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篇章：中国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
中国一直是文化、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她比其他任何现存文明都要悠久得多。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她对远近国家都有着持续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国都属于泱泱大国，可与任何西方国家相媲美。中国曾是一个有着近3亿人口且充满自信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而同时期的法国、英国和北美，分别仅有2000万、1000万和600万人口。中国的军队曾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国内经济繁荣稳定，伟大的艺术也不断革新，新儒学哲学家对经典著作不断注解，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出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尽管早些时期中国取得了科学和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伍导致了这个古国在18、19世纪停滞不前，从而最终加速了旧中国的衰败和没落。此后，历史学家就开始探讨造成这一重大失败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原因。但就中国的悠久历史而言，早些时期帝国的辉煌和实力与现今的间隔是很短暂的。
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区别何在？一个方面是其历史悠久性以及历史连续性，另一个方面就是王朝更替的周期循环。过去2000年里的主要朝代，如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见证了中国的盛世，经过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强盛之后就开始衰落，通常会遭到外族入侵和内部叛乱的蹂躏，但经过一段衰弱和分裂之后又重新强大。
第三个不同与文化及非物质基础的实力相关，同时也解释了前两个不同。中国的悠久历史没有依赖中央政权，因为它总是处于不稳固状态，也不依赖执政王朝，因为所有王朝几乎都没有完全统一，其对全部领土的控制也是在有限的时期，并且没有形成可靠的地方实力基础。当然，中国也不能仅仅依靠军队，因为没有任何军队能保证一个像中国那样辽阔的国家得以永久统一。最杰出的汉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互补的方法来解释中华文明连贯性的原因。J．费正清（J．Fairbank）以及M．戈德曼（M．Goldman）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稳固的社会现象”[1]。这些社会制度及行为模式正是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的必需部分，这些是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也正是这些方略使得中国能够治理这样一个就人口数量和国家疆域而言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国家。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在解释为什么“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鲜活文明”时，这样说道：中国“独特的连贯性”是基于一种“中国思想中对于过去的膜拜”和一种完全以精神记忆、语言以及文字为基础，而不是以几乎完全被毁掉多次又得以重建过的物质纪念物为基础的历史感。中国有别于他国之处在于其“昔日的精神存在和物质缺失”。里克曼斯进一步补充了与这份报告紧密相关的评论：
唯有犹太传统可能呈现出与这一精神连贯性现象相类似的情形，这也正是我在这里所要研究的内容。[2]
很少有西方人注意到两个民族在“精神连贯性”方面的相似性，但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们对犹太民族感兴趣的原因（参见第4章第2节，第6章第2节）。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未来演变是难以预测的，就如同迄今为止一直有助于维持其精神连贯性的“行为模式”一样无法预测。虽然西方化正浸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许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仍囿于儒家以及其他古老的传统。然而，儒家以及其他传统却不能再融入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之中，就像传统的犹太教或伊斯兰教那样。中国以其古老而伟大的文化自豪，但不可能恢复古老的东西，而且至今也尚未创建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2．保持大国地位的长效条件：知识经济
中国正重新赢得200多年前所失去的大国地位。然而，当前中国重新崛起的环境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有过的。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并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1990—2002年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42%上升到52%，这是前所未有的趋向，[3]而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急剧下降。专家们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的还要惊人。2003年5月法国一个智库就曾预测大约到2050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从22%下降到12%，而中国的份额将会升至25%，[4]当然这仍然低于18世纪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据推测那时曾达到38%。然而，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将给其对内政策带来巨大挑战，并给政治性决策带来难度。[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经济原动力正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规模崛起，这将打开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也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少压力，它们必须痛苦地调整自己以应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势。中国会在全球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外国公司进驻中国、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这会缓和但不能消除调整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有可能导致一定时期内西方国家政治中的排华反应。政治家们将不得不应付这些影响，因为在以中国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2003年，中国超过墨西哥占美国进口的11．4%，而同美国的贸易顺差已达1240亿美元。痛苦的调整过程虽然是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标志，但是这些调整要么是工业国家强加给不发达的农业殖民地经济，要么发生在工业国家之间。1840年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便是将骇人的调整强加给经济弱小国家的例子。相反，一战前德国的经济扩张和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扩张则是工业世界内部主要调整的例子。中国是第一个将大规模的调整强加给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自身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但却日渐成为最大原料进口国之一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是全球市场力量所导致而并非权力政治的结果，而且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由海外跨国公司所左右，那么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2003年，外资企业已占中国出口份额的55%。我们没有历史模式来预测这种必要的全球调整将会如何收场。
