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与中国的历史交往及战略报告

历史事件附录　关于不同时期犹太人与中国交往的注解

1．最早迹象：早期拉比时期和“加昂”时代

中国这个名称一定很早就出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要比一般人认为的时间早得多。犹太人何时知道中国的，他们第一次知道中国的时间在历史上记载不详。如果不是在后圣经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在早期拉比时代（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那个时候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已经真正开始了，犹太人也曾积极参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占领下的巴比伦的文明进程和经济发展。罗马人和波斯人了解中国，因为他们十分喜爱中国的丝绸，但是与中国商人的丝绸贸易并不是直接进行的，大部分丝绸在中东地区的作坊里再加工。从早期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犹太人在贸易中非常活跃，他们既是丝绸的制造商又是经销商。拉比文献中就有关于丝绸的文字记载，并附有许多旁注，从而显示出这种丝织品在古犹太人中深受欢迎并广泛使用。^[1]犹太人也一定与他们的罗马和波斯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样，听说过这个以盛产丝绸而闻名的国度。有人说shirajin这个在塔木德中代表“丝绸”的阿拉姆语（Aramaic）单词，从语言学角度讲，来源不清，可能与汉语“丝绸”这个词的“si”有联系。

犹太人什么时候首次来到中国，一直有几种说法。开封犹太人声称其先民汉朝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就来到了中国，如果这种说法确凿的话，就碰巧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难民到达印度的时间相一致。但是，多数历史学家赞同犹太人首次来中国的时间应更晚。显示犹太人在中国存在的可信的文献和踪迹差不多同时出现在8到10世纪之间，即唐朝统治时期。那个时候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伊本－卡尔达比赫，Ibn-Kordad-beh）讲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中，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所起的作用。当时的“拉唐人”（Radanites）是一群独特的犹太商人，他们把货物（伴随着科技知识）由陆路和海路从西班牙和法国经过中东转运到中国，并经由相同的路线把其他货物转运回来。

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一个名为伊尔达·哈－达尼（Eldad Ha-Dani）的希伯来作家擅长描写浪漫神奇的旅游故事，他生活的时代是在9世纪。他声称自己曾被绑架到中国——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相信这个故事。一位比较严肃的卡拉派作家阿尔－柯奇萨尼（Al-Qirqisani）、当时最伟大的智者萨亚迪亚·加昂（Saadia Gaon，10世纪）谈道：马索列提克的《圣经》读本中的“巴比伦篇章”，远至中国边境的犹太人也能阅读。^[2]这些不经意间在犹太传说中和学者们的眼光中对中国的旁注，显示出中国的存在，也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在那里或其附近生活过。那时候的犹太作家也一定知道这些实情。实际上，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圣经》的两页内容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和其他活动。两份文件都写在纸张上，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而这两份文件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8世纪或9世纪。一页希伯来文的祈祷词是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发现的。这些在已知世界另一端祈祷的犹太人，他们的祈祷词来自《圣经》中有关先知的内容和《诗篇》，这些祈祷词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悦耳：

召集起你离散的臣民吧！荡尽那犹大的罪孽吧！授予一面旗帜集合你的臣民吧！啊，耶路撒冷的缔造者……^[3]

2．开封犹太人：12世纪到19世纪

上面提到的早期资料并不能证明文化上的相遇（encounters），只是显示了接触或存在的事实，但不是对话。中犹之间文化上的碰撞，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亲和感，首次出现在开封犹太人的文字记录中。

1120年之前，北宋（960—1127年）都城（今河南开封）的一个小犹太社团非常兴旺繁荣，其成员至少部分来源于波斯。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该社团里的有识之士刻石立碑强调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和犹太教的信条、习俗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在会堂和其他地方放置许多这样的石碑，标有日期的就有1489年、1512年、1663年和1679年。其碑文在犹太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就曾看到和报道过；1942年被加拿大圣公会怀特主教（Bishop White）全文翻译成英文并第一次公开发表。

1489年碑的碑文记载了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的创立者，坚决反对偶像崇拜。1512年碑的碑文又重申了这些内容：

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1489］

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1512］^[4]

