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一体化之路：鲁尔煤钢工业管制问题与舒曼计划

（1）欧洲重建和一体化——美国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功能的修正

六国伦敦会议之后，美国便开始着手实施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军方和国务院却还存着很大的分歧。“克莱和其他陆军部官员都抱怨英法拖延的诡计，以及他们缺少国务院的支持。而后者正全神贯注于北约的谈判，并忽视了美军在德国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坚持认为，在对待这些问题时，国务院过于注重细枝末节了，或者是慌于作出损害德国复兴及美国在德国地位的让步。军方倾向于采取一揽子政策，除非得到让步，否则就撤回‘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及对鲁尔协定、北约条约的支持。”^[152]“对国务院的官员来说，军方的建议走得太远了。凯南指责克莱和军方在与盟友的谈判中过于刻板，阻扰谈判，在讨论中没有运用讨价还价的方法，并拒绝在德国与法国及其他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西欧国家之间寻求平衡。既然在德国无法解决德国问题，就只有放到欧洲的范围内才能解决。因此，必须支持西欧自由国家逐步建立一个西欧联盟，并将日后成立的西德国家纳入这一体系。”^[153]

为了解决内部的分歧，美国政府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该委员会实际为国务院所控制。在1949年3月最终上交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国务院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报告指出，美国不仅要加快在政治和经济上重建西德国家的步伐，将西德纳入“马歇尔计划”和北约，还要促进西欧国家接受西德，并最终让西德加入所谓的西欧联盟^[154]。在这一政策中，“重建西德”是强迫性的，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的政策；而“让西德融入西欧”则是引导性的，因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采取主动才行^[155]。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在六国伦敦会议后一边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作用严格限制在西欧重建领域，一边又积极将它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引导。

出于上述想法，自1949年初开始，美国一直极力避免把对德经济限制与安全问题扯在一起。它主张，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作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经济重建领域，以求给予“德国人更多的自由空间而消除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156]。美国的这一政策显然是与法国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初衷相悖的。法国谋求鲁尔国际化，为的就是在实现对德经济优势的同时获得长久的安全保障。英国对法国在安全方面的要求表示理解。1949年3月2日，英国在一份名为“鲁尔管制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备忘录中表示，建立鲁尔管制机构的主要目的应是满足法国在安全方面的需求，这有利于西德政府的顺利成立^[157]。因此，英法都希望能早日建立鲁尔管制机构。

在1949年4月初召开的西方三国华盛顿外长会议上，两国敦促美国尽快就贯彻《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展开谈判。然而，美国会前就打定主意，在自己与英法就建立西德国家一事达成协议之前，绝不同意建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158]。所以，墨菲答复英法说，美国“想要把所有东西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其他协定都签完之后，我们才准备签鲁尔协定……对军事安全委员会协定也是如此”^[159]。直到1949年4月8日，美国和英法才签订了“华盛顿协议”，完成了建立西德国家的最后程序，并将三国军政府缩小为文职的高级委员会，负责对新成立的西德国家进行监督。在扫除了这一障碍之后，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才最终在1949年4月28日得以建立。不过，在5月11日和23日的两份备忘录中，美国依旧将管制机构的功能限定在欧洲重建的范围^[160]。

