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针对城市跨界合作制度化缺失的治理困境，广东省在实践中采取了混合（省市两级政府协同）治理模式［29］。推动城市间合作的“结对子”，耦合深圳资本空间依赖需求及汕尾摆脱边缘经济塌陷诉求，对深圳与汕尾市进行权力下放，通过权力尺度下移破解治理困境，通过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的地方自主权四种措施形成权力尺度下移的区域治理机制。
4.3.1 资源注入
省级政府多筹并举，帮扶供应用地指标。全省层面，省级政府将用地指标纳入全省土地利用年度专项计划。2015年出台的《广东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在大幅取消12个城市的扩容提质指标的情况下，保留了合作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2014与2015年分别供应70 hm2与370 hm2的建设用地指标。地市层面，由省政府出面协调汕尾城区、海丰县供给土地指标。合作区层面，省政府支持围海造陆新增土地指标，支持增减挂钩调整指标分布。对符合土总规、符合年度指标、符合耕地占补平衡和符合报批条件的农用地，支持转用与土地征收。此外，省政府集中专项资金与优惠补贴，给予资本注入。一方面，出台产业园区扩能增效方案，计划5年内向合作区注资135亿元，安排产业集聚和企业创新专项资金共40亿元；另一方面，要求职能部门运用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合作区产业。同时，省政府对合作区企业出口退税指标实施单列，颁布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
4.3.2 事权下放
人事安排基本交由合作区自主管理，党工委书记与管委会主任由汕尾和深圳各自推荐，省政府并未外派领导或直接委任。党工委与管委会自主对下设部门定岗。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经由深圳与汕尾协商，广泛交叉任职。省政府鼓励自主制定公职人员考录招聘工作方法，自主探索制定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人员薪酬体系、福利方案及工资政策。此外，省政府同意合作区同时保留两市的人才引进政策。
4.3.3 去管制(www.xing528.com)
省政府于2015年出台［粤府令第216号］《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定》，以立法形式解决了管委会的主体资格问题，授权合作区调整管理机构的管辖范围及权限，赋予自主设立工作机构的权力。同时，省政府授权合作区管委会提出行政管理职权目录，并将依法调整后的职权移交给合作区管理机构。规定还明确合作区建设和管理的重大问题由两市联席会议决策机制协调解决。相较于常用的上级监管或省直管模式，“放松管制”的力度明显更大。
4.3.4 扩大地方自主权
合作区被省政府赋予地市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其发展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两市政府负责审查，区别于“省级审查”机制，扩大了合作区的地方自主权。《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年）》融合了各专项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编制与批复工作均在一年内完成，快速解决了规划建设的法定依据问题。
合作区在治理能力上充分获得资金使用、人事招聘与任免及日常事务管理上的高度自治权。通过以尺度下移为目标的区域政策，合作区在短短五年内基本完成包括土地征收、公务员招聘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发展事务。人事任命上，一部分属于保留的汕尾市公务员，另一部分则来自深圳公务员招聘，享受深圳公务员待遇。同时，由于在日常事务中具有独立管理权限，合作区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借助深圳的雄厚经济实力及快速基础设施开发，开创“研发+生产”模式，吸引一批诸如腾讯（大数据中心）、万泽航空、华润集团等企业入驻。在最新提出的“三年行动计划”中，设定2021年合作区目标GDP达到150万元，城市人口达25万人。最终，合作区在省政府权力尺度下移与地方积极建设中，快速成长为区域合作的示范标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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