这些内容符合拉比传统中所叙述的亚伯拉罕破坏他父亲的石头偶像的事情，也与儒家精英们不支持中国人普遍流行的偶像崇拜哲学相一致。这些护教内容想要展示的是，犹太人很容易与正在建立文化标准的中国人找到共同点。我们找不到书面汉语对这些碑文的反应，但是可以确知官方的态度是友好的，因为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的明朝统治时期，对犹太人来说是个“黄金时期”。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极其严格的科举考试，作为文官和武将进入了上层社会。这在犹太人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国家里，仅11世纪的西班牙是个例外，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没有受过洗礼的犹太人还一直被严格禁止担任高官和重要的公职，尤其是禁止服兵役。

3．欧洲的启蒙时代：马纳色·本·以色列与巴鲁赫·斯宾诺莎

马纳色·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和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sh Spinoza）是西方两个划时代的犹太思想家，他们首次翘望中国背景下的犹太人，或者反过来说，犹太背景下的中国人。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他们一直在犹太人和中国人中享有盛誉。他们可能从未遇到过中国人，当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著书时，他们并不知道开封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达到了顶点。马纳色通过在1655年调停与英国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关系而在犹太历史上享有声誉，他恳求克伦威尔废除英国1290年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在他动身访问伦敦前，他以法文出版了他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Hope of Israel），随后又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在此书中他指出中国存在着犹太人，这些人是传说中的“十部落”的后裔，以此来支持他的观点：犹太人应该被允许生活在英国。^[5]

巴鲁赫·斯宾诺莎明显地对犹太人感兴趣，但是不包括中国犹太人，虽然他可能知道马纳色这个人并读过他的书。在1670年，也就是马纳色的《以色列的希望》出版20年后，斯宾诺莎出版了使他扬名的反传统著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a-Politicus），在这部书中，他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比较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命运：

我认为割礼的标志，就它自身而言是保持民族持久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确实，如果割礼并不是因为犹太教的根本原则使男人丧失男子气概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假如某一天机遇来临——人类的事物充满了变数——犹太民族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上帝也会再次选择他们。中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很好的例子。他们也非常虔诚地遵守留辫子的习俗，这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并且他们数千年来一直使自己保持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在这一方面他们远远超过其他古代国家。他们不是总能维持他们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会在失去之后重新恢复。当鞑靼人的精神风貌被奢侈的生活和懒惰削弱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恢复这种独立性。^[6]

这种比较是非同寻常的。只有在1948—1949年以色列和新中国诞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斯宾诺莎的远见。他懂得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悠久的文明有可能会在某一天从失败和被占领的状态中重新崛起并赢得独立，因为他们都十分顽强地维持着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斯宾诺莎对两个民族外部身体特征差异的强调超过了对文化记忆和语言的强调，这是不妥当的，但这并不降低他主要论断的力量。他是第一个理解这种相似的历史法则可能同样适用于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人。马纳色和斯宾诺莎之后，没有犹太或其他民族的继任者对这两个民族进行思索。仅仅在19世纪晚期中国人和犹太人才相互发现他们拥有的两种独特文化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在20世纪两个民族之间真诚和持续的相遇才成为可能。

4．现代犹太人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的犹太认知如何开始，又始于何时呢？答案显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群体性以及犹太人如何在100年或更早以前就察觉到了这些群体性。但相对于中国人如何意识到犹太人存在的问题（第4章第2节）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更有难度。难度源于犹太人在地理上的广泛分布，语言上的多样性，以及二战中遭受的毁灭。被毁灭的不仅仅是大多数的欧洲犹太人，还有他们的文化记录和生活记忆。直至19世纪末期，涉及中国的犹太出版物最成功的是关于中国犹太人的。犹太参访者和作家对曾经一度辉煌而眼下贫困潦倒的犹太社团的遗迹给予了新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由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把它作为增强宗教和民族团结情感的一部分。1900年，英帝国一位首席拉比的儿子马库斯·内森·阿德勒（Marcus Nathan Adler），在伦敦发表了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演讲，这一演讲稿很快就被印刷出来。1909年，一位商人学者S．M．帕尔曼（S．M．Perlman）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这一论文。尽管两位作者都将焦点放在开封犹太人问题上，但他们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显示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并进行了比较。阿德勒说：

中国人和犹太人都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但中国人同时又是最孤立的、拘谨的民族，而犹太人则可以被认为是分布最广泛且散居的民 族。^[7]