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向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引导。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西欧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起来。1947年5月16日，凯南在他制订的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建立包括处于英、美、法占领之下的前德国领土的西欧联邦是（‘马歇尔计划’的）最终目标”，“应当制订一个计划，去鼓励地区性的政治合作，以便德国和奥地利的西占区能为欧洲的经济恢复贡献最大的力量”^[161]。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希望使双占区资源符合总的欧洲复兴计划，并在原则上同意考虑监督鲁尔煤钢工业的机制。美国希望对鲁尔煤钢工业的处置能为西欧一体化服务。美国价格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主任保罗·波特（Paul Porter）就曾提出：“通过对德国煤钢或许还有化学、电力工业建立国际管制解决德国问题，或许这本身不会完成欧洲联合，但它可以有力地推动欧洲在这个方向上前进。”^[162]国务院官员麦克洛伊则在1947年6月10日向国务院明确建议将鲁尔煤钢工业的重建变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我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我们在全欧洲建大片工厂、道路和交通系统的做法都是些毫不相干的努力，除非我们抓住了最根本的经济（行业）——煤。”^[163]在1948年伦敦会谈时，国务院也专注于实现西欧一体化。“他们仍然相信，正如他们自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以来所相信的，对鲁尔的国际监督将有利于控制德国的权力，保证法国安全并促进欧洲一体化。”^[164]六国伦敦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团长道格拉斯甚至建议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政权，对法国、低地国家和鲁尔的煤钢工业的融合实行监督^[165]。

就法国方面而言，虽然皮杜尔在1947年10月8日也曾表示“要让鲁尔融入有组织的欧洲经济”^[166]，但是，与美国的西欧合作思想不同，法国的这种“融入”是建立在歧视、压制德国的基础上的。它想让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拥有主权，可以对鲁尔煤钢工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管制，并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拥有正式的成员资格。这一安排的实质是让法国实际掌握德国的生产投资权和在国内消费和对外出口之间分配德国资源的权力”^[167]，强迫鲁尔为欧洲“服务”。美国对法国的这种做法当然十分不满。在1948年的六国伦敦会议上，道格拉斯、洛维特、尼采等人曾多次表示，“对鲁尔实行的管制在性质上应是为了西德及西欧有效的联合而不应是惩罚性的”^[168]，“法国对鲁尔的关注应放在整个西德乃至西欧的视野中来衡量，只有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将西欧组织起来的方案，并由德国在这一方案中作出重大贡献，德国才有可能保证其安全，因为鲁尔的资源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因素。”^[169]美国认为，法国的企图严重损害了“欧洲复兴及德国纳入强大的西欧经济、政治组织的计划，对美国代表来说，这一框架才是解决德国复兴及欧洲安全的最好办法”^[170]。

然而，在英法等国的坚持下，一个具有歧视性的《鲁尔国际管制条约》还是被制定了出来。为了加快推动欧洲一体化，美国决心对该条约附加必要的条件，以使它最终能由鲁尔管制机构发展成“一个广泛地、为了共同利益而保证有效地利用鲁尔和其他欧洲资源的机构”^[171]。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英法勉强同意，可将对鲁尔企业的国际监督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前奏，“在这一框架下（指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六国代表要提供一种方法，使一个和平民主的德国能够进入西欧共同体，并在其中以独立的资格来承担完全的责任”^[172]。最终，“美国人成功地将法国的安全需要与自己复兴西德和欧洲一体化的愿望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一个类似于马歇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所提出的监督机构”^[173]。

六国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继续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向西欧一体化的方向上引导。1949年1月3日，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再次向法国表示：“我们将鲁尔国际管制的建立看作是更大程度上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前奏。”^[174]麦克洛伊在1950年元旦召开的专门讨论未来一年美国对德政策的高级会议上也指出，“扩大鲁尔管制机构的管辖区域将对德国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将有利于西欧一体化，扩大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将是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更好的工程”^[175]。国务卿艾奇逊还向舒曼表示，鲁尔工业的过度集中问题也可以通过欧洲一体化的框架来解决^[176]。

正因为如此，通过一体化来解决鲁尔问题的“舒曼计划”很快就受到美国的欢迎。美方称：“这个建议想象力丰富，有用，有很多优点。”“高级机构有权做出使法德同样受约束的安排，将对德国人很有吸引力，它们会以此抗衡鲁尔协定和那些专门对付它们的安全措施；这一建议还为法国减少对德国钢铁工业的限制和修改或废除鲁尔协定打下基础。”^[177]1950年6月2日，艾奇逊向各驻欧使节发出指示，正式宣布美国支持法德就“舒曼计划”展开会谈^[178]。

