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崭新的知识地平线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人类知识统一之树”中，笔者没有列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当代西方主流学术体系仍然是以机械论和还原论为基础。
李创同教授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译后记中指出，机械的还原论不仅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思维取向，也是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理性极致。他写道:“这一还原论思想不但奠基了自牛顿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而且还奠基着西方由古至今的主要理性思向或视域——寻觅最基本的、终极的原子规律或概念，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定论方式解释所有现象。”(32)
人类思维的四个层次
放眼有史以来的人类思维，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分为四个层次，即原始思维、二元对立思维、阴阳辩证思维和大道智慧。我们切不可以将这四种思维形态截然对立开来，一个文明常常包含这四种思维形态，只是在某一文明中某种思维形态比较起来表现得更为突出。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 Levy － Bruhl，1857～1939年)上个世纪初发表的《原始思维》一书奠定了对原始部落思维形态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原始思维多具体性思维，基本不应用抽象思维，这种思维的基础是集体表象，“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33)
原始人极少考虑逻辑矛盾律。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不受逻辑法则支配，是靠“存在物与客体之间的神秘的互渗”来彼此关联的，即所谓的“互渗律”。这里主客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原始人的思维在把客体呈现给他自己时，它是呈现了比这客体更多的东西:他的思维掌握了客体，同时又被客体掌握。思维与客体交融，它不仅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而且也在物质的和神秘的意义上与客体互渗。”(34)比如在原始思维中，梦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实际上和醒时的知觉没有太大的区别。
原始思维是没有进入农业时代的原始民族的基本思维形态，在它之上，产生了中国的阴阳辩证思维和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这两个思维形态的共同特点是都明确地区分了主体和客体，但前者认为所有二分都是互相联系的，宇宙是整体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则强调二分的绝对性——在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形态中，宇宙可以是机械的，能够不断细分和简化——这就是还原论的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阴阳辩证相对于西方辩证法只是朴素的辩证法。随着系统论及量子论的兴起，人们才注意到建立在整体有机观基础上的阴阳辩证思维具有太多的“现代性”。
西方辩证法是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发展起来的，其主流还是肯定—否定的正反合形式。黑格尔在阐述他的辩证法时用的最有名的例子是:一颗麦粒，开始只是麦粒(正) ，当麦粒长成麦苗时，就不再是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 。麦苗最后还会成熟结种产生新麦粒。新麦粒不是麦苗，也不是原来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 。这里麦粒与麦苗之间并不具有像中国的太极阴阳双鱼图所代表的那种互为根据、互相渗透、补足和转化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的阴阳辩证关系中，阴阳是相生相克，在动态平衡中同归于生生变化(易)之道。所以《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庞朴先生曾经如是诠释阴阳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阴’ 、一个‘阳’两个对立者，它们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时而阴时而阳，或一时阴一时阳，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是，简单的动态也还不够，这种动态事实上是循环，叫做‘终始之变’ ，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这样仍然不够，必须把这个‘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何以证明它是循环上升?因为它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两句话作补充，有‘继之者’ 、有‘成之者’ ，不光继续且完成了，所以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35)
庞朴先生的阐发“还不够”，因为无论在中医理论中还是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黄帝四经·道法》) ，实现阴阳的动态平衡才最为重要;这里庞朴先生将‘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似乎是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因为“生生之谓易”在中国哲学的概念里不是“矢量”，没有“进步”这种西方单向线性思维方式的哲学成分。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一贯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他们的语言中就缺乏二元对立的词) 。《韩非子·难势》将之称为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两末之议”。历史富有太多戏剧性——从哲学上的唯心与唯物到经济上的市场与计划，长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就是以二元对立的“两末之议”为轴心展开的。
这样的“积辩累辞”就是“偏辞”、片面的说法。《韩非子·难二》中用一则故事说明两末之议:晋平公问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由于君主的力量还是臣子的力量。叔向回答说是臣子的力量，君主没有做什么。而师旷则认为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没有出什么力。韩非子认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么伟大的事业既非专靠君之力也，又非专靠臣之力，因为:“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为了说明“君臣俱力”的道理，作者用大量事实进行了雄辩的论证:“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即舅犯)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原文: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臣与无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阴阳辩证一点也不“朴素”，甚至包含着高级思维的元素——这种高级思维就是大道智慧。
内业修行，就是要得大道，得大智慧。《管子·内业第四十九》指出: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饬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做“中有所得”。(原文: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内业第四十九》对圣人的定义是:“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谈到内修的意义，《鬼谷子·卷下·本经阴符七术》中有专门论述，上面说:欲望过多了，则心力分散，意志就会薄弱，就会思力不畅达。如果心神专一，欲望就不会多，欲望不多，意志力就不会衰弱，意志力不衰弱，思想就会畅达。思想畅达则心气和顺，心气和顺，心中就不会烦乱。(原文: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www.xing528.com)
与前三个思维形态不同，大道智慧是超越思维和语言的，它是修行悟入的。《圆觉经》上说:“以有思惟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就是说用思维来揣测悟入的境界，就像用萤火虫烧无比高大的须弥山，永远也烧不着——要知道，萤火虫的光是冷光啊!