帕尔曼——也许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犹太作家——强调了古代中国没有歧视犹太人的事实，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对比显示出了犹太人的例外——不同于欧洲帝国主义在其鼎盛时期所表现的对中国的普遍蔑视。1911年，帕尔曼出版了他的现代希伯来语版的Ha-Sinim（《中国人》）——这可以确定是用犹太民族正在复活的既古老又崭新的语言写就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籍。^[8]在犹太世界，阿德勒和帕尔曼的著述意义非同寻常。阿德勒的讲稿很快被译成德语、俄语和希伯来语；帕尔曼的书被译成俄语和希伯来语，两者都多次以英文再版，或是精简版，或是扩充版。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能在绝大多数犹太人中广为传播。这一切被证实是犹太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犹太人产生热情的开始，但这种兴趣很快受到抑制，原因是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即去帮助俄国犹太难民、去实施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随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一个巨大的未被探究的问题是1900年至1939年间使用意第绪语撰写的中国文献。^[9]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意第绪语著作于1788年在德国出版，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一位渔夫的神话故事。一战前后描述中国的几本流行的意第绪语书籍相继出版。其中一本是《中国哲学与诗》（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etry），是A．阿尔米（A．Almi）于192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作品。作者用生动的意第绪语批评了犹太人对认知中国兴趣的缺失，其话语至今仍可用到一些犹太人身上：

通常我会听到这种奇怪的论调，“为什么突然会是中国人？多写些犹太人的事情吧！”好像整个世界，中国人或者鞑靼人与我们毫无关联。诸如此类的争论颇具自负和地方狭隘主义。我们为我们自己建造了“隔离中国的犹太樊篱”。至多，我们会偶尔感受到柏林或是巴黎的气息，但这已经是我们视野的边界了。“什么——中国，印度？你简直是彻底疯了！”^[10]

犹太人对中国认知的另一线索表现在对中国艺术的狂热——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表述。19世纪初，德国犹太人的捐赠对于形成德国对东亚艺术的公共收藏局面是不可或缺的；犹太人对东亚艺术的捐赠构成了极大的组成部分。直到1914年前后，德国没有公共资金是用于中国艺术的。1901年德国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谈到德皇威廉二世时，抱怨说：“哎呀！国王陛下对黄种人的厌恶也同样延续到他们的艺术上。”^[11]不同于德国皇帝的种族厌恶，犹太人对中国艺术极为推崇。1929年在欧洲柏林举行的首次中国艺术品综合展览会上，所有1272件展品中，绝大部分的收藏者是犹太人。^[12]自那时起或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国家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还有法国，也收藏了中国的艺术品。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的情感——在2001年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一次中国艺术品特别展会上即可感受到。^[13]也许犹太人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基于强调色泽、形式及山水画所传达的“无声的诗”^[14]的抽象美，而这种美感超越了人体之美，这种艺术并不涵盖基督教的含义或象征。(www.xing528.com)

在讲德语的国家里，中国哲学与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从1910年起，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就将道家思想介绍给犹太读者以及更多的德国观众。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道教的阐释与翻译，这些成果非常受欢迎。1938年移民到以色列后，他首次用现代希伯来语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经》的主要内容。自15世纪、16世纪开封犹太人寻求儒家思想与犹太教宗教上的相似点以来，马丁·布伯向世人展示了犹太人为寻求犹太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所共有的宗教—哲学观点而付出的最具影响的努力。但他的兴趣在于道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在老子的经典著作与传说中，布伯发现儒家思想与18世纪在东欧犹太人中广泛传播的神秘运动——哈西德运动有着相似性。在这两种神秘文化中，这个犹太哲学家着迷的是世俗生活中那些自然现象与超自然现象的并立，神与人的交流，仿佛自然与超自然都是不言自明、显而易见的。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犹太汉学家的贡献开始在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和文化欣赏中产生影响。从世纪之初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历史学家已经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他们从介绍一些被人遗忘的社团和遥远的中华帝国的小册子的编写者变为世界级的汉学家，正如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犹太人已在汉学领域突显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源自他们自己民族的观点、视角和情感应用到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实中来。

中国人与犹太人都有着古老的文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都努力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中犹民族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早已使伟大的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莱温森（Joseph Levenson）着了迷。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化持续性问题》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主导了整整一代汉学家的学术探讨。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显赫的哈佛学者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的后期作品，尤其是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年）。莱温森和施瓦兹都承认，他们对现代中国及其古老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与他们对自身的犹太过去的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施瓦兹的一篇随笔中，他赞颂了早逝的朋友莱温森，他在文中提到他自己和莱温森的犹太性是两人与中国产生深刻的情感相通的关键性因素：