（2）西德对《鲁尔国际管制条约》的态度

在1949年11月10召开的三大国巴黎外长会议上，法国最终接受了英美提出的停止对德国拆迁（军火工业除外）的建议，而美国则答应和英法一起向德国施压，以迫使其在拆迁终止的同时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会议结束后，三国外长授权驻德高级专员向德国传达盟国停止对德国拆迁的决定，但前提是，德国必须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并与军事安全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合作^[179]。面对盟国的压力，德国人在是否应该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以舒马赫为代表的德国社民党坚决反对德国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在1948年12月29日的新闻公告中，德国社民党断然拒绝了盟国制定的《鲁尔国际管制条约》^[180]。与此同时，舒马赫在和加拿大政府会谈时也对该条约予以否定^[181]。

社民党之所以拒绝鲁尔管制机构，是因为首先，该机构会对德国未来的经济生存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舒马赫将鲁尔工业视作德国最后一个“民族希望”，不能接受德国在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中只拥有很少的权力。早在1949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鲁尔国际化的经济管制和生产管理是正确的。但这种管制也必须有德国的决定性的参与。德国的国民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参与鲁尔工业产品的分配。”^[182]其次，不涉及私有产权改造问题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与社民党实现全欧工业社会化的理念格格不入^[183]。舒马赫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视作是一个巨型的资本集团的代言人，认为德国加入这一机构会加剧煤钢工业劳资冲突^[184]；第三，舒马赫认为，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欧洲一体化。1949年9月21日，他在联邦议院中明确指出：“社民党曾做了当时德国其他政党都没做的事情，即在1925年的《海德贝格纲领》（Heidelberger Programm）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决定性的加入了欧洲合众国内容……但是生死攸关的法德和解是不能只用激扬的话语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依靠民主的讨论。欧洲呼唤平等。”^[185]社民党代表卡尔洛·施密特（Carlo Schmidt）在议会委员会讨论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时也曾指出，“只有所有所涉及的国家真正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并将其交给欧洲联邦，欧洲国才能建立。”他还表示，他个人认为欧洲合众国的建立应在“德国统一之后”。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舒马赫反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也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的需要。他曾在联邦议院中明确表示：“人们可不能将反对党当成政府的小伙伴。”^[186]因此，当联邦政府决定要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时，舒马赫便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以实现自己作为反对派的存在。

《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出台后，基民盟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这一只针对鲁尔的条约既是对德国的巨大歧视，也不利于鲁尔工业的复兴，因此必须加以修改。来自斯图加特德国和平问题办公室的官员黑尔弗里德·哈特曼（Helfried Hartmann）指出，这一条约除了会对德国的生产“造成持续的世界竞争的压力”外，还会加剧德国的分裂，因为该条约等于抛弃了四大国的《波茨坦协议》^[187]。阿登纳也表示，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有权管理鲁尔区整个煤炭生产和钢铁生产……这也就可能对整个德国经济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倘若要根据实施这项法规而使德国的经济受到压制，那么‘马歇尔计划’就会变得毫无意义。”^[188]因此，这一机构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忍受和不现实的，希望能对伦敦建议进行修改，使我们德国人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参与欧洲重建”^[189]。

但与此同时，联盟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认为，尽管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存在着种种弊端，德国还是应该加入其中。

其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单纯排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是没有任何用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是三大国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谈判才勉强取得的结果，不可能因为德国人的反对而轻易被修改。对于这一点，艾哈德领导的德国和平问题办公室在1948年6月时就看得十分清楚。“对德国来说，加入鲁尔协定是必须且必要的，因为单纯的抗议和拖延政策是绝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只有将德国自己的利益融入其中，才能赢得合作并促使条约进一步发展。”首届联邦政府的大多数成员也认：“要使德国的影响能左右高级专员的政策，在最近的时间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于盟国安全委员会也是如此——然而，通过派出一名德国代表进入鲁尔专署，就有一定机会对那边执行的政策施加影响。”^[190]面对盟国的压力，阿登纳也选择了接受管制机构这一现实的做法，正如他在其他政策上的现实主义做法一样。

