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完善思想的批判：文化与社会批判学者对自由主义的质疑

并不夸张地说，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批判学者对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推行自我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凭借其所占据的“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成为一种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态势，从而导致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进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包括其他各方面的学者）。就西方思想界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内部来说，批评的尖锐程度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卡尔·布兰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仅揭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且描述了资本主义自由调节的市场带来的可怕社会后果。他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36]。在布兰尼看来，“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37]。他强调，“保护主义促使竞争性的市场转变成为垄断性的市场。市场越来越无法被描述为一种自治的制度，无法被描述为让竞争着的原子在其中运转的自发机制”^[38]。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论说，“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39]，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40]。

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反对所谓市场的自动调节。他认为，“市场被绕开或被改变性质，价格被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垄断机构所任意确定，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我确实相信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效能，但我不认为它真正万能”。布罗代尔揭示，“近五十年来，虽然经济学家在经验的教育下，不再坚持‘听之任之’、市场自动调节这类主张，但在今天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中，神话仍然没有完全破灭”^[41]。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布罗代尔发展了一套理论框架反对原有的观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首当其冲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竞争的市场，而布罗代尔却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反市场（contre-marche）的制度。”^[42]换句话说，经济生活被布罗代尔定义为真正竞争性的行为，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集中的领域和相对高度垄断的领域，即反市场的领域^[43]。

师承于庞巴维克的熊彼特主要是从技术或创新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44]。他借用生物学的术语，把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称作“产业突变”（industiral mutation）。熊彼特指出：“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他进一步解释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革命“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对革命后果的吸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视为创造性破坏，革命与对革命后果吸收合并起来的过程称为“经济周期”^[45]。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掩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被掩盖了。而且，熊彼特是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借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术语，但对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给予了直接批评。他说：“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46]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论调注定会为权威主义甚或十足的法西斯所挫。哈维对波兰尼的自由主义诊断给予肯定：“波兰尼的诊断看起来与我们当今的状况特别合拍。”他认为，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布什称之为人类进取心之顶点的市场自由，事实上不过是不加限制地将企业垄断权力和可口可乐扩张到各地的便利手段而已。”^[47]

经济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提出，“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乃是限制市场自由的产物”^[48]。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产生的高水平的经济效率是伴随着对经济市场性的严格限制而来的”^[49]。在布洛克看来，“认为允许更大程度的市场自由将无一例外地提高经济效率的观念，纯粹是一种空想的说法”。这是因为，“现实中的经济表现为多种微观经济选择、社会调节和国家行为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50]。总之，布洛克认为，“无论市场自由有多大，政府计划有多全面，两者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51]。

对于自由市场的观念，经济学家罗伯特·博耶提出了非常直接的挑战。可以说，“在经济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依赖纯粹的市场机制，它所解决的问题和它所产生的问题一样多”^[52]。他认为，“更深的理论发展推出了新的结论，总的说就是否定了市场机制的自我均衡”。针对自由市场理念的鼓吹，他指出，“在真实的经济里，市场是愚笨的，不可能对监控金融、质量、评估，或工人的忠诚等尽到主要的责任”^[53]。可以说，“事实上，市场万能性的看法已经受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许多最新成就的挑战”^[54]。(www.xing528.com)

英国思想家约翰·格雷也对把自由市场看做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传统自由主义幻想给予了批评。他说：“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55]

无疑，对资本及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调节和完善的批判最深刻的莫过于马克思。他说，“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立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在灾难中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究竟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的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坚持统一”^[56]。当然，对资本自我调节的批判是与对资本自我扬弃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破，后者是立。

杰克·法莫尔指出，近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表明，国家实际上是为私营部门服务的，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所说的理想的“自由市场”或者“纯粹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国家与资本之间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巩固资本主义上总是有着共同的利益。他强调，对于那些想要解读这个毁灭性体制的人来说，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57]。

另外，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法国调节学派注重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以调节概念为分析工具，强调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主张以社会制度为中介来建立多元化的调节方式，希望克服社会关系的矛盾以摆脱危机。在调节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调节方式”，每种积累体制都在特定调节方式的框架内运行。20 世纪70 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危机使“二战”后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产积累体制。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方式的重点是调节雇佣劳动制度和所有制关系。颜鹏飞、曾红艳指出，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方式实际上是一揽子政策主张的工具箱，比如调节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雇主与雇员以及国际经济关系^[58]。吕守军、严成男把法国调节学派置于整个经济学系谱中考察了其流派定位，提出它属于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学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同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59]。

在当代中国，学者们对新古典自由主义市场观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比较和批判。程恩富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确保了高效的市场和高效的政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了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60]。卫兴华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反驳了有些学者主张我国应该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观点^[61]。何自力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总结了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62]。胡钧强调，某些学者的“政府的职能只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弥补市场之不足”的观点，是束缚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内的思想，它严重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63]。厉以宁指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弥补彼此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弥补是不完全的，即这两种调节之外会留下一些空白。而只有依靠习惯和道德才能弥补这些空白，于是就形成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习惯与道德调节三者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的格局^[64]。此外，有些学者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寻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力量。但是，他们对中介力量的具体形式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市场经济的诞生已有两三百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也有20 多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不意味着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范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的理解和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领域、产业、部门、场合和环境来进行，绝不可抽象地一概而论。显然，仅仅强调市场或政府一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都是错误和偏颇的。“市场万能论”和“政府万能论”一样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神话。因此，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性质、考虑国情实际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切实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