等香料，还是诸如稻米、无花果、香水（经常作为香皂的替代物）以及丝绸、棉花、地毯、锦缎、染织品、精致铁器、宝石和各式各样的药品。但是穿过中亚的高昂的运输成本，使欧洲的消费者不得不为此买单，如果东方的产品可以从海路运输到欧洲，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但无数的人只是坐而论道，只有几个葡萄牙人和哥伦布起而行之，结果哥伦布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美洲，而达伽马等葡萄牙人则先后到达了非洲，并最终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向东到达印度的航路。

资助哥伦布的西班牙最先从其冒险中获益。他们以哥伦布建立的圣托多明戈为起点，迅速呈扇形将势力扩展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随后又扩张到了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土地。1519年，西班牙人登陆墨西哥，征服了拥有大量金银财宝的阿兹特克大帝国。又10年，西班牙征服了秘鲁的印加帝国，通过开发银矿，为西班牙人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的50年后，西班牙成为一个面积巨大的美洲帝国的主人。这个帝国覆盖了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洲；以及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的北美南部。到17世纪，西班牙探险者已经到达弗吉尼亚，并在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建立起了小规模定居点。西班牙人在这块巨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到16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建立起大约200多个城镇，设立了多家印刷厂，出版了众多的书籍，而且在墨西哥城和利马城建起了大学。

到16世纪上半叶，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西班牙在欧、美两个大陆称雄欧洲大部分低地国家，都在其管辖之下。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的财富更增强了西班牙的实力。但在这种显赫与浮华的表象之下，西班牙帝国也陷入了麻烦之中。西班牙宫廷的腐败与之密切相关。同样，西班牙国内长期以来日益依赖殖民地出产的金银，回过头却瓦解了其地方经济。

西班牙的成功吸引着欧洲各国的君主和冒险家。伊丽莎白女王对英国商人对北美的探险活动投下了重金，她对由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领导的在新世界设置定居点的计划授权“在任何基督教国王们还没有实际占领的异教土地上进行殖民”。

1584年，英国研究美洲问题的权威理查德·哈克卢特，在其“关于西部殖民地的演讲”中就强调了在沿北美的大西洋海岸建立“两三个要塞”的好处，他分析道：从这些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通过拦截西班牙菲利普国王的运宝船，从而使他如鲠在喉。单就这一件事情，“就会戳到他的最痛处”；在美洲的殖民还会传播新教信仰；殖民地也会扩展英国羊毛的海外市场，带来税收，为那些成群的、在国内无所事事蠢蠢欲动的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等，从而使母国变得富裕；利用美洲大森林，英国可以开发出建造更大规模的海军和商船所需的资源和木材。

17世纪中叶，英国人开始在美洲大规模建立殖民地，如前所说，在16世纪下半叶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的商业公司（联合股份公司）——这些现代企业的鼻祖，既能够将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发挥资本的优势，也能将投资者的风险降到最低——充当了开发殖民地的急先锋。在北美陆续形成的13块英国殖民地中，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殖民地基本上都是公司投资。其他大部分殖民地，则是由从英国王室那里获得特许状的个人或几个合股人建立的。

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也和英国一起对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1608年，法国人建立了魁北克（今属加拿大），以后又渗透到远至休伦湖的内地，1625年以后，还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岛屿建立了殖民地。通过他们的商业公司西印度公司，荷兰人不仅在西印度群岛建立起了殖民地，而且在北美的哈德逊河谷建立起了新尼德兰，两年后又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两年后，西印度公司从印第安人手里以价值60荷兰盾的货物购买了曼哈顿岛，荷兰商人还组织了瑞典移民，在特拉华河的下游地区建立了新瑞典殖民地……

背井离乡逐浪而来的殖民地人民在美洲这块新大陆上筚路蓝缕地开疆拓土，他们不仅要和大自然作战，还要与原住民印第安人处理好战与和的关系，一代接一代的移民在这块土地上追逐着、构筑着自己的理想家园。一个多世纪后，北美已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经济体，成为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料基地与商品市场。