其二，西德可以以此换取盟国减轻拆迁赔偿。阿登纳把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看作是使盟国修改拆迁计划的机会，他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打算只有在绝对明确地看到英法两国对美国提出的减轻德国经济负担的要求也表示同意时，也就是说三国高级专员都愿意在拆除设备上做出让步时”，他才让人知道德国“准备给鲁尔专署派出一名代表”。只有当阿登纳“确有把握从盟国方面相应地得到大的让步时”，他才敢于向德国公众宣布他准备参加鲁尔专署^[191]。(www.xing528.com)

其三，西德参加鲁尔国际管制机构还有引导这一机构走向欧洲联合的意图。为了使西德能够平等地参与西欧的重建，基民盟提出了有名的“阿诺德计划”，要求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管制范围扩大到所有西欧国家^[192]。“阿诺德计划”得到了同样主张欧洲联合的阿登纳的支持。这位基民盟主席认为，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是欧洲合作的“试金石”，加入这一机构，可以更好地引导其向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上前进。“如果本着欧洲和德国的利益来执行鲁尔法规，如果鲁尔法规意味着一种西欧经济秩序的开始，那它就有可能成为欧洲合作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193]“这一法规可以给欧洲联邦开个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乐于参加进去。”^[194]

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当然也引起了鲁尔大工业家们的强烈不满。西德煤炭工业当时并不存在私有产权，也没有利益代表组织。因此，德国煤炭管理局局长海因里希·科斯特（Heinrich Kost）就成了西德煤炭工业利益的代言人。当《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出台后，科斯特一面宣布接受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一面又对它的不良影响进行了批判：“其对欧洲精神发展的负面作用是难以消除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所开的先例，可能会导致盟国对鲁尔经济无休止的控制，打击工人积极性，影响煤炭产量的提高。”与煤炭工业不同的是，当时西德钢铁工业不仅存在盟国所任命的托管人，也存在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作为钢铁工业的托管人，原鲁尔钢铁工业家海因里希·丁克尔巴赫（Heinrich Dinkelbach）也对《鲁尔国际管制条约》提出了批评：“该条约会使人们倾向于无限制的沮丧，去赢得盟国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但盟国也必须信任我们。”^[195]与此同时，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则一直对《鲁尔国际管制条约》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1949年11月3日，该条约才出现在联合会的正式议事日程当中。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之所以不关心《鲁尔国际管制条约》，主要是因为当时盟国对鲁尔钢铁工业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而《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好歹还包括与欧洲联合相关的内容。

但与此同时，以海勒为代表的另一部分鲁尔大工业家却认为德国应该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并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1949年10月26日，海勒在一次联邦议院会议上向联邦经济部部长艾哈德建议，联邦政府应该同意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因为：“在短期内这一机构并没有什么权力，它只有通过德国的积极参与才能拥有实际的职权……而且，法国在安全方面的需求确实巨大，只有德国方面在鲁尔管制问题上做出让步，法国在拆迁问题上的反对才能被消除。”艾哈德对这一建议深表认同，并在10月29日将其转交给已成为德国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196]。当联邦政府公开宣布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之后，海勒立即对阿登纳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在1949年10月29日写给阿登纳的信中，海勒认为，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不仅对停止盟国对鲁尔钢铁工业的拆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有利于消除法国的不安全感，促进法德和解^[197]。

德意志工会联合会则积极支持联邦政府对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政策。博克勒在1949年12月15日指出，“通过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使德国第一次在这一机构中有了自己利益的代表，并有可能使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向全欧重工业机构进一步发展。”^[198]在1950—1951年的报告中，德意志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曾明确表示：“只有欧洲国家能够限制各自的主权并用欧洲的观点来解决欧洲经济问题，欧洲经济区才能健康。”德意志工会联合会在报告中还提出以下建议：鲁尔必须为欧洲的安全与繁荣服务；将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置于一个欧洲组织的控制之下等^[199]。阿登纳十分重视德意志工会联合会对自己政策的支持：“德国内政方面的困难应通过争取一位工会领袖人物作为德国代表的做法加以避免。大家知道德意志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博克勒（尔）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是相反的。他是持赞成态度的。”^[200]

