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庄建设：城乡一体化关键点

三、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点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突出位置，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政策转向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央已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建设模式、建设方式或道路以及配套措施等需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

由于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等各方面条件千差万别，无论从理论讲还是从实践中看，各国、各省、各县甚至各个镇村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即从单一的集体经济模式转换为多样化的发展方式。

从国际、国内看，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有借鉴和启示作用的模式主要有：

（1）德国的“巴伐利亚模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农村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突出。医院、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而薄弱的产业结构更是造成大量的人口离开农业涌入城市，农村的凋蔽使城乡差别迅速拉大，城市也不堪重负，就业、环境等诸多方面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赛德尔基金会提出了：“在农村地区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城乡等值化”理念，并在巴伐利亚州开始实施。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此后，这一发展方式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目前，巴伐利亚州农村地区面积占全州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德国人希望把其在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复制到中国的南张楼村。在该项目落户之前，南张楼村既无矿产资源，又人多地少，而且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在青州农村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实际的试验行动目标可以概括为：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和完善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赛德尔基金会15年一共往南张楼村的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450万人民币（从来没有向兴建的企业投过一分钱）。

从1990年试验正式启动到2005年，15年过去了，看得见的变化：一是农民收入提高，目前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二是兴建了80多个企业；三是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即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四是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后该村居民基本无变化，稳定在4000人，走出去的100位大都是被青州等地的企业作为人才挖走；五是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传统农村氛围，人们工作和生活在包括工业区、大田区、文教区、生活区等同类功能集中连片的社区范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有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南张楼村也以文教中心（该村由基金会设立的职业技术学校）和集贸中心的功能辐射周边的自然村，以至形成了南张楼村搞什么，周围的村子就跟着搞什么，起到了较为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www.xing528.com)

“城乡等值化”理念以及在我国的试验对于探索中国农村发展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的制定都有着值得认真思考和可以借鉴的意义。试验所体现出的很有价值的村庄发展之道主要表现在：第一，“试验”自始至终都是在一系列很精密的规划下进行的，包括科学地设计村庄发展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第二，“试验”非常重视村庄的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与环境保护等都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该试验努力做到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得以均衡实现；第三，“试验”也十分重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力争缩小城乡差别，试图通过提升村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而尽可能地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村庄里；第四，“试验”特别重视土地与农业在村庄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把“土地整理”作为村庄发展的最重要工作来抓，把农业作为整个村庄改革与创新的最重要产业而集中有限资源加以促进。

但是，南张楼村的“巴伐利亚试验”模式在我国不具有普适性，完全复制德国模式不现实也不明智。试图将这样一个曾经于50多年前在德国试验成功并得以在德国普遍推广的德国的农村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加以推广行不通。譬如，该试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农村，这与我们要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一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的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是相悖的。但“城乡等值化”理念以及重视规划、重视土地、重视城乡协调、重视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等实际操作原则，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模式的选择具有积极的影响和启示作用。“城乡等值化”的建设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是：“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建设也不是以城市为标准，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可以让农民生产、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方式等。

（2）韩国的“新村运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在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提出包括草屋顶改造、道路硬化、改造卫生间、供水设施建设如集中建水池或给水井加盖、架桥、盖村活动室等20种工程项目，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第二阶段以增加收入为主，政府推出增加农民、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从1970—1980年的10年间，韩国政府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相当于财政支出的1%。参加新村运动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效果十分明显，突出变化是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保持在1∶0．8～1∶0．9之间。韩国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重点的“新村运动”，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建设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成功模式。

韩国在上世纪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当前我国遇到的问题极为相似，因而韩国的“新村运动”对当前我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韩国的经验证明，只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韩国政府始终将农民作为建设的主体，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

（3）华西的“集体经济模式”。1980年冬，江苏江阴县农村开始轰轰烈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但华西人没有分田到户，他们从华西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的实际出发，搞起了“集体承包”——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了全村500多亩良田，富余的劳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较早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为华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2001年，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大华西”举措：将周围16个村庄纳入华西村共同发展、共同致富，数千户周边村民迁入新建的别墅和公寓，1500多人的小华西扩大为3万多人口的“大华西”，大华西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就业促勤劳，小康步步高”。华西人用共同致富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画面。一个美国游客参观华西村民的生活后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华西的成功除了“集体经济模式”还有其特定的条件，诸如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吴仁宝）；独特的管理办法等。这种模式虽然在我国农村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个村主要是依靠集体的力量，通过发展非农产业而不是通过发展农业而致富的经验说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村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二是仅仅依靠发展农业很难达到尽快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标。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际情况看，其实质就是解决了“分”的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人心散了，各行其是，各奔“钱”程，集体的事公益的事不是万不得已也无人关心，无人过问了。“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或行政上的，真正经济上“合”的问题还没有破题。如何摆脱当前农村的松散状况，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将农民的力量集聚起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4）宏村、西递村的“徽州古民居建设模式”。坐落在黟县城北11公里的宏村，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东方威尼斯”之称。该村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现仍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宏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牛”形古水系建筑村落，有月沼、南湖、水圳等水利工程设施。明永乐年间，任山西粮运主簿的汪辛，资助家乡白银一万两建设牛形村落。于是村民扩泉挖地作为“牛胃”（月沼、南湖），筑坝修渠形成九曲十八弯的“牛肠”，河上架桥建成“牛脚”，村头植树视同“牛角”，整整经历了130余年的持之以恒的建造，才形成了“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同样位于黟县的西递村，因建筑风格在徽派中独树一帜，且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世界上最美的村镇”、“世界上保护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西递村建于北宋，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整个村庄由正街、横路街、后边溪3条街道和40多条胡同及2条穿村而过的水溪将居民住房隔成井然有序的方块，建筑布局合理，风貌独特。宏村、西递村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第一，村庄建设规划必须先行。在中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居住都是比较散乱的。镇村建设规划，尤其是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存在较为严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使新农村建设中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面临成本高昂的问题。第二，村庄建设要持之以恒。宏村、西递村的建设历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好的经验和做法要持之以恒，才能见效，半途而废，不如不搞。前规划、后推翻，前建设、后拆迁，只能是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