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城镇转型的科学依据及发展趋势分析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城乡对立实则是受早期工业化条件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城镇化恶果。在这种城镇化发展中，各种有效生产要素和良好发展条件都向城市集中，同时使农村经济社会极度衰败，变成与城市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世界。所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2]。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作为革命目标性的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一定要消除这种长期形成的城乡对立。到那时“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3]，“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4]。因此，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5]。每个人都成为“全新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6]这属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7]的整体性、本质性变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共产主义理想观出发看待城乡关系的变化的。同样，与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客观规律性相统一，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也在历史的客观趋势中揭示了城镇化变革的规律性，并告诉人们这种规律与革命进程的高度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英明预见，为我们关于城镇化模式创新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实践的进程看，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相一致，国际城镇化从城乡关系变化的特征去分析，大体也经历了“城市瓦解乡村”（工业化早期）——“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化中期）——“乡村-城镇转型”（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性模式的变革。^[8]特别是这第三阶段模式，从发达国家所看到的情况说，事实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的特征。一个很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考察证明，^[9]发达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在达到50%以后，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可以分为五个“里程碑”式的演变，而最后（第五阶段）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事实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镇正在进入一个区域化的阶段”，这属于“后现代城市的特征。”^[10](www.xing528.com)

依据这个权威考察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本文认为这种“城镇区域化”的“后现代城市”大体可以归结为五个特点：第一，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一体化，城市中享有的各种设施条件，在普通的农村都可以享有，包括家庭污水处理、村庄游泳池、湿地花园等近乎奢侈的设施，在农村都一应尽有。更重要的是农村已很好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酷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但是，那是一个现代技术下的‘桃花源’。他们否定了现代化的弊端，接受了‘桃花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11]第二，在城镇化道路上都经历过“城市病”困扰，然后都采取了由集中到分散，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到重点发展郊区、卫星城市和小城镇，由忽视农村建设到强调“城乡等值”和“城乡均衡”的调整和转变，并且开始了一条城镇化的新路径。“二战后50年，老欧盟的城镇化主流方向是原先的乡村人口就地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不一定是向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转移，而是留驻在原先的乡村地区，在那里建设起一座座‘新城镇’，以致造就了‘无尽的城镇’”。^[12]第三，在居住上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许多人工作在城市，而居住在农村，农村成为富人首选住地。据欧盟2005年统计局的数据，尽管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比例在3%到4%不等。但是欧盟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90%的农村地区，而另外50%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10%的城市地区。^[13]第四，在众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已实现城乡收入基本均等，农民的收入中很大一块是从国家的资助或补贴中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也与城市人口没有什么差别。第五，鉴于城乡差别的化解，对城、乡（村）标准的划分，都转变为按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数量来确定，即从人口居住密度上加以区分，而不是从其他什么差距上确定。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标准，人口密度小于每平方公里150人，就是乡村。^[14]

显而易见，国际“城镇区域化”的发展同我国提出“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及本文称之“乡村-城镇转型”的城镇化模式，在发展趋势上是完全吻合的，表现出城镇化道路的否定之否定演变。早期的城镇化与早期的工业化相统一，其所需要的条件只能来自传统的农业，只能走生产要素由乡到城集中的路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采取集中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创新，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把生产要素集中于一城一地，便不会有工业化的成功推进。因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瓦解”农村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城乡对立的出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结果。由于早期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城、乡发展中的双向弊端和压力，自然地引发了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回馈性政策调整，从而也就形成了城镇化路径和模式的转变，其最终结果是推动了新阶段模式的出现，并逐步地由部分性、政策性调整，演变成为整个城镇化理念和整体路径的创新，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和建设“无尽的城镇”的路子。总之，在经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之后，城乡关系便由早期的对立，又回归到了“一体”，但这绝不是退回到城镇化发生前的“一体”，而是一种经历了新“否定”之后的新的“一体”，是一个历史性进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