由于《鲁尔国际管制条约》与基本法相违背，德国只能按占领法规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所以无需经过议院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便不顾社民党的激烈反对，在1949年11月22日与三国驻德高级专员达成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根据协议书的规定，盟国同意停止对德国绝大部分工业的拆迁，作为回报，德国则同意加入鲁尔国际管制机构^[201]。《彼得斯贝格议定书》是联邦德国通向主权国家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不仅对德国工业的拆迁赔偿基本停止，连1100万吨的钢铁生产上限也实际上被取消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开辟了德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新纪元。根据《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联邦德国被允许参加各种国际组织。1950年4月1日，欧洲委员会向德国发出了参加邀请，从而使得德国“所丧失的权力在参加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后不久就得到了补偿”^[202]。

（3）鲁尔问题对法国制订“舒曼计划”的推动作用

鲁尔问题对法国提出“舒曼计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客观方面来说，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成立不能保证德国让渡鲁尔煤钢工业的产品分配权和经营监督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的鲁尔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也一直要求通过西欧一体化来谋求鲁尔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鲁尔问题的途径。从主观方面来说，解决鲁尔问题则是法国政治家简·莫内（Jean Monnet）个人制订“舒曼计划”的主要动机。

《鲁尔国际管制条约》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一方面，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权力有限。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确定鲁尔煤钢的出口比例。但是，如果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决定得不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支持，或者占领当局不去执行它所确定的分配比例，那它的决定就将形同一张废纸。因此，西欧国家普遍怀疑“在占领继续和美国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能否被允许在实际意义下发挥作用”^[203]。实际上，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在煤炭分配方面的作用还远远比不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下辖的欧洲煤炭委员会。另外，《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对鲁尔工业经营监督权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或军事安全委员会最终能否得到这项权力还是个未知数。另一方面，《鲁尔国际管制条约》只针对鲁尔工业建立国际管制，这本身就是对德国的歧视。随着西德国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该机构的存在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不满。

这两个体制上的缺陷使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法国在经济及安全方面的需要。实际上，若无德国和英美占领当局的配合，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决议是很难得到贯彻的。朝鲜战争使煤钢产品再次成为全球的抢手货。德国希望趁此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钢铁产量，进而实现国家复兴。而美国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大力支持德国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业潜力。因此，美德都企图将更多的炼钢用的焦炭留在德国，根本无暇顾及法国对煤炭的需要。在这场危机中，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在煤炭分配方面的无能令法国大失所望。“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没有建立煤矿与单个购买者之间细节上的联系，它不能保证来自鲁尔的焦炭供应，而这正是法国钢铁工业所需要的，法国不再对这一机构抱有幻想，并公开轻视它的作用。”^[204]。由于法国缺少煤炭，当德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100%时，法国生产能力却只有85%^[205]。随着盟国对德国钢铁工业限制的不断减少，到1952年底，德国“将再次垄断欧洲钢铁市场”^[206]。很明显，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在未来几年难以防止德国工业在西欧的再次称霸。所以，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安全方面，鲁尔国际管制机构都无法满足法国的需要。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鲁尔问题及欧洲煤钢问题，满足自己在经济及安全方面的需要，法国终于在1950年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法德和解基础上的、全新的鲁尔政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认识到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像芦苇一样微弱，无疑使得舒曼去寻求法国人更可接受的对德问题的新途径。”^[207]

