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科学主流地位的缺陷与影响

一、“性科学”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和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4]。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与文化进步。这在“性”方面也不例外。（Gagnon ＆Parker，1995）

从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5]、弗洛伊德（Freud）及其追随者^[6]、霭理士（Ellis）、桑格（Sanger）^[7]、金西（Kinsey）、莱赫（Reich），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 ＆Johnson）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Gagnon ＆Parker，1995）。

这些研究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从研究视角上看，这些学者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做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Gagnon ＆Parker，1995）在这种倾向下，“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用生物学来解释，用医学来改善（Tiefer，1996）。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国际上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8]

但是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唯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涵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潘绥铭等，2004：1～17）。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

不过，这种“性的科学主义”的先天缺陷也是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而且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三项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它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来说毫无意义。(www.xing528.com)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验者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的“性反应周期”（马斯特斯、约翰逊，1989）。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也仍然很难被超越。可是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这样的科学家反复地测量，而是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啊。也就是说，要么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与这样的实验毫无关系，要么就是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法代表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

恰恰是这个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在性研究领域，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称之为“非科学主义”的视角。从此，所谓性社会学才真正地出现了。它绝不是反科学的，也不会否定科学的应有位置（比如它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更不屑于与伪科学为伍，它只不过是要把科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防止科学被“主义化”和绝对化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Gagnon ＆Parker，1995；Vance，1999；Weeks，1985；Rubin，1989；etc．）

当然，历史绝不会这么简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Wilson，1975）。这里面当然有性别政治的因素，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于我们仍然没有充分地宣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如果有人好心地夸奖笔者“很科学”，笔者总是格外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