15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其中商业资本发挥着主导作用，促进了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此称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掌管殖民地事务的英国贸易委员会眼中，殖民地在经济上非常重要，是英国原材料的主要产地，又是英国工业品的新兴市场。重商主义者认为，黄金与白银是财富的象征，拥有黄金与白银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最好的晴雨表。西班牙在竞争中已经先行一步，墨西哥与南美金银矿产的开发，使得财富潮水般涌向伊比利亚半岛。迟到的英国只能将北美殖民地看做是取得贵重金属，从而帮助母国达到贸易顺差的一个手段。

如果拥有金银意味着财富，那么贸易就是获取财富的途径。为了促进贸易增长，英国议会颁布了《航海条例》，这一法律实行了半个世纪，旨在把金银收入皇家金库，发展帝国船队，让殖民地的原材料流向英国，同时将外国商品及船只挡在殖民地港口之外。

1660年的《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贸易由英国船只专营。禁止将糖烟草、棉花、生姜以及靛蓝等染料输送出大英帝国之外。三年后，议会又进一步规定，所有欧洲运往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在起运前，必须先送到英国，由英国船只承担，这就意味着这些商品必须在英国先卸船，换由英国船只运输。

到了18世纪早期，禁止殖民地往外输出的商品清单又扩大到大米、糖浆松脂、毛皮和铜。《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的毛纺布出口，对帽子进行限制的类似法案于1732年出台。《1750年生铁法案》则不准在美利坚兴建新的轧钢厂。

如何评价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对美洲的影响。历史学家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英国人将殖民地当做帝国经济的统一整体，而不是为了帝国的自利利益供英国剥削的附庸。以在英国生产、殖民地提供原材料为特征的这种分工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创举。这种制度较为适合那些资源丰富但发展落后，且长期遭受劳工短缺之苦的国家的实际。也有人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殖民地与宗主国有着共同的帝国利益，但它们各自之间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当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小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宗主国的利益会得到优先的考虑。无论如何，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争执，如果由英国议会或贸易委员会来处理，吃亏的总是殖民地。利益互补才会降低冲突。从长远来讲，当殖民地经济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的时候，这种重商主义制度就会对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

实际上，过度的限制肯定会造成反弹。走私、行贿就成为破解管制的利器。当时的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在北美违反《航海条例》时，眼睁眼闭，执行著名的“有益的放任”政策。所以，尽管连亚当·斯密都认为重商主义是个强硬的敌人，但殖民地经济大多时间仍然保持着繁荣。

尽管大英帝国和它的北美殖民地，由于绝大多数人民在血缘上的联系，而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上似乎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但是在北美殖民地历经曲折、坎坷发展了100多年以后，由于远隔重洋，由于不同种族、宗教的融合，由于经济利益的独立，双方之间的差异已经渐渐显现。一个崭新的共识，即美利坚民族的共识开始出现了。在1750年之前，美利坚一词已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用来指代英国在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的共有特征。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的宗教大觉醒运动推动了以多元宗教为标志的美利坚的发展，它培育了宗教的宽容精神，将先前拥有不同历史的从北到南曾经相互隔绝的13个殖民地串联在了一起。其中，以清教思想为主体的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与实践，为美国政治自由的理论与制度奠定了基础。

而同一时期欧洲流行的启蒙运动对殖民地的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约翰·洛克和其他政治理论家的作品及哲学、政治理念被很多人接受。苏格兰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与戴维·休谟的作品，法国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作品也拥有大量读者。欧洲产生的思想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传到北美。五六位欧洲权威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小册子在殖民地大量发行，殖民地的政治冲突也频繁发生，甚至白热化。在欧洲仅被少数知识分子讨论的激进思想，在殖民地变成了几乎人人都在讨论的东西。

随着知识的传播，牧师也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地位。殖民地的律师很快取得了在公共事务方面的主导权。尽管殖民地没有出现如欧洲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但殖民地却贡献出了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殖民地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实践型的，如后来执笔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创新，但他所涉猎的领域却非常广阔，既是政治科学家，也是语言学家，还是建筑师、发明家和科技农民，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理性主义鼓吹者。他写道：“将理性牢记在心，用它来检验每一个事实，每一句话。”

对英国统治者来说，美利坚人无论相隔多远，无论长多大，永远都应该是它的“臣民”；对英国公众来说，美利坚人永远都是他们血脉相连的表亲。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在表象之内，美利坚人不断增长的尊严要求和不受束缚的自我意识。这种隔阂、隔膜，似乎很正常，但没有人能料到它一旦迸发会有多大的力量。