从主观方面看，解决鲁尔问题和欧洲煤钢问题无疑是莫内制订“舒曼计划”的主要动机之一。莫内对于欧洲煤钢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德法）双方的共同的天然财富首先是煤和钢。但法德各自占有的煤和钢的数量并不相同，而是互为补充的。煤钢矿脉的天然走向呈三角形，在历史上两国的国界则是人为划定的。这些始非所料的国界线在产业革命时代就已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民族主义的诞生。这条人为划定的国界线阻碍了双方的贸易往来，造成了双方的激烈冲突。两国人民中的任何一方如果得到这快三角地带，另一方便会感到安全失去了保证。双方对三角地带的争夺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而战争又只是问题的暂时解决——不过是准备更大规模战争的间歇而已。此外煤钢结合在一起，又是增强军事实力和制造军火武器的关键问题。如果能超越国界的局限，把两国的煤钢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剥夺一方的垄断地位，又可以为另一方消除战争威胁。”^[20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莫内对新成立的鲁尔国际管制机构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鲁尔区的煤钢资源也从（1949年）4月份起转交给一个国际机构管理……但因德国已为争取权利而斗争，所以拒绝出席盟国会议。”^[209]显然，莫内觉得以压制、歧视德国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机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鲁尔问题的。要想解决鲁尔问题，必须实现西欧的一体化。在莫内心中，“舒曼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鲁尔问题。“选择煤钢工业来完成这一步，是因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公众的心目中，鲁尔工业是与战争潜力联系在一起的。”^[210]

1950年5月4日，莫内制订了关于“舒曼计划”的备忘录。5月9日，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这一计划。6月25日，莫内又制定了实施“舒曼计划”的细则。

笔者认为，在解决鲁尔问题方面，“舒曼计划”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其一，该计划所要建立的煤钢共同体具有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舒曼计划”提出，要建立一个“行使国家主权的新的国际机构”^[211]——高级机构（High Authority）。“该机构将对整个体制的运行负责，其成员由各国政府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挑选有独立人格的人组成。”^[212]时任鲁尔国际管制机构执行秘书的乔治·卡伊肯贝克（Georges Kaeckenbeek）依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经验指出：“在经济领域，没有一个由部长委员会或政府间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能满意的工作，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可能有国际组织，也不可能有国际公正可言。”^[213]卡伊肯贝克所依据的经验，当然包括他在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工作的经验。因为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领域的国家间机构，它常因成员国之间的争权夺利而陷于瘫痪。而在莫内的设计中，新成立的高级机构是由具有超国家性的人员组成的，这些人活动的依据并不是某个成员国的利益，而是全体成员国的整体利益。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减少高级机构各成员之间的摩擦，提高煤钢共同体的决策力。

其二，“舒曼计划”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平等性。与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不同，参与“舒曼计划”的各国在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所以，“舒曼计划”特别受到德国人的欢迎。阿登纳在得知“舒曼计划”的内容后兴奋地表示：“法国的建议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我认为舒曼的建议是法德关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其意义是无法再做强调的了。”^[214]而对法国来说，只有消除德国人的抵抗情绪，才能持久有效地解决鲁尔问题，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

莫内之所以能创造性地提出“舒曼计划”，是因为他向来崇信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的思想。早在1945年夏，欧洲重建在即的时候，时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军需与武器装备委员的莫内就指出，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215]“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莫内再次表示：“西欧各国应该把各自的努力化为全欧洲的共同努力，只有成立西欧联邦，才可能把共同的努力化为现实。”^[216]莫内认为，只有消除百年来法德两国的历史积怨，才能真正开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只要我们大家能消除对德国工业统治的恐惧心理，对于欧洲联合的最大障碍也就得到了消除，这样才能为欧洲的联合创造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才能对欧洲的统一起积极促进作用。”^[217]“欧洲应在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法德联合是欧洲联合的基本因素，从现在起，即应建立发展经济的共同基础，这是法德联合的第一阶段。”^[218]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是莫内制订“舒曼计划”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两种思想，莫内是很难想到用“舒曼计划”的方法来解决鲁尔问题的。