唐代德山禅师证悟后，将自己悟入前所作的《金刚经》注解《青龙疏钞》拿出来，一把火烧掉，发出了有名的一叹:“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何谓超越思维的本性、本心呢?元音老人说:“释迦佛用两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分析起来，乃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无相灵敏之万能体;它不属迷悟，体绝凡圣。只以众生不觉，无有经验，不知妙体本明，而生一念认明，以本有之妙觉智光，幻为妄明所明。将原为一体之觉明——觉即明，明即觉，非有二致，分为觉明相对——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为明所明，明为觉所觉，而成能所双立。”(36)要明心见性，就要在“前念断，后念未起时”，回光反照，将那了了灵知的觉性一把擒来。再通过努力修行，在行、住、坐、卧、打坐、持咒中绵密保护，直到与道合一，得大智慧为止。
以本心朗照万物，惟克念作圣之心能如此。王阳明将人的本来面目良知比作高悬之明镜，足以应对一切人情机诈。他说:“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荀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传习录·答欧阳崇一》，大意是:君子修学是为了自己，不曾忧虑被别人欺骗，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所以，君子不欺骗，良知就没有虚假而能真诚，良知真诚就能光明。君子自信，良知没有疑虑而能光明，良知光明就能真诚。明和诚彼此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仿佛明镜高悬，任何事物在明镜前不能隐藏其美丑。什么原因呢?因为良知没有欺骗而诚信，也就不能宽待别人的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能容忍不诚信，如果有不诚信存在就能觉察。)
王阳明事功昭昭，当得于内圣的功夫，“有得于中者”。《明史·王守仁传》清史臣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
西方文明之外崭新的知识地平线
由于西方现代文明主体，特别是政治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机械论/还原论的基础上的，在“人类知识统一之树”中我们干脆将之单列了出来，并以西方医学、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为其代表。
从十七世纪开始，机械论和还原论就成为西方科学最基本特点，一方面它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神秘宇宙论的反动，另一方面，它为现代科学的前进铺平了道路。笛卡尔( 1596～1650年)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物质充满活力的观点，认为一切物理实体和物理现象都起源于物质的运动，物质延伸部分之间的接触活动是自然变化的唯一形式;同时，笛卡尔也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物体具有温度这类本质的观点，把物质还原为处于运动状态的物质分子，温度、颜色只是物质分子对我们感官刺激的结果。
之后的两个多世纪，机械论/还原论一路前行，建立起了经典物理学的辉煌大厦。以其对蛋白质分子膜传输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的斯蒂芬·罗思曼( Stephen Rothman)教授写道:“从最广的意义上看，自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与以还原论观念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直是一回事儿。根据这种观点来看，将一个人称为还原论者，无非是在说这人是一位科学家。”(37)直到20世纪量子论、相对论和系统论的兴起，这些观念才受到严峻的挑战。
笔者认为，机械论/还原论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生物学领域。一般系统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本人就是生物学家，《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械》的作者斯蒂芬·罗思曼也是一位资深的生物学家。原因很简单，死的细胞和机体，无论在光学显微镜还是在电子显微镜下，都不再是活的生物体本身，如果对生物体的生理过程没有相对完整的了解，要通过固化的物质结构去还原真实的生理过程似乎不可能，常常会陷入循环论证，或对某一科学范式迷信的泥潭。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中，斯蒂芬·罗思曼博士通过生动的科学实例告诉我们:把对于有机体在低层次上的研究整合为对其整体方面更为广泛的理解存在着怎样巨大的障碍。
传统生物学研究方法受到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现代西方医学，其主流仍是对抗疗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什么病都要先分析出致病的病毒或细菌，并将之杀死了事，哪怕杀死这些病毒或细菌会对正常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的治疗过程中，中医的优点就突出起来。中医疗法花钱少，且没有什么后遗症，而西方疗法不仅花费巨大，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现代西方医学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显微技术的进步，但它越分析的微观，越容易忽视整体。笔者相信中西医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不过中医的处境不容乐观，如果我们失去中医，那就意味着这一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将变为真正的“化石”。这将成为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因为中医是建立在一种复杂(或高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的，它与其他土著民族的医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天佑吾华，天佑苍生!
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都将人还原为不加区分的原子、称为“公民”和“经济人”，从而忽略了人生来在能力上有天壤之别的现实。这样做的结果是:政治上，民主政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富豪制”，(38)在美国，我们能通过竞选资金的多少预言出竞选结果;经济上，面对金融领域制造危机的正反馈机制，经济学家大多充耳不闻;此次金融危机到来后，他们变得近乎麻木不仁——杰出的哲学家和名声不好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先生除外，他在金融市场的实战经验使他看到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市场存在主客互系的“反身性”，即“参与者观点与实际事态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索罗斯甚至大胆指出用牛顿物理学框架来建立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39)
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政治经济体系是复杂巨系统，由于正反馈的存在它不会自主实现平衡(在道德意义上的“公平”) ，反而会远离平衡态。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家补上现代物理学这一课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存在完整的范式，但地中海文明固有的骄傲早已将中华文明归为传统落后之类了。
笔者如此评价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它对于中华文明没有借鉴意义。比如西方民主政治打破了“家天下”的体制，它的共治机关国会具有更强的制度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比如西方的股票市场是融资的好机制——不过对于其容易造成少数人操纵、过度投机之弊，最好做到未雨绸缪!
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宽容是多少重要啊!从三百多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先驱比埃尔·培尔( Pierre Bayle，1647～1706年) ，到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许多西方先贤都曾感叹中国人无比的宽容精神——那里竟然没有发生过种族冲突和宗教战争——笔者认为，这很可能得益于中国人的阴阳辩证思维。因为他们认为二分同时意味着统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都会殊途而同归。
笔者希望“人类知识统一之树”表达的观念能有益于人类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同时，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奥秘，比如不同宗教的内业需要更加细致的对比研究，科学与内业之间存在更为直接的联系吗?与“外王”有关的整个知识体系似乎都要重建——这也是笔者多年来努力的方向。
总之，一切都是古老的、一切又都是全新的。“人类知识统一之树”仿佛是黑暗宇宙中一道崭新的知识地平线——她朦胧而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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