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入门”观其神
【原典】
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
【译释】
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在行动时要看他潇洒豪放的气概和胸怀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做作、几分自然、几分深浅;在静心安坐时要看他的细致周密、平心静气的状态。
一个人有多大的作为跟他的胸怀和抱负有直接关系,修养深厚、抱负远大、德才兼备之人必有大成就,值得委以重任;小肚鸡肠、畏畏缩缩之人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最好敬而远之。
解读
总结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能人贤者尽管有多种定义,但不外乎三方面的标准: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有崇高的修养和德行,有过人的才华和能力。这三者相辅相成,是能人贤者们必备的“硬”指标,可以说是“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首先,了解一个人的抱负和志向,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识人贫贱知其志向。
陈胜出身农民,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为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他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其二,识人壮伟知其抱负。
古人说: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又说:三岁看老,小处看大。
汉高祖刘邦从青少年时起就不爱劳动,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可见在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
其三,识人危难知其韬略。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但情急之下所表现出的内圣神通却没人能比拟。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大家吓了一跳,急忙告诉韩琦,想阻止召太子进宫。但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他当机立断催促人们急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朝中大臣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韩琦再次当机立断,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着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表现出人生的一种最高修养。
再说看人的才与德。
古人指出,看一个人的才能要分三个阶段,当其幼小时聪敏而又好学,当其壮年时勇猛而又不屈,当其衰老时德高而能谦逊待人,有了这三条,来安定天下又有什么难处呢?
看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为,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如果有才能而又以正直为其立身之本,必然会以其才能而为天下大治作出贡献;如果有才能却以奸伪为立身之本,将会由于其担任官职而造成社会混乱,可见有才还须有德,才能造福社会,否则就会祸及黎民,造成大乱。
判断一个正直的臣子的标准是不结党营私。看一个人的才能就要看事情是否办得成功。看人不能仅仅只看其主观意愿,还要看其才干和谋略如何。在战场上驰骋过的骏马,虽然拴在食槽上,但一听见催征的鼓角声仍然会嘶叫;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回还家门,但仍然能够料定战争的形势。
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他的才能会很快表现出来,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锋尖会立刻显露出来一样。有才能的人不会长期默默无闻。(www.xing528.com)
贤德之人对有些事是不会做的,可以任用而不必怀疑。能干之人是什么事都会干的,可以任用却难以驾驭。由此可知,贤者与能者是有区别的。
自古以来,明智的用人者都知道,所谓“贤者”,应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董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祎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前十七年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之臣辅佐之故。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识人、用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这一标准。那么,在德与才之间,哪个更重要呢?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这反映了司马光的选用人才思想是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蹇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好人,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人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以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来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则,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也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更进一步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刘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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