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的抗战历程

二、抗日战争时期

1.科教机构大搬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机关和大学都被迫西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往四川北碚，其在南京的三座大楼和动植物标本楼，全部毁于日本炮火。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迁往武汉，动物研究所迁往昆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先迁广西阳朔而后又搬到四川北碚，十分艰辛曲折。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没有搬迁，房舍为日军占领，标本受到损失，但该所已与云南省合作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将科研人员转向了云南昆明。

在这民族危亡之际，许多高校也向大后方迁移，例如，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北碚，武汉大学迁四川乐山，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搬迁至昆明。其中，后两者大迁移办学留下很大的反响。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决定学校不内迁西南大都邑，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以传播文化、唤起民众抗日，转徙三年（1937—1940）经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贵州遵义、湄谭、永兴三地办学7年，直至1948年5月开始返回杭州。浙大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树立起了一面战时“流亡大学”的办学旗帜，做出了成绩，享誉国内外。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西迁至昆明建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为国储备了大量人才，特别在生物科学领域值得一提。

2.西南联大储备人才

抗日战争一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南迁，本想在长沙建校，但看到长沙非长久之地，就决定三校联合南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故叫西南联大。教学经费由教育部统筹，行政事务由原来三校主管人负责。当时北大校长为蒋梦麟、清华为梅贻琦、南开为张伯苓。(www.xing528.com)

据记载，1938年2月师生分两路南迁，由李继侗、闻一多（清华）、曾昭抡（北大）和黄子坚（南开）带领2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由长沙出发，步行三千五百里，历时68天到达昆明，写下了大学师生抗日史诗的光辉一页。另一支队伍由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搭海轮到越南的海防，再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生物学系主任由李继侗担任。

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师生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面同心协力办学，坚持科学研究。虽然条件非常简陋，但能因地制宜开展教学工作，学校实行“通才教育”，基础扎实。当时西南联大的物理学系和生物学系的教授均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就有杨振宁和李正道两位学生。

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在大普集，学术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聚集了一批学者，诸如王伏雄、吴素萱、赵以炳、陈桢、沈同、张龙翔、殷宏章、娄成后、陈阅增、罗土苇、薛应龙等。当时西南联大已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其中也包括一些归国的年青学者；还有外国学者访问，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多次来访，把科学研究新进展带进来。由此可见，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尚与世界沟通以培养人才，也是为新中国成立储备建设人才。

在这抗日大后方的昆明，还有另一批农林植物学家在此聚集，即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胡先骕和蔡希陶在昆明创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他们有的是短暂停留的，有的是开展研究的，这包括郑万君、张英伯、陈封怀、吴征镒、俞德俊、袭自知、王启元、汪发钻、秦仁昌、匡可任、冯国楣、简竹坡等。这个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工作站，而后改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