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的理解与表达

上文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即货币的效力似乎建立在普通当事人对于货币数量缺乏了解的基础之上；假如普通当事人充分地、密切地关注货币发行活动，货币发行当局似乎就不能影响他们的行为了。实情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假定从明天开始，每个人都随时随地关注着货币发行活动，而中央银行的行为也都予以及时而充分的披露。毫无疑问，货币注入的效果一定会区别于此前的情形。人们对于货币一定会更为敏感，而货币注入的应有后果一定会更为迅速地显现。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后果将会等同于7.2.1 节所提出的更改币制的后果呢？是否意味着，如果中央银行增加发行5%的货币，当事人就让币值立即下跌5%，而把物价立即上调5%呢？

此类问题必定会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个人现在都必须做出一定的判断。换句话说，每个人现在都必须研究或者学习货币理论了。请注意，在上述问题中，我们并没有假定通信与计算的代价为零，当事人仍然处于算法的世界；我们只是假定当事人分配了一点注意力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暂不考虑对注意力的这种占用所导致的当事人日程表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事人现在将会处于我们所在的位置上。经过研究，他们最终将会明白（假如这里所述的货币理论是正确的）：货币增加发行5%，并不等同于币值下跌5%以及物价上涨5%，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超额发行的数量以及发行的速度。可以相信的是，一旦他们明白了这一点，大部分人对于货币发行问题也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就会回归以前的生活状态（即使这种回归不是完全的）。

这就是说，人们通常对于货币发行问题的漠不关心，是有它的道理的。尽管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货币理论，但是，凭借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生活经验与常识，他们认为货币发行问题无须过多关注。他们也不介意货币的增发，因为货币的增发并未破坏他们的生活。关于货币的真理就这样渗透在社会之中，不知不觉地为人们所利用。与货币理论相独立的是，货币发行者（通常都是官员）也必定是颇为了解这个道理的，因为货币数量问题是他们在具体操作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很难想象他们会对此一无所知。尤其是在商品货币的条件下，金银币都是真切的实物，它们不可能发生如今的信用货币体系所催生的二元论问题。人们会像理解商品数量那样来理解货币的数量。——当然，由于黄金产量的增长速度通常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那时的经济必定是因此而吃了亏的。

这就启发我们来再次回顾一下货币的性质。

货币的产生牢固地建立在思想的实在性之上。只要我们以算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思想，货币的出现就具有不可避免性。即使当事人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货币问题乃是源于他们自身，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他们无法通过改变自身（以及自己的思想）来消灭货币，因为，他们用来思考货币问题的那些思想本身，仍然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一种货币制度的确立（包括建立人们对它的信任，以及普及关于特定币种和币值的知识，等等）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它是历史上的人们进行实实在在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不是哪个人念头一转，就可以把它推倒重来，就可以以新的币制来取代旧币制的。这些特性恰如物质商品。即使一个人知道如何来生产摆在他面前的商品，他可能也不得不掏钱购买它，因为他已经来不及自己动手去生产它了。(www.xing528.com)

货币是人们的约定与特定物理手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恰如商品是生产技术与物质材料相结合的产物。过去，作为思想的两种具体形式，人际约定与生产技术都被排除出了经济理论；现在，它们不仅都同时可以回来了，而且都应当成为经济现象的灵魂了。就“约定”而言，货币类似于法院的判决书。任何“货币”，不管它在物理形态上如何与真实货币相似，倘若它不是由货币发行机关所发行的，或者法律所允许、所认可的，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货币”，它就只能是假币。同理，一纸文书，倘若不是真正由法院所制作和发放的，无论其在物质形态上与法院判决书如何相似，也都不是真正的法院判决书。货币与法院判决书都只是人们的特定思想的承载者与表达者。当货币被用于商品交易时，它仿佛是在向卖家诉说：“持有我的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按照公认准则是得到了认可的，我就代表这种价值，我的数量就代表这种价值的大小；因此，如果你接受我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所创造的价值同样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因而你也就可以使用我来购买其他商品。”货币就是这样一个“信使”。记忆力有限的人需要为自己做记号，缺乏相互信任的人们之间也需要公认的“记号”，以便相互传递这样的信息。

同为实在物，但具体性质却可以不同。同一个法院判决，无论制作多少份文书，都只意味着同一个法院判决，但货币就不同了。就好比网站或者老师所颁发的分数一样，货币是人们有意地设计出来用来表达某种同质的对象（价值）的数量的，它的特点和用途就在于对数量的表达。它用同质的单位货币的数量来表达它所要表达的数量。因此，货币一产生，就天然地存在着一个“数量”的问题。一笔货币倘若在这里发挥作用，也就不能同时在那里发挥作用，因此，当这两个地方同时需要货币时，就需要同时准备“两份”货币。这个特点其实与任何思想都是一样的。当一种思想在一个大脑中发挥作用时，它就不能同时在另一个大脑中发挥作用，所以，当两个人的大脑都需要运用特定的思想时，当事人就必须进行“学习”，也即把特定的思想另行“拷贝”一份，并“安装”在自己的大脑中。这种“拷贝”貌似简单，其实并不很容易，因而，社会中的“良性思想”的份数多寡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发展程度。每个“份额”的货币都在无数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地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每个“份额”的思想也都在无数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地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与一般商品相比，货币理论所揭示的货币运动的规律其实一点儿也不特殊，因为大部分商品实际上都存在着类似的特征与问题；因此，货币数量问题也还可以继续通过与商品数量的对比再进行说明。大部分商品的寿命都不是暂时的，都是可以延续和重复使用的，因此，它在空间中的布局以及在时间中的运动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需要存在于社会中的该商品的数量。例如，洗衣机的性能固然决定着消费者要不要购买它，但是，所需洗衣机的数量却与人们共享它的方式与程度有关。倘若公寓楼不（像美国那样）配备公用的洗衣机，那么每家每户就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洗衣机，对洗衣机的需求量也就会很大。反之，当社会普遍接受“公用洗衣机”的安排时，洗衣机的需求量必定就会减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洗衣机想象为像货币那样在各个用户之间高速地“运动”。运动速度越高，则所需洗衣机的数量也就越低。由此我们就可以取得关于洗衣机数量、共享程度、衣服数量、洗涤频率等变量之间的“恒等式”；这将类似于“货币恒等式”。同样地，人们看到工厂在输出洗衣机，也绝不会立即肯定洗衣机将会降价。只有当供过于求时，洗衣机才会降价。假如洗衣机疯狂地生产以致无处不在的话，它也就变成了一种祸害，甚至可以为祸甚巨。因此，关于洗衣机的数量，既存在着各种边际效应，也存在着“最优洗衣机数量”的问题。

商品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体系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货币绝不是一个特例，货币理论也绝不是经济理论的一个特殊部分。导致这种分裂的原因，既在于关于商品市场的不正确的静态理论和所谓的“流量理论”，也在于“思想不能与物质并列为研究对象”的观念。这两者的背后实际上是同一个原因。“计算时间为零”的假设把货币从经济理论中撵了出去，迫于无奈，只好又把它作为特例请了回来。这等于给货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项特殊的“优惠政策”。货币理论是正确的经济理论的一个前奏。货币理论本身虽然也需要修改，但大体上说来它是值得推广的。我们需要在这种推广的基础上来构建统一的动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