三、宗主国的傲慢与利益索取，美利坚的觉醒与主权碰撞

1754年到1763年，英法两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既奠定了英帝国的基础，同时又使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裂隙加深，最终导致北美独立，“大英第一帝国”瓦解。“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不知大英帝国和美利坚人民，该从怎样的角度感叹这句中国古老格言的神奇。

战争分两个阶段、两个地域展开。从1754年开始，英法首先在北美围绕争夺俄亥俄流域发生了战争。1754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当局派出时年22岁的乔治·华盛顿率领的民军在俄亥俄河被法军打败，第二年，英国正规军在同一地区又吃败绩。这使英国开始准备全面战争。第二阶段战争在1756年爆发战场除过北美以外，还波及印度等地，一直打到1763年，史称“七年战争”。

战争初期，英国在各个战场失利。1757年，政府被迫改组，威廉·皮特在事实上执掌政权。皮特代表主张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商业利益，反对贵族优势也反对把英国的利益与大陆欧洲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他力主扩大殖民地主张建立海外帝国。皮特上台后，把英军的作战重点放在美洲，他把英国正规军团和国库的资源都投向北美，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将来。英国海军围困法军舰队，切断了法国与加拿大的联系。而让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自行作战，政府只为其提供海军保护，切断法国的军援。英军在美洲进展顺利，相继攻克了法军多个要塞以及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加拿大事实上落入英国之手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武装部队也逐渐取得优势，1761年以胜利告终。1759年，英国海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到1760年，法国海上力量已基本被歼。1762年英国又向西班牙宣战，英军攻克哈瓦那和马尼拉，西班牙也被打败。1763年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七年战争以英国大胜结束。根据和约，英国取得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用哈瓦那交换了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西班牙则从法国那里得到路易斯安那作为补偿。至此，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几乎全被清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基本奠定。在印度、在西印度群岛、在非洲、在欧洲，英国都新得到或收回了一些领土，一个世界范围的英帝国已粗具雏形，英国成了最强大的海上霸主。

凡是诚实的美利坚人都承认，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英国的军队和英国的财政。殖民地当然乐意让英国正规军担负正面战场的主力，更乐意让英国王室承担长期战争的负担。虽然殖民地议会分担了部分战争费用，但除了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以外，其他地方的支出与英国为这场世界范围的冲突支付的8200万英镑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胜利使美利坚人民对英王和母国充满了感激之情。

然而，新的问题随着胜利接踵而至。在英国方面，首当其冲的是财政问题。为赢得战争，英国花了不少钱，很多都是借的。从1754年到1763年，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现在这些债都必须偿还。很明显，这一经济重负应该让战争的受益者大英帝国的所有成员来承担，而非本土民众独立承担。此外，管理从北美到印度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日常开支也远非英国纳税人所愿意负担的。在捍卫帝国的大战开始前，北美殖民地的行政开支一年只有7万英镑，1763年增加到这一数目的5倍之多。

在北美殖民地方面，战争的胜利加剧了美利坚人穿越阿尼拉契亚山脉向西部扩张的欲望，而这势必与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发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战争，给英国的管理带来不尽的麻烦与耗费更多的钱财。所以，英国政府在战争甫一结束，就发布公告，禁止美利坚人西进。英国的贸易委员会认为，这一公告划分的界限对“保持美利坚的从属地位也是必需的”。这一决定自然引起美利坚人的愤怒，其效果形同废纸。(www.xing528.com)

美利坚人与英国政府的龃龉也传染到了英国本土民众。很多英国人嫉恨美利坚人，因为殖民地富得太快太强大。早在1751年，富兰克林就预言说，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口的大多数将生活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如果英国人战前没有对未来的前景说什么的话，但从这时候起，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了。

176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蔗糖法案》，决定对大量进入美利坚的蔗糖、咖啡、白酒及其他商品予以征税。不久后，海关的关税年收入就达到战前的15倍。

在此之前，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尝试对北美殖民地收税。按照传统习惯，殖民地关税由英国议会立法，其内部税收由殖民地立法。曾作为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殖民地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而强迫殖民地给钱，就像在一个敌国收捐，而不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对他们收税。”18世纪6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注意到了殖民地的意见，他在回应议会应该向殖民地收税的建议时说：“我将把这留给我的某些后任，他们也许比我更有勇气。”