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在于其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跨国公司所利用，这种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比其他国家都具有竞争力，但这不能永远成为该国家实力的唯一基础。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想在别的领域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成就，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就必须更具有创新性。中国也必须成为一个知识经济型国家。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科学技术是未来发展的驱动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在1991年到2002年期间会以每年15．2%的比率高速增长。中国研究人员数量现已超过日本（分别为811000人与676000人），虽然两个国家在界定上有差别，然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率的增长却不能与这一巨大努力成正比。拿专利指标来说，它是科技创新的最佳衡量标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中国的创新表现或者研发产量无法与研发的投入成比例。1999年，中国所有专利权在世界专利权领域所占份额还不到0．2%（其中的一半为外国公司和个人拥有或联合拥有），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占据了世界总量的90%以上。[6]
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此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www.xing528.com)
一些中国科学家和一些华裔科学家已经开始批判地分析中国“在世界科学舞台上的低迷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尊重习俗和等级制的儒家传统”，“政治上的顺从”以及“对权威和现存范例的尊崇”，它们是科学突破的主要障碍。[7]这些科学家有在美国研究的经历，他们懂得，在西方科学和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个社会容许独立思考和自由观念传播。然而，问题是在不危及这个大国的稳定、团结的前提下，西方的这些特征能否不受阻碍地引入中国。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也颇有成效的集权国家”[8]，但是对新事物经常持怀疑态度。从19世纪以来，历时三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深思“现代化”是否必须意味着“西方化”这一问题。许多年轻的城市居民认为现代化的确是一种西方化，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文化模式是西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全方位地——从东方到西方——寻找现代化的模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一样拥有后儒家思想的一些特征，但它们建立了一种有秩序的社会。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已经形成引人注目的创新能力。但是中国并不是只依赖外国模式，鉴于国内对现代化的探讨，“中国有能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寻求理念，甚至是答案”[9]。
中国关于现代化的探讨类似于100年前欧洲犹太人的现代化——它起始于犹太启蒙运动。当时的犹太人不得不面对西方思想和文明带来的压力，而这种思想和文明后来也势不可挡地、汹涌澎湃地涌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人。20世纪，这些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争论成果在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其他学者解释了犹太人对20世纪的科技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原因在于他们受“创造性怀疑论”（creative skepticism）传统的影响。这种情况与现在中国科学家所批判的“对权威和现存榜样的尊崇”恰好相反。
但是，这种批判可能显示着中国正在向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创造性怀疑论”靠近，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质，也可能预示着改革即将到来。
【注释】
[1]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enlarged edition，Cambridge，MA/London，1998，p．18．
[2]Pierre Ryckmans，“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9，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March 1989，pp．1，2，7，13，footnote 1．
[3]Martin Schaaper，An Emerging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China？Indicators From OECD Database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STI/DOC（2004）4，22 March 2004．
[4]John Vinocur，“A European Doomsday Scenario—French Research Group Paints a Gloomy Economic Pictur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14 May 2003．
[5]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2002．
[6]Schaaper，op．cit．，pp．52—57．
[7]Mu-ming Poo，“Cultural reflections”，and seven other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and American-Chinese scien-
tists，in“China-Messages to China from the West”，Supplement to Nature—International Weekly Journal of
Science，11 March 2004，pp．203—222．
这篇文章2003年底首先在中国发表。
[8]Fairbank-Goldman，op．cit．，p．1．
[9]Orville Schell，“China’s Hidden Democratic Lega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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