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转折之举！

对于中共八大，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为何能制定正确的路线？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想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力求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制定正确路线的主观原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就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时期肯定也不会搞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积极支持。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照抄照搬的情况。对此，毛泽东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a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出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1956年在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们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在党和毛泽东准备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大。在大会即将闭幕的头一天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秘密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内容披露后，立即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掀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看到，原来一直被膜拜的苏联经验并非完美无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简单模仿苏联的办法终究不能代替自己探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大解放（毛泽东称其为“一场解放战争”），促使他们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

所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a这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也指出：要强调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他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b

第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由京广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他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薄一波去向他汇报工作时，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很感兴趣，即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当即答应下来，于是就有了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再由各部汇报。汇报从重工业“口”开始。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国家计委。据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逐日编出的《中央大事记》来看，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a

34个部委汇报整整用了37天。汇报结束后，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从4月12日到4月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主要是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计委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委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在进行归纳和整理。

在听取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历史表明，毛泽东听取各部委工作汇报的举动，成为开启探索任务的重大关键步骤。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十大关系的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论十大关系》结束语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a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正是在《论十大关系》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共八大理论上的辉煌。

第三，领导集体的审时度势，为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6年，在开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谦虚谨慎的，对国情、党情、世情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www.xing528.com)

对国情的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195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对党情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判断也是清醒的。如上文所提及的，无论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都体现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趋势和努力。

对于世情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判断也是准确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信息社会正式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他说：“表面上，美国看来是一个繁荣的工业经济社会，然而一块无人注意的具有象征性的里程碑却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1956年，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工业的美国正让位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我们大多数人是历史上第一次同信息打交道，而不是生产商品。”“第二年——1957年——标志着信息革命全球化的开始：苏联人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这正是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人造地球卫星的真正重要性不是它开始了太空时代，而是它引来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时代”a。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端倪可见。这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在北京举行。 9月27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步出会场。
蔡尚雄摄（新华社稿）

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感觉到了科学技术革命到来的征兆，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鉴于中国落后的情况，周恩来发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的紧急呼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为了“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其道路就是认真培养专家特别是高级专家和知识分子，发展和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肯定“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a。

为了紧跟世界科技革命的脚步，195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负责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这一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界和文化界阐明了这一方针。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

因此，从世情的判断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党，这也为八大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保障。相反，一个政党如果缺少或遮蔽了世界眼光，其制定的路线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的，后来的中共九大就是一个反证。

第四，党内的民主气氛，为制定正确路线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八大前后，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洋溢着宽松的民主气氛，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能够自由交换意见。在会议文件的准备方面，当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气氛。有人散布说，毛刘的矛盾始于中共八大。甚至说，刘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给毛看。这些传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毛泽东本人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此外，会议代表的选举、大会的发言等方面，以及在会议的发言，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体现出浓厚的民主气氛。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八大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可惜的是，随着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准备起飞的发动机，从而使这次探索成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a此后20年中，“左”倾错误日趋严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