《航海条例》对某些商品禁止进出口的条款，是为了调节贸易，并没有严重侵犯美利坚商人的利润。事实上，《航海条例》只被看做英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归伦敦管理的领域。但《蔗糖法案》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收入。该法案第一次使用了税收法案的标题，序言中也采用了税收法案的形式。这立刻引起了美利坚人的警觉，马萨诸塞议员詹姆斯·奥蒂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所坚持和被证实的权利》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专横地剥夺他人的财产，除非本人或其他代表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被课税。”

奥蒂斯的说法其来有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在他的《政府论》中明确表示：财产与生命和自由一样，也是一项天赋的权利。不经同意，人民的财产永远都不可剥夺。这并不是因为物质的价值高于其他东西的价值，而是因为任何这样的专横权力如果存在，人民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保障。

波士顿议会向英国议会写了一封陈情书，其中问道：“如果（伦敦）可以对我们的贸易课税，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土地，土地上的产品，以及我们所拥有和利用的每件东西收税呢？”

对英国人来讲，美利坚人关于没有代表权的抗议并不成立，他们认为，殖民地在英国议会“实际上是有人代表的”，每一个议员都是整个大英帝国利益的代表。但这种“事实”代表权的论述在美利坚却讲不通。因为，从开始定居的时候，殖民地议会就是由按照地域原则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事实”代表与（以地域为基础的）“真正”代表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殖民地与英国政治实际间长期的背离。

公允地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其居民都有义务向政府缴税以支付其费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公共需求相对较少，殖民者有着较大的自由空间，所以，没有多少税赋负担；但100多年后，殖民地扩大了、成熟了，出现了较多的公共问题，需要全社会成员缴税来共同解决，然而大多数美利坚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迟早要来临的问题。同时，人的自利本能，也使美利坚人以一种褊狭的实用态度处理与帝国的关系，他们规避《航海条例》是其本能，但在英法战争中，美利坚民兵在超出所属殖民地范围之外的消极表现，即便是其后代也表示遗憾。

虽然美利坚人从原则上都反对没有代表却要纳税，但他们却没有就共同反抗达成一致。殖民地很多议会都起草了抗议书，但是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商人团体抵制税收所涉及商品的倡议，也应者寥寥。因为《蔗糖法案》毕竟是一种间接税，其税负可以转嫁，很难说美利坚人的财产权受到了实质性的侵害。可是一年之后，当英国议会又提出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时，却为美利坚人统一意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对北美殖民地的所有印刷品、执照、证书和法律文书征收印花税。议会认为，这一税种税率较轻，应该容易征收。在英国本土，印花税每年收取10万英镑，英国政府希望在北美每年可以收取6万英镑，其用途按《印花税法》“用在防卫、保护和保障殖民地的安全上”。

不错，印花税税率并不算高。但对当时商业还谈不上发达的北美殖民地来说，仍然是一项较重的负担。当时城里的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才3先令，但在报纸上登一份广告的印花税就要2先令，立一份遗嘱要5先令，一份卖酒的执照要20先令。印花税不仅伤害律师、商人、报纸编辑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而且也伤及处理文书职员的利益，他们也被要求缴税。这些人恰恰是对公众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更主要的是，印花税是一种直接税，它课税的目标是个人而不是进入海关的商品。对没有代表权的美利坚人课税很容易被视作是对他们自由权的侵犯而且，该法案又规定，对于不遵守法律的人，将交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海事法庭审判，而该法庭不允许有陪审团，被告须自证清白，否则就有罪；这又是对美利坚人自由权的侵犯。

印花税法案几乎激起所有美利坚人的反对。弗吉尼亚议会率先要求英国取消印花税。马萨诸塞提议建立了一个跨殖民地的“印花税会议”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抗议案，强调印花税“令人难以负担，难以忍受”，“毫无疑问，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就是：未经他们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向他们征税”。

在民间，一些非正规的组织，如“自由之子”社，开始鼓动人们行动起来。在美利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未经法律允许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在波士顿，有人洗劫了印花税局局长的家。在纽约，激进分子贴出告示：“第一个分发或者使用印花税票的人，要小心他的房子、人身和财物。我们说到做到。”装有印花税票的船，在殖民地根本不能靠岸；被指派分发税票的人，也因担心生命安全而纷纷辞职。美利坚人还起来抵制英国货物。这一招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重要商人，他们也向议会施压，要求取消印花税。