他对现代中国及其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他毫不掩饰地关注犹太人的过去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我和他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与他特别接近。保留他的客观性，我认为正是这种关注给予他的思想以诚实和真实性，而这种诚实和真实性在那些自负地认为自己已超脱了自己的工作并自以为是客观的学者的作品中还未找到。^[15]

犹太汉学家已开始对一些陈腐观点进行挑战。保罗·科恩（Paul Cohen）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施瓦兹的同事，他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攻击了那些研究中国的“高智商的美国历史学家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他们的“西方中心论”。^[16]不用说科恩这本书的译本在中国很畅销。中国学者间接指出，科恩的犹太出身使他能对中国持一种远离主流的态度，并能提出新的独特的观点。在其他学者已将关注点转向中国文学和诗歌、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国当代文化史、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人权、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中国的军事以及其他当代问题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与此同时，犹太历史学家也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开封犹太社团保存下来的古老文献上，或者集中在20世纪上海、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上。这些学者想研究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真实的历史交往。他们考虑通过真实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经历来研究两大文明的共性。

会出现同样尽职的新一代的犹太汉学家吗？这一答案比学术兴趣更重要。这将不仅仅影响中犹之间未来的文化交往，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彼此的理解和赏识。

【注释】

[1]These references are in the Mishnah and Tossefta（both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century C．E．but containing much earlier material），the Sifra and Pesikta（early and late Midrash），and also in the Babylonian and the Jerusalem Talmud．A useful and ext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se sources in Samuel Kraus，Talmudische Altertümer，Leipzig，1910，pp．140—141，543—544．

[2]Moshe Gil，A History of Palestine，634—1099，Cambridge，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1992，p．503．

[3]Ph．Berger and M．Schwab，“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Hébreu”，Journal Asiatique，Onzième Série，TomeⅡ，Paris，1913，p．165．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4]William Charles White，Chinese Jews，2nd ed．，reprint，Toronto，1966，pp．8，45．

[5]Salomon Wald，Chinese Jews in European Thought，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Youtai—Presence and Perception of Jews and Judaism in China”，Schoo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19—23 September 2003，pp．8—10．

[6]Spinoza，“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Tractate”，Complete Works with translations by S．Shirley，ed．and Michael L．Morgan，Indianapolis/Cambridge，2002，p．425．

[7]Marcus N．Adler，“Chinese Jews”，London，1900，Jews in Old China—Some Western Views，ed．Hyman Kublin，New York，1971，p．94．For Perlman，see S．M．Perlman，“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ina”，London，1909，ibid．p．167 ff．

[8]Irene Eber，“A Critical Surve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Hebrew”，One Into Many—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ed．Leo Tak-hung Chan，Amsterdam-New York，2003，p．303．

[9]Irene Eber，Sinim ve’Yehudim，Mifgashim ben Tarbuyoth（“Chinese and Jews—Encounters Between Cultures”），Jerusalem，2002．最近，埃贝尔（Eber）教授从二战前波兰的意第绪语报纸上发现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无名作者翻译的中国诗歌（口头交流）。讲意第绪语的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必须考虑到。

[10]Chang Shoou-Huey，“China und Jiddisch-Jiddische Kultur in China，Chinesische Literatur auf Jiddisch”，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ƻto Shanghai，op．cit．，p．487．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11]Cella-Margaretha Girardet，Jüdische Mäzene für die Preussischen Museen zu Berlin，Engelsbach/Frankfurt/Wash-ington，1997，p．101．

[12]Ausstellung Chinesischer Kunst，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und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Künste，Berlin，1929．

[13]Rebecca Bitterman，ed．，China：One Hundred Treasures，Jerusalem，2001．

[14]The painter Shen Hao（circa 1630—1650）gave this title to an album of his landscape paintings．Museum Riet-berg，Tausend Gipfel und Zehntausend Täler-Chinesische Malerei aus der Sammlung C．A．Drenowatz，Zürich，1983，Fig．21．

[15]Benjamin I．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Maurice Meissner and Roads Murphy，eds．，The Mozartian Historian，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Levenson，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76，p．101．

[16]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1984，pp．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