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产升级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监管逐渐落后

2015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就振兴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考察时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综合治理措施，落实目标责任，推进清洁生产，扩大绿色植被，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其中习近平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清洁生产，另一条是扩大绿色植被。清洁生产实质上就是绿色生产，扩大绿色植被是提升生态环境这种绿色公共物品的水平，属于绿色环境惠民的范畴。绿色生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路径，所谓绿色生产是指为了实现节约能源、减少消耗、减少污染的目标，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实施工业生产全过程的污染控制，使污染物的量最少产生的全面措施。绿色生产和清洁生产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定义绿色生产，根据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组织生产过程中，创造绿色产品，以满足绿色消费。在过去，清洁生产的概念更侧重于工业生产，因此绿色生产在一定意义上，清洁生产的内涵比清洁生产更广泛。

目前我国绿色生产的现状如何呢？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呢？这里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李静、倪冬雪（2015）对我国工业行业2001—2012年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的两阶段的效率、生产率及构成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工业治理阶段绩效优于绿色生产绩效；重工业和高耗能行业是造成综合绩效低下的主要行业；税收调整对各工业行业综合绩效和绿色生产绩效水平造成较大的冲击，高技术行业不但综合绩效高，且实现了自身绩效和国家贡献的双赢^[11]。李静、倪冬雪（2015）认为：①我国工业的污染物治理能力较好，但污染物减排能力较弱。目前我国工业的污染减排遇到了技术瓶颈，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污染物减排的激励约束政策，在加大减排努力的同时推动减排设备和减排技术的发展，增强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借鉴和引进国外处理工业污染物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把减排纳入常规生产过程，使之变成企业自觉的内部行为。②努力促进我国重化工业和高耗能行业的绿色转型，综合利用法律、节能减排政策、税收以及诸如污染物总量控制下的交易模式等政策和经济杠杆，努力促成行业的清洁生产。③我国工业综合利用各要素进行协调生产的能力还不高，应加强对各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通过寻求各种投入资源之间的有效配比，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产出水平；重视各行业的规模经济提升；同时应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构建系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加强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12]。(www.xing528.com)

柳键、曾剑锋（2014）运用博弈论分析政府监管与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绿色生产利润微薄会导致企业非绿色生产。据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乳制品行业、2011年药品工业生产企业、2011年粮油龙头企业丰益国际小包装粮油产品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5.42%，7.98%，0.08%，从而出现“三聚氰胺”“毒胶囊”“地沟油”等事件频发的现象。②随着绿色生产效益发展水平的升级，制造商采取绿色生产的可能性增加，政府监管检查的概率下降。政府处罚的力度越大，制造商越有可能采取绿色生产，政府监督的概率越低；另一方面，政府监管检查成本降低，将会提高制造商采取绿色生产的可能性，同时增大政府的效用。随着绿色生产利润提高，制造商将会采取混合策略，此时政府应该随机监管检查，不仅要加大监管处罚力度而且设法降低检查成本，降低非绿色生产利润，提高绿色生产的可能性，助推非绿色生产调整为绿色生产，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③当绿色生产效益处于中级状态时，随着绿色生产效益的提高，制造商采取绿色生产的概率不发生改变，而政府监管检查的概率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制造商的利润只受绿色生产利润影响，与非绿色生产利润无关。由此说明，尽管制造商只是以一定概率进行绿色生产，但是为了增加自身利润，制造商会致力于发展绿色生产。当制造商与政府分别以一定概率采取各自行为，政府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和设法降低监督检查成本，提高绿色生产的概率，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④随着绿色生产效益发展水平的升级，制造商将自觉绿色生产。随着绿色生产效益的增加，制造商更愿意采取绿色生产，此时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绿色产业回归到市场调节状态，同时需要制定配套的处罚措施，体现处罚的威慑力，制止非绿色生产，间接地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绿色生产达到成熟期，制造商采取先进的绿色技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因而进行绿色生产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较大幅度地增长，从而成为制造商的自觉行为。如在绿色环保产业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制造商主动积极进行绿色生产；相应地，欧美政府对绿色产品检测不达标的制造商收取巨额罚金，对非绿色生产现象进行强有力地制止，间接地促使制造商进行绿色生产。⑤由于绿色生产效益上升较快，绿色生产利润在较短时间内高于非绿色生产利润，所以制造商由非绿色生产直接转型为绿色生产，同时政府从监督直接转变为不监督。这表明，当绿色生产效益由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的快速上升，制造商能够直接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盈利潜力较大的绿色产业，政府加大处罚的力度，虽然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但是也会降低制造商的利润，不利于激励制造商发展绿色生产，此时政府应该不仅改变监管检查的行为，而且设法降低监管成本，这不仅能够增加自身效用，而且在不影响制造商利润的前提下间接地对非绿色生产起到威慑作用，促使制造商进行生产转型，发展绿色生产^[13]。

柳键、曾剑锋（2014）针对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如下建议：①促进绿色生产关键在生产效益，政府必须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支持企业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配套设施，加大宣传提升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对消费者绿色消费予以补贴等措施，扩大绿色产品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对绿色生产给予金融、税收、投资等优惠政策，降低绿色生产成本。②针对绿色生产不同阶段，政府不断调整监管策略。对于绿色生产效益上升企业，政府可以逐步降低监督检查力度，但仍然要保持高的处罚力度起威慑作用，使得绿色生产企业逐步转向自觉绿色生产；对于绿色生产效益下降企业，必须加大监督力度，但监管不一定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为此，政府加快制定相应优惠政策，为绿色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需求创造有利环境。目前，绿色生产效益普遍不尽人意，所以政府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绿色生产创造有利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