英国议会围绕印花税的征与废展开了辩论。这时，推行印花税的格伦维尔内阁已倒台，亲美洲的辉格党人在内阁中占了上风。新任首相虽然赞成取消印花税，但却担心会留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决定在撤销的同时，再通过一项《权利申明法案》，以申明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享有全面的主权（课税权当然包括其中）；他们解释说，撤销印花税法，并非主权的放弃，而是出于主权行使的得宜与否（也即柏克的“拥有主权”与“行使主权”可分离的思想）。176年，议会就此展开了激辩。威廉·皮特坚持说，在任何意义上，美洲在下院都没有代表权，因之议会对北美的立法权中，是绝不能包括课税权的。格伦维尔则反对说，代表不一定出自实际的民选，就美洲的利益来说，议会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是它的“实质的代表”。并指责下院的帮派实际在煽动美洲的骚乱皮特则回应说，北美人的抗税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又说在这一事件上压服北美，将毁灭英国的宪政。他建议说，英国对北美的立法权是无限的，这一点应予以申明，而印花税则应立即废除。与此同时，殖民大臣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与北美人的争斗，有可能逼迫其投靠英国的敌人——法国或西班牙。在种种压力下，印花税终于被取消。同时还将一些对北美出口的商品课加的税收，也予以降低或取消。听到这一消息，美利坚人一片欢腾，对英国商品的抵制随即解除。他们相互祝贺：美利坚人勇敢地捍卫了原则。

美利坚人坚持了原则，同样英国人也没有放弃原则。英国人认为既然收直接税不明智，那么就收没有受到强烈抵制的类似《蔗糖法案》的间接税。1767年6月，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建议对进口到北美的玻璃、铅、画、纸和茶叶等商品征税。唐森德将美利坚人看做是不知感恩的孩子，说他宁愿看到北美变成“原始社会”，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们。议会通过了他的提案。

《唐森德条例》重新燃起了美利坚人已熄灭的怒火，他们迅速发起了新一轮抵制英国货物运动，此外，还大力发展殖民地的制造业，以减少进口。费城的一位律师，发表了“一份宾夕法尼亚农民给英属殖民地全体居民的信”。信中说：“让我们像一个本分的孩子一样行事吧，虽然这个孩子受到了敬爱的父母不应有的鞭打。”他明白表示，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收税。另一个费城人约翰·雷勒这样表述：“如果美利坚被没有美利坚人代表的议会征税，美利坚人就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奴隶。”

1768年，马萨诸塞议会向其他殖民地议会发了一封“通告”，表达了他们的“谦卑的意见”：《唐森德条例》“违反了他们天然的宪法权利”。英国对此的反应则是，命令马萨诸塞总督解散议会，并将两个团的英军调往波士顿。矛盾不断激化，1770年3月，发生了波士顿市民与英军造成5人死伤的流血冲突。

此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内阁改组，诺斯出任首相。新内阁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唐森德条例》带来的恶果。这一法案执行两年来，每年收入不足300英镑。而英国用于维持北美驻军的开销，则高达每年17万英镑。对英国商品的抵制，也使其工商业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正如柏克所说：“专制政权是无能的筹款者。怎样积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种种压力之下，诺斯内阁决定修改《唐森德条例》，取消其中的5种商品的关税，但每磅3便士的茶税仍然保留，以作为英国主权的象征。一位英国官员自鸣得意地说：“一颗象征权力的胡椒子比百万颗无此意义的胡椒子的价值要高。”这种做法其实是愚蠢的这样的象征，以前或许可以保留，但经过《蔗糖法案》以来的对抗后，美利坚人已对英国产生了深刻的猜忌，自尊且敏感。顽固地保留茶税，会使双方对抗的重心由利益转向原则。而任何事情一牵扯到原则，当事双方就很难妥协了以故柏克在下院的演讲《论课税于美洲》中说：“部分的撤销未带来部分的善果，只带来遍地的罪恶。”

之后，抵制英货的运动停止了。但对茶叶的抵制仍然在继续。表面上美利坚人安定下来了，但双方矛盾的核心问题并没有消除，星星之火，随时都可能燎原。

1773年春天，东印度公司由于受到美利坚抵制的影响以及竞争失利等因素，遭遇财政危机；诺斯内阁出手救援，授予它向北美输出茶叶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决定由他的代理商出售茶叶，并以低价销售；北美的茶商被排除在外。美利坚人认为这里边暗藏着阴谋，企图以低价为诱饵，骗美利坚人接受他们拒绝的茶税。新仇旧怨终于导致1773年底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

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英国政府通过镇压法案，对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封锁。镇压促使了美利坚人的团结。1774年各殖民地派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1775年在波士顿以西的列克星顿，美利坚人第一次向英军开火不久双方在邦克山发生了激战，美国独立战争正式开始。1776年，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言控诉了英王及其政府对美利坚人权利的种种伤害和侵犯：

“他总是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总是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这些人民愿意放弃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代表权对人民弥足珍贵，对暴君则是一种威慑。

他总是同某些人勾结起来，将我们置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不合，也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总是批准自称的立法机构（指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不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

《独立宣言》庄严宣布：“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意愿。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以人民认为最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与方式组建新的政府。”

200多年来，这些关于革命权利的宣言一直激励着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

美利坚的独立战争一直打了8年。战争到1781年基本结束，但和约直到1783年才签订，美国取得独立；“大英第一帝国”瓦解，英国的殖民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这期间，曾在英国担任过税官的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1月在北美出版的小册子《常识》，对美利坚人与英国的决裂起了催化的作用，连美国的史书都认为其意义不可小觑，值得记上一笔。当时潘恩到美国还不足一年。在书中，潘恩不仅揭露了英国剥削、压制北美殖民地的非法性，而且抨击了君主制度本身，大胆号召美利坚人争取完全的独立。他说：“英王和他的一伙帮闲阴险地采用的亲国或母国这个词儿，含有卑鄙的天主教的意图，想要偷偷地影响我们心地老实的弱点。欧洲，而不是英国，是北美的亲国。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避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把最初的移民逐出乡里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有用的。”

潘恩接着指出英国统治北美的不现实性。“至于说到统治的问题，英国是无法以公平合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大陆的。它的事务不久就会十分纷繁，不是一个离我们这么远、对我们这样无知的国家用种种权宜之计所能经管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便无法统治我们。为了一件事情或一项申请，要经常奔波三四千英里，为了批复要等四五个月，而得到批复后又需要五六个月加以解释。这种情况不出几年工夫就会被看作是荒唐和幼稚的行径。”

在潘恩看来，北美不需要国王，而是需要法制，他认为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对那些既想自治，又担心从未试过的共和国政体会导致动荡不安的美利坚人，潘恩说：“重新开创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天生的权利。”他呼吁：“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反抗暴政和暴君统治的人们，请站出来吧！”

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读过《常识》或听过别人的解释与讨论。在《独立宣言》发生前的1月至7月的这段关键时期中，这本书大约卖出了15万册尽管潘恩的《常识》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在大陆会议上一再重复的观点的一次过得去的总结”，但其鞭辟入里的分析、犀利的文风、燃烧的激情还是感染了那些曾经犹豫不决的美利坚人投入到坚决彻底的斗争中去。

纵观美国的独立过程，可以看到由税收引发的先是利益之争，继而升级到自由权与主权，而矛盾一旦激化到原则之争，即涉及双方的核心利益，谁都不会轻易妥协。因之最终恶化到主权与独立之争，血脉相连的同胞被迫兵戎相见。

由此看来，税收决不简单的只是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分割，它关乎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和自由选择权。缴税可以，但要经过纳税人同意。不经同意的税收就是暴政！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不做如此理解，就无法理解美利坚人何以会为了三便士的茶税而不惜前仆后继、流血牺牲！

参考文献

1.〔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著，吴金平、许双如、刘燕玲何立群、李志军等译：《美国通史》（第12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版。

2.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3.〔英〕埃德蒙·柏克著，缪哲选译：《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刘玉安、楚成亚、杨丽华：《西方政治思想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5.〔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食盐进军”只是印度民族主义政党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突破口，是这个伟大运动的组成部分，并非孤立的抗税行动。但从税收的角度也即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纳税人作为弱势一方，对不公正的税收制度进行抗议